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木競技場的衝擊
2024-10-11 02:57:57
作者： 隈研吾
我就這樣一直往來於大倉山與田園調布之間。到了1964年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轉機降臨到了我身上。因為東京確定將要主辦奧運會，里山周邊一下子沸騰了。曾是我遊樂場所的農田中出現了巨大的新橫濱站的身影，赤坂見附的十字路口上方則在不知不覺間架起了高速公路。這與里山的小房子相比，規模高出了太多，令人咋舌。
但是，這種驚訝與被父親帶著去看舉行奧運游泳比賽的場館——國立代代木競技場（見圖12）時的震驚相比，算不了什麼。
父親時不時會帶全家人去看新建成的熱門建築。遊樂園倒是幾乎沒帶我們去過。因為遊樂園要花錢，而且我父親也不是願意陪孩子們玩的人。
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接二連三地建起了現代建築（又名現代主義建築）。所謂現代主義建築，就是20世紀上半葉始於歐美的新建築樣式。該樣式以混凝土和鋼鐵為主要材料，以功能性為本位，完美回應了20世紀工業化社會的需求，從而成為工業化社會的制服。法國的柯布西耶設計的薩伏伊別墅（1931年，見圖13）、德國的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設計的巴塞隆納世博會德國館（1929年，見圖14）被稱為初期現代主義建築的傑作，直到今天，這兩處建築在大學的建築系仍受到推崇。
這種新樣式正式進入日本是在二戰之後。此前用磚塊、石頭、木材等就近獲取的材料建造的建築物全部被否定了，它們被認為是陳舊的、華而不實的，而用工業化社會的主角——混凝土和鋼鐵建造的現代主義建築則被視為正義的、正確的建築而受到追捧。
戰後日本的現代主義建築的頭把交椅屬於建築師丹下健三（1913—2005）。丹下在曾遭受原子彈爆炸的廣島的復興象徵——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1955年）的設計競賽中獲勝，成為戰後日本現代主義建築的明星。此後，他正好趕上了戰後復興和經濟高速增長，逐漸成長為「世界的丹下」。
我父親是坐辦公室的工薪族，與建築師和建築業都無緣，但他對新的設計抱有非比尋常的興趣。之所以會帶家人去看新建成的現代主義建築，與其說為了家人，不如說緣於他自己的興趣。丹下的前輩前川國男（1905—1986）的代表作——上野的東京文化會館（1961年，見圖15）讓我感受到了混凝土所展現出的充滿力量的陽剛之美，而位於橫濱野毛山的神奈川縣立音樂堂（1954年）的玻璃幕牆的透明感與外面的森林則有一種和諧之美。原來位於澀谷、現在已經拆除了的大谷幸夫（1924—2013）設計的東京都兒童會館（1964年）多用中庭設計，其空間結構很有意思，裡面有兒童遊樂的場所和讀書角，是我很中意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丹下的代代木競技場與上述建築完全不在一個層次，所有的現代主義建築在它面前簡直就像不存在一樣，它就是具有這種氣勢。
從大倉山坐東橫線在終點站澀谷下車，然後從車站沿後來被稱為「公園路」的馬路慢慢往上爬，就會看到像塔一樣的東西出現在山岡上，那就是我們要去的代代木競技場。
圖12 丹下健三設計的國立代代木競技場第一體育館
圖13 柯布西耶設計的薩伏伊別墅
圖14 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設計的巴塞隆納世博會德國館
圖15 丹下的前輩前川國男設計的東京文化會館（上野）
1964年的東京是一個到處充滿木結構建築、矮小破舊的城市。三座混凝土建造的塔就高聳在這樣的城市中。其中兩座支撐著大一點的第一體育館的屋頂，一座支撐著稍小一點的第二體育館，這三座塔仿佛從天而降的奇蹟一般，屹立在澀谷的山岡之上。
設計者丹下健三被稱為解讀時代的天才。他憑直覺領悟到時代所追求的是垂直的、高大的東西，所以用混凝土搭建了高塔。
超高層辦公樓之所以那麼高，是有其必然性的。因為如果要在占地面積有限的前提下確保最大限度的建築面積，就自然會變成把幾十層辦公室堆砌在一起的高樓。
但體育館原本沒必要那麼高。用於游泳比賽的游泳池不需要很高。但丹下的直覺告訴他，1964年的東京需要高度。他預料到了東京將會從低矮的城市大變樣為高大的城市。
1964年的東京還沒有超高層建築這種東西。日本最初被稱為超高層建築的霞關大樓是在東京奧運會之後的1968年建成的，不過它實際上只有36層，高147米，按今天的標準來看，不一定能被稱為超高層建築。由此可見當時的東京有多低矮。
正因如此，丹下才會追求高度。他選擇了懸索結構這樣一種特殊的結構體系，也就是先建起高塔，然後把大屋頂懸掛在塔上。這樣一來，建築的實際高度就會超出其功能所需要的高度。建築將會變得非常顯眼，可以俯瞰低矮的城市。
懸索結構在當時一般用於吊橋等工程，極少應用於建築上，因為有很多技術問題需要解決。我不確定丹下的團隊當時是否有把握解決這些技術問題，而且工期和預算都很緊。代代木競技場的實際工期是1963年2月1日—1964年8月31日，共18個月，此前沒有人嘗試過的懸索結構的建築在這麼短的工期內完工，簡直就是奇蹟。而完工日期離10月10日的開幕式只有39天。
56年後的2020年奧運會的新國立競技場在開幕式前8個月就完工了，可以說是從容不迫。時代不同了。1964年採用的是一天三班倒的24小時不間斷施工，而且因為墜落事故死了不少人。要是放在今天，可能會在網上引發不小的騷動，但在當時的日本，這是正常現象。也許當時很多人的想法是：為了引領社會的「建築」這一神祇，有人犧牲也是沒辦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