佛教是如何在中國站穩腳跟的

  一

  佛教在兩漢時期就從古印度傳入了中原地區，但是當時人們對佛教教義不甚了解，僅僅將它當作道教神仙的一種。少數信奉佛教的人也都是官僚集團中的上層人士。在兩漢時期，人們出家為僧是非法行為。所以當時佛教還僅僅是社會上的一種邊緣思潮，它真正盛行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解決了自己教義和中國傳統政治的深刻矛盾，最終在中國站穩了腳跟，並綿延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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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迅速流行呢？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東漢末期以後，政治黑暗、社會動盪，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越來越不能解釋社會的黑暗面，社會各階層對儒家學說產生了信任危機。而此時的道教雖然教義不斷完善，儀規逐漸形成，但距離成熟的宗教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當時新興起的玄學雖然逐步取得了一些思想市場，但它的信仰者基本局限在士大夫當中。時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而佛教恰逢其時，從天而降。

  第二個原因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局勢動盪，王朝像走馬燈一樣更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動盪的社會是宗教發展的沃土。當社會中人人都懷著朝不保夕的恐懼和憂慮時，神靈的超自然力量自然就成了人們寄託各種美好願望的對象。魏晉南北朝時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保全身家性命、保護自己財產的迫切願望。於是他們把目光投向了新興的佛教。我們翻閱南北朝時期的正史，就會看到裡面有許多荒誕不經的事情。比如說某個官員因獲罪而被判死刑，臨刑的時候他默念觀世音法號，竟能枷鎖自脫。還有的官員在行刑前默念佛號，就在這時皇帝赦免的詔書及時送到了，等等。這些被記入正史的事跡反映了當時官員在動亂之際企圖通過信仰佛教來保全身家性命的心理。官僚階層如此，百姓更是如此。以上兩個原因相互作用使得佛教在魏晉南北朝這個亂世中迅速泛濫。

  兩漢時期是不准百姓出家為僧的，魏晉時期的石虎說我本來就是「戎」人，理當尊奉「戎神」，即佛。他下令不論華夷貴賤，都可以自由出家。出家的禁令解除了以後，大批百姓為了逃避勞役、保全性命，紛紛削髮為僧，求得寺院的庇護。

  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割據政權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橫征無度，百姓們出家為僧的比例就高；如果一個政權政治清明、社會穩定，和尚們還俗的比例就高。那些帝王和達官顯貴們自然不願意出家為僧，但是他們信佛、佞佛，為佛教的泛濫而推波助瀾。南朝時期，王、謝等世家大族皈依佛門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即便是在東晉末年，晉恭帝司馬德文還親自籌措資金數千萬，塑造金佛，步行十餘里放置在金陵瓦罐市。南朝的梁武帝蕭衍就更出名了，曾三度出家到金陵同泰寺，甘願做一個寺奴，最後都是梁朝官員出錢將他贖回的。

  普通百姓和王公貴族的種種行為，推動了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泛濫成災。最突出的表現是當時的中國南北方寺院林立，各家寺院收斂錢財、擴充田地，和尚和尼姑數量大增。佛教寺院發展成了龐大的經濟體和社會力量。據史料統計，南朝的首都建康有佛寺五六百所，在北魏的前期首都平城有佛寺上百所，北朝寺廟超過了六千四百所。而南北雙方合計的寺廟總數估計在三萬所以上。當時，僅北魏統治區域就有專業的僧尼兩百多萬人，到了北周時期，又增加到了三百多萬人。

  民間的信奉和達官貴族的尊崇，使得佛教藝術也在當時大為發展。典型的表現就是佛教石窟的大量開鑿。今天，我們看到的幾大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以及山西天龍寺石窟和甘肅炳靈寺石窟等，都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鑿的，其中最值得說的是敦煌莫高窟。

  敦煌自西漢設立郡縣以來到西晉末年的數百年之間，逐步發展成為中國西北地區的軍政中心和文化商業重鎮，成為華戎交匯的大都會。進入魏晉以後，河西地區先後建立過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等割據政權。400年，李暠割據敦煌稱王，建立了西涼。

  敦煌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國都。敦煌在前涼、西涼、北涼三個割據政權統治時期，社會相對安定，各個政權都注重治理內政，保境安民，輕徭薄賦，同時崇尚儒學，興辦教育，招攬了大批讀書人和文化精英。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文化昌盛，敦煌成為文化中心。在當時的敦煌城裡，人們能夠看到各地前來避難的士人、大師和普通百姓。著名的儒家大師在敦煌開課講學，往往能夠聚集數百甚至上千名學生。在地理上，敦煌是西域進出中原的交通要道，扼守佛教傳入中國的咽喉。西域的商品、文化和宗教源源不斷地來到敦煌，中原內地前來避難的百姓和儒家文化、生產技術也紛紛傳到敦煌，使得敦煌成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個焦點。

  在這裡，飽受動亂之苦的中原百姓紛紛拜倒在從西邊來的「佛」的腳下，希望能夠藉此解脫苦難。敦煌由此成了佛教東傳的原點和西部地區的傳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學高僧在敦煌駐足講經，並經由敦煌進入中原大地。前秦苻堅的時候，開始有佛教中人在敦煌城郊區的鳴沙山開鑿石窟。據說，當時有人看到，鳴沙山上金光萬道，仿佛有千尊金佛，於是萌發了開鑿佛教石窟表示虔誠的心意。這場浩浩蕩蕩的石窟造佛運動延續了千百年，最後造就了千古流傳的敦煌藝術。

  敦煌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燦爛的文化及東西思想的碰撞，全都體現在了一件件的物品當中，成為一幅幅著名的、美輪美奐的壁畫和一個個淹沒在黃沙和穀子堆里的悽美故事。北魏滅亡北涼，統一了北方以後，河西地區的文化、人物和敦煌的佛教迅速進入中原。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泛濫的第三個表現是這個時期名僧輩出，翻譯大盛，是中國佛教思想的奠基時期。西晉永嘉四年（310），西域龜茲僧人佛圖澄來到洛陽，當時佛圖澄已經七十九歲了。據說他在中原主持修建過八百九十三所寺廟，收了將近一萬名門徒，他於永和四年（348），在鄴城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七歲，他的眾多門徒中最著名的是釋道安。中國僧侶習慣於以「釋」為姓，這個做法就起源於釋道安。

  釋道安是冀州常州人，出家之前是飽讀儒家經書的書生。十八歲時，他在鄴城見到了佛圖澄，受到了佛圖澄的賞識，之後就一心皈依佛門，弘揚佛法。後趙滅亡後，中原混亂不堪，釋道安帶著弟子遷徙到南方，在東晉興寧二年（364）率弟子慧遠等四百多人來到了南方的襄陽。他在襄陽注經、講經、翻譯經文，常常聚集信徒好幾百人。

  釋道安的師傅佛圖澄來到中原的時候，可能還用了一些迷惑人耳目的魔術來招攬信徒，到了釋道安時期，佛學完全成了一門嚴肅的學問，他們招攬信徒靠的是傳授思想。太元四年（379），前秦軍隊攻陷襄陽，苻堅將釋道安恭恭敬敬地請到了長安。在長安，釋道安組織了大規模的翻譯佛經事業，而他的弟子慧遠則在前秦軍隊攻占襄陽以後，帶領一部分人逃到了九江，後來定居在廬山。

  慧遠是山西雁門人，他少年時遊學於許昌、洛陽，學習的是儒家經典和黃老道家之術。二十一歲在山西恆山聽釋道安講經以後，毅然出家為僧。他在廬山居住了三十多年，弘揚佛法，後來發展成了淨土宗。淨土宗是當時南方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廬山成了佛教重地，前往江南和西域的北方僧人往往匯聚廬山。廬山也發出了一封封探討佛經的信件，和北方同道通信問學。

  北方與慧遠同時代的著名僧人是鳩摩羅什，西域龜茲人。前秦苻堅命呂光進軍西域，班師時將已年屆中年的鳩摩羅什請到了涼州。後秦滅後涼後，姚興又將他迎到長安，並對其敬若神明，命僧人八百餘人跟從他學習。鳩摩羅什最大的貢獻是組織了大規模的佛經翻譯事業。他精通梵文和漢字，在幾百名助手的協助下翻譯了大批佛經，對佛教經典的漢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除了這些宣揚西方佛教的僧人以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還興起了中國本土僧人去古印度求法的熱潮。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人，在東晉時期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法顯和尚。法顯俗姓龔，平陽武陽人，三歲就進佛寺做了小沙彌，二十歲的時候受戒。東晉隆安三年（399），法顯和一些同伴從後秦的首都長安出發，西行求法。求法的道路當中，旅伴時增時減，旅途生活極為艱難。比如從敦煌到鄯善的一段路程，法顯就不得不以枯骨為標誌，在戈壁荒漠中走了十七天。經過三年的跋涉，法顯在元興元年（402）才越過蔥嶺，進入北印度。他的足跡遍布西、中、東印度各地，瞻禮佛陀遺蹟，學習梵文，收求佛經。在東晉義熙五年（409），法顯搭乘商船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繼續求法。兩年後，他搭乘商船回國，途經大風，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最後流落到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又過了一年，他才從爪哇搭乘商船回到廣州，途中又遭遇暴風雨，漂流了兩個多月，結果到達了青州（今山東即墨）。法顯將自己沿途求法的經歷寫成了《佛國記》一書。在中國佛教史上，法顯是與唐朝玄奘齊名的人物。

  二

  在喧囂的信佛、崇佛浪潮當中，也有許多人對佛教的泛濫進行了冷靜的思考，並提出了批評，如北魏官員李暘。他認為，中國的聖人不信神，不信鬼，而佛教卻宣揚天堂、地獄、靈魂等，是地地道道的鬼教。他還上奏北魏皇帝，認為不應該捨棄堂堂正正之教，即儒教，而信鬼教。南朝官員天文學家何承天則根據佛教的因果報應學說認為其宣揚邪說，自相矛盾。他舉了一個例子：鵝吃草不殺生，卻最終要被人宰殺；燕子殺生，以蟲為食，而家家戶戶卻保護燕子。這樣看來，殺生者不一定有惡報，為善者卻沒有善果。何承天根據佛教思想內在的一些矛盾，認為佛教是欺騙老百姓的陷阱，應該遭到仁人志士的捨棄。

  南北朝時期，對佛教最強有力的批評來自於范縝。范縝是梁武帝蕭衍的老朋友，在梁朝初年的時候曾經做到尚書左丞，後遭人彈劾被流放廣州，返回建康後擔任官卑職小的中書郎。當時，蕭衍崇信佛教，范縝卻對當時舉朝傾盡財力崇佛、老百姓破家佞佛的行為表示不滿，公開發表了《神滅論》。《神滅論》的主要思想就是人的精神和肉體是一體的、共生的，宣揚人死神滅，沒有靈魂。這就否定了佛教的因果報應。佛教的教義是博大精深的，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報應和神靈而已。范縝就根據這兩點強調神形不可分，人死則靈魂消滅。後來上至梁武帝，下至竟陵王都驅使了一批佛教信徒與范縝辯論，結果都被范縝駁得無言以對。這也說明當時南北朝社會上下對佛教的信仰並不深，並沒有領會佛教的真正深義。很多官僚、百姓崇信佛教，大體都是一種病急亂投醫的心態，並不意味著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義已經深入人心。

  佛教泛濫的表面喧囂，並不能掩蓋佛教和當時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對立。

  不解決這樣的對立，佛教就遠談不上在中國站穩了腳跟，佛教和中國社會深層的矛盾有哪些呢？除了剛才說的佛教的精神教義並沒被中國人真正接受以外，佛教對當時中國社會還產生了巨大的危害。大量人口皈依佛門，大量金錢流入佛門，導致佛教和政權爭奪財力、物力和人力。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有一些縣人口不足萬人，而一些大的寺廟往往擁有數十萬的人口。這樣就使得佛教的勢力超過了地方州縣的勢力，怎能不引起各級政府的猜忌。

  同時佛教思想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古印度，佛教與世俗政權的關係無非兩種：一種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問塵世，入了佛門就是脫離紅塵。於是許多早期的佛教僧侶住在深山老林中，不問世事。另一種就是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貴霜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但是這兩種情況和中國的政治文化都不相融。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崇尚大一統的國家，皇權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的中央政權絕不能允許有不受政府公權力管轄的特殊人物和事例存在。同時中國也是一個「非宗教」國度，世俗的帝王不可能兼任佛教的最高教主。這就使佛教的教義、組織機構和中國的社會之間產生了深層次的矛盾。

  在魏晉南北朝早朝，佛教僧侶堅持古印度的慣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關心與皇權、官府產生的衝突，乾脆就不理會皇權和官場。比如，當時的佛教僧侶看到了達官顯貴，既不跪拜也不行禮，常常漠然地擦身而過，這在達官顯貴看來就是一種不敬的行為。東晉時期，掌權的大將軍桓玄曾經責問南方佛教的領袖人物慧遠。他說，僧人看見了官員甚至是看見了至高無上的帝王都不行禮，這是「大不敬」，而這在封建王朝的法律當中是可以抄家滅門的大罪。但是慧遠專門寫了一篇題為《沙門不敬王者論》的文章來回應桓玄的責難。慧遠說：僧人出家，積善積德，實際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義有助於推動文化，其實是在協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侶雖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說不敬。慧遠最後說，佛教僧侶是開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違背天意、順從天意，佛教僧侶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慧遠的這種辯解，讓桓玄無言以對。

  在北方也是如此，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經下詔，佛教僧侶在皇帝面前不得自稱貧僧，必須稱民或臣，但官府的這些命令並不奏效。魏晉南北朝前期，佛教仍然保持著與世俗政權抗衡的局面，這讓世俗的政治人物不能釋懷。魏晉末期十六國的西夏赫連勃勃大王就想出了一個歪招，他出門的時候都要身背佛像。於是看到赫連勃勃的佛教僧侶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對著赫連勃勃禮拜，這樣赫連勃勃就變相地實現了讓佛教僧人敬拜自己的目的。但是佛教僧侶在拜過之後，往往聲稱他們所拜的是赫連勃勃背著的佛像，而不是赫連勃勃本人。

  到了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燾雄心壯志，要統一中國。他所遭遇到的一大問題就是北方的佛教勢力過於強大，壟斷了大批人力、財力，並且拓跋燾害怕佛教僧侶藐視王法，不肯臣服於世俗統治，可能妨礙自己大一統的事業，於是開始了大規模的滅佛行動，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毀滅性的打擊。但是佛教泛濫並不是舉起一兩次屠刀就能解決的。拓跋燾死後，北方佛教捲土重來，並且更盛於滅佛之前。到了北周時期，佛教僧侶竟然達到了三百餘萬人。同樣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試圖抑制一下佛教，於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的順序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排序一公布，北方佛教徒大為不滿，自認為要排在道教之前。於是道教、佛教兩派的主要人物當著皇帝的面吵個不休。宇文邕一怒之下，斷絕佛、道兩教，沒收道觀和寺院，迫令出家人還俗。實際上當時道教還被允許保留了兩處道觀，而佛教卻完完全全被廢，三百萬僧彌被押解回鄉，成為接受朝廷統治的編戶，佛教又一次遭受了滅頂之災。

  在遭受了兩次血的教訓以後，佛教雖然沒有在中國絕跡，但使很多佛教僧侶開始進行理智思考。他們認識到，在政治權力強盛、習慣於大一統局面的中國社會，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權妥協，才能在中國生根、生存、繁盛。釋道安就說：「不依國主，法事難成。」為了弘法，佛教僧侶不得不低下頭開始屈從世俗政權，在教義和組織上做了不少妥協。此後，他們不但見到帝王、官員開始主動行禮，甚至見到一般百姓都虔誠禮拜，無論男女老幼。

  更重大的變化是中國的佛教僧侶主動「修正」了佛教的教義，在主張出家、不問世事的同時，佛教高僧們開始認識到，出家人應該服務於社會，遵從世俗政治。他們用釋迦牟尼用法力降魔的說法彌合了出家和入世的矛盾。如果這個社會不太平，如果這個社會上還有暴政和不公平的現象，那就存在著佛教教義當中的「魔」，作為出家人，佛教僧侶就有義務去深入社會，去驅除掉這些魔障，還百姓一個太平天下。而如何還百姓一個太平天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接受世俗政權的指揮，按照世俗政權的命令去救贖、教化百姓。經過這種調和，佛教就完全變成了世俗政權可以借來緩和矛盾、麻痹普通百姓的一種工具。

  這樣的妥協開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完成於隋唐時期。唐宋以後，佛教這個外來宗教已經完全融入中國社會和政治文化中，成為中國社會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僧侶不僅和普通百姓、鄉村士紳相互往來，甚至公然出入帝王豪門之家，恭恭敬敬地遇人就拜。歷朝歷代還出了一些國師，幫著帝王出謀劃策，深層參與了政治事務。此外官府深深介入了寺院的經濟乃至人事安排，就是在普通州縣衙門當中也有一些專門的佛官負責給要出家的百姓做證明，給遠遊的和尚提供度牒。在這樣的情況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