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榮與建築

  據說代代木競技場的工程費用大大超出了預算。有一種說法是最後的工程費用將近原來預算的兩倍。另外還有這樣一則逸聞：丹下直接去找當時的財務大臣田中角榮交涉，田中說了一聲「好」，於是丹下獲得了追加預算。田中作為內閣成員，於1962—1965年擔任財務大臣。

  代代木競技場和田中角榮這對組合在各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戰後日本的象徵。簡而言之，戰後日本是以建築為引擎而運轉的。經濟、政治等領域都依賴建築，並以建築為中心運轉著。

  社會的目標就是把舊、小、破的城市改建為新、大、亮的城市。這是富裕的定義，沒有任何人對此提出異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進一步完善了法律，配備了以住房貸款為首的融資制度，將公共資金投入公路和大壩建設上，於是大型公共建築也接二連三地建造起來了。

  建築業界由此闊綽起來，於是他們更是一往無前地傾整個業界之力支持自民黨政權，目的就是讓這個體系持續下去並進一步擴大。

  工業化社會的其他主要成員——汽車產業和電子產業雖然也是戰後日本體系的重要成員，但它們與政治的關係沒有建築產業那麼密切，也沒有這個必要。政治家與建築業的關係是直接的，政治家的決定直接左右著建築業的生意。建築業特有的總承包人、分包人、二次分包人這樣一種垂直的、封建的、武士式的階層構造在選舉中成為保守政權可靠的盟友。戰後政治的風格就這樣形成了，戰後政治家的獨特個性也是這樣形成的。

  這種風格的代表人物就是田中角榮這位政治家。他自己經營過土木建築業，並創立了一級建築士制度，有傳聞說他自己就是第一位註冊一級建築士的人，而這絕非偶然。戰後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的建築業是命運共同體，是融為一體的。田中角榮就是這種連帶關係的象徵。他批准代代木競技場預算超標的逸聞道出了1964年所象徵的戰後日本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