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下與大地

  在我造訪沙里寧的冰球館之後，對代代木競技場又進行了更多思考。首先，兩者在地面與建築的連接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冰球館是孤零零地被放置在校園中的平地上。從地基與建築的關係來說，極為普通、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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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相對，代代木競技場的情況又如何呢？大地像綠色的假山一樣隆起，其中還時不時混雜有城堡的石牆那樣的堅固石塊，支撐著混凝土的建築。大地的造型和置於其上的建築造型互相呼應，互相襯托。有時，建築看上去像是被埋在大地下面。少年時代的我一到冬天就會去的第二游泳館正是如此，我當時非常喜歡這種遮蔽方式。被代代木競技場震驚的我，在奧運會結束之後也會在周末從橫濱坐東橫線來這裡的游泳館游泳，夏天就去主游泳館，冬天則去第二游泳館，一邊入迷地看著建築，一邊游泳。

  10歲的我只是被這座建築震驚，覺得它很厲害，並不清楚丹下厲害在哪裡，也沒有注意到厲害的背後潛藏著何種深層次的機制和新的設計思想。

  到19世紀為止，建築師並不關心大地的造型，他們沒有想到為大地本身做設計。西歐的傳統建築中，最常見的大地與建築的關係都是首先在大地上建造一個被稱為墩座牆（podium）的像台座一樣的東西，然後再把建築放在上面。被稱為西歐建築原型的希臘帕提農神廟就是最美墩座牆的例子。

  到了20世紀，除了墩座牆，又開發出了底層架空柱（pilotis）這一新詞。現代主義建築巨匠柯布西耶厭惡沉重的墩座，他認為薩伏伊別墅的底層架空柱才是適合現代主義的大地與建築的關係，結果20世紀的建築界掀起了底層架空柱的熱潮。正如墩座把建築從大地上托起，使其顯得特別那樣，底層架空柱也托起了建築，使其顯得可貴。身為柯布西耶崇拜者的丹下健三用底層架空柱美妙地撐起了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1955年，見圖17）、舊東京都政府大樓（1957年）等建築，贏得了眾多掌聲與喝彩。

  但是，在設計代代木競技場時，丹下沒有採用墩座，也沒有採用底層架空柱，而是走上了第三條道路，那就是對大地進行自由的塑形和操作，藉此使大地與建築成為有機的連續體，從而奏出同一曲樂章。

  在西歐，要想發現這種大地與建築的關係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那裡的大地是大地，建築是建築，二者分屬不同的範疇。甚至可以說，建築師的任務之一就是表現出二者的差別。墩座和底層架空柱都是用來展現這種對比的工具。建築必須與野蠻、雜亂的自然形成鮮明對照，必須是精妙的人工構築物。

  但是，亞洲人並不認為自然與建築是對照、對比的關係。中國的園林史就是一部建築與自然進行充滿緊張感的對話的歷史。通過迴廊（比如蘇州園林的代表——拙政園的迴廊）這一人工元素，在自然中畫出一條輔助線，就仿佛植入了一個畫框，自然與人工之間就會發生各種對話。自然與建築不是被加以對比，而是通過輔助線連接在一起。

  圖17　丹下健三設計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

  日本的庭園從中國園林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並對其進行了深化。後來，日本庭園以增加自然的分量和降低人工構築物的比例為目標，發生了變化。國家很小，預算規模不同可能也是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所以日本的做法不是大量使用迴廊，而是改變大地本身的造型，對風景重新進行定義。修學院離宮的大型植籬，西本願寺飛雲閣可以停靠小船的巧妙設計，桂離宮用仍在生長的竹子編織成的桂垣，這些都是試圖擴大自然的領域，重新劃定自然與人工界線的野心勃勃的嘗試。丹下在設計代代木競技場時所嘗試的建築與自然的融合正位於這些重新劃定界線的實踐的延長線上。

  憑藉這一嘗試，丹下到達了一個新境界，而這一境界是柯布西耶和美國第一的沙里寧都沒能到達的。不與大地為敵，而與其為友，丹下憑藉這一點成功給予人們更大的感動。

  對我來說，丹下是一種反面教材。不過，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最佳建築師丹下對待大地的方式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這種影響時隔很久才開花結果。建在瀨戶內海中的大島山頂的龜老山觀景台（1994年，見圖18）就採用了把觀景台埋在土中，與山融為一體的方式。與石卷市北上川的河堤一體化的北上川·運河交流館（1999年，見圖19）採取了建築等同北上川河堤一部分的處理方式。蘇格蘭鄧迪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2018年，見圖20）則把蘇格蘭的懸崖（大地的一種形態）與建築合為了一體。如果沒有遇見代代木競技場，這些建築是絕對不會誕生的。

  圖18　本書作者設計的龜老山觀景台

  圖19　本書作者設計的北上川·運河交流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