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健一與《歐洲的世紀末》

  從大阪世博會回來之後，我邂逅了《歐洲的世紀末》這本書。如果讓我從一輩子讀過的書中挑一本最難忘的，我會毫不猶豫地選這本。該書作者吉田健一是建立了日本戰後體制的吉田茂的兒子，曾在英國劍橋留學，是英國文學研究者、小說家。如果說他父親是通過工業化和建築化使日本富裕起來的最大推手，那麼吉田健一就是他父親的最佳批判者。他在書中表明，比起製造和擁有物品，反覆使用和熟練使用物品才意味著真正的富裕。父親是製造產品的人，兒子則是享受產品的人。丸谷才一說，吉田茂最大的功績是建設了一個富裕、成熟的日本，創造出了可供吉田健一取材的文學土壤。也就是說，不是在偉大的吉田茂之後迎來了健一這樣一個文化附屬品，而是吉田茂為偉大的健一文學做了前期準備，這種大逆轉式的評價太具有丸谷不走尋常路的特點了，很有意思。

  在《歐洲的世紀末》一書中，吉田健一對兩種歐洲進行了對比：一種是「製造」時期的歐洲，即通過工業革命和榨取殖民地財富而不顧後果地變得富裕起來的歐洲；另一種是其後到來的無聊、頹廢的歐洲，即「世紀末」。一般來說，「世紀末」被理解為沒有生產性的、頹廢的、不健康的時代。但吉田健一反轉了這一看法，他將「世紀末」理解為對物質主義、擴張主義的擺脫，並將其重新定義為「人重新發現了人」的最豐富、最美好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最健康的時代。另外，吉田健一還看透了這樣一點，即「世紀末」並非僅僅出現在19世紀末的歐洲，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國歷史學家）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描寫的衰亡期的古羅馬也有過這種時期，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蘭歷史學家）的《中世紀的秋天》中也出現過，在中國和日本也都曾反覆出現過，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也是一種精神的存在方式。書中說，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公元307—361，被稱為書聖）在和朋友一起酩酊大醉時寫下的《蘭亭序》也好，《源氏物語》中高雅的男女關係也好，千利休懷著對以豐臣秀吉為代表的暴發戶的批判意識而創造的拙樸古雅的美學也好，都是世紀末精神的體現。

  我那時正對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日本的價值觀抱有疑問，並在苦苦尋找能夠替代「1964年」的價值觀，讀了《歐洲的世紀末》之後，有茅塞頓開之感。我覺得，在1970年世博會上經歷了失望、沮喪之後，自己一直想尋找的東西就在這裡！吉田健一以及他所描寫的王爾德、蘭波等世紀末的藝術家取代了黑川紀章，成為我心目中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