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的競技場

  但是，實際上我絲毫沒有感到悲觀，我已經開始看清適合這個時代的幸福了。而且比起1964年那種光滑、閃亮的幸福來，這種新的幸福感可能更強烈。我想搭建一座能夠暗示這種新型幸福的體育場。帶著這樣的想法，我畫出了設計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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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座體育場首先必須是低矮的。在人口劇增、經濟每年都在大幅增長的1964年，高就是價值。丹下健三敏銳地察覺到了時代的這種欲望，在代代木的山丘上搭建起了兩座極具藝術性的高塔，然後把屋頂吊在了高塔上。那時，時代追求的是高度，低矮意味著土氣和落後。

  但是，到了2020年，高是讓人覺得丟臉的事。在第一輪設計競賽中被選中的扎哈方案的最高處有75米。如果在外苑的森林中聳立著一座75米高的建築，無論是誰都會有一種違和感。我們的團隊首先設定了一個目標，那就是把高度控制在50米以下。即使是1958年建成的舊國立競技場，照明塔的最高處也有60米。可容納人數從5萬人增加到了8萬人，但同時卻要降低高度，這件事的難度非同小可。首先，我們對地面進行了挖掘，使田徑賽場儘可能下陷。觀眾席也儘可能靠近賽場，同時控制高度，試圖以此來提升臨場感，並增強運動員與觀眾的一體感。另外，我們還想出了讓支撐屋頂的大梁的高度徹底變低的方法。最終，從外苑西路路面到體育場最高處的高度被控制在了47.7米（見圖39）。

  我們還注意到，2020年是成本的時代、節約的時代。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對建築的非難與日俱增。社會上興起了這樣一些呼聲：公共建築是亂用稅款的表現，建築本身就是環境的破壞者，是破壞國家財政體系的社會性罪犯。建築師被認為是代表建築系統的罪犯，經常受到抨擊。小泉政權的核心政策就是把公共事業減半，並藉此獲得了國民的支持。保守黨政權與建築業界互相支持的戰後日本體系終於畫上了句號。

  雖然國立競技場是為了奧運會這一國家層面的活動而搭建的，但如今的時代已經不允許為其編制特別的預算了；相反，正因為是國立的，所以對社會上的反應更加敏感，決不允許有浪費。這與田中角榮憑一句話就追加了代代木競技場預算的1964年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我們也可以說，扎哈沒能讀出瀰漫在日本的這種時代氛圍。與她相反，我們的團隊在設計時是將節約貫徹到底的。降低建築物的高度也是一種節約。我們認為外苑的森林應該也會感到高興。

  圖39　 從河出書房新社的樓頂眺望新國立競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