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觀主義的民族特性——日本沉沒

  「聽見風就是雨」的日本人什麼時候變得自信起來？

  1973年，小松左京撰寫一部科幻小說《日本沉沒》，描述幾位海洋地質學家發現日本列島將沉沒的徵兆，越來越多的跡象證明了其推斷，政府首相不得不向國民宣布「日本列島將在10個月內全部沉入大海」。整個日本處在一片恐慌和混亂之中，在接連不斷的地震、海嘯和火山噴發中，人們紛紛想方設法逃往海外，內閣策劃向世界各地輸送移民，又引起各國的強烈反應。該書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一年內上、下冊共發行400多萬部，作者因此獲利1.2億日元。隨後拍攝的同名電影獲得了大約40億日元的票房收入，觀眾累計達880萬人次。一部預言未來的小說竟然引起如此之大的轟動，除日本人天生的危機感外，也許1973年底因「石油危機」而爆發的嚴重通貨膨脹以及「搶購風潮」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另一方面，1972—1982年是中日關係的友好十年與其不無關係，因為在小說和電影中只有中國接受了大量日本難民。

  1973年10月底，大阪郊外千里小區200名家庭主婦看到超級市場降價出售衛生紙的小GG後，店家開門後立即湧入其內，一個小時內將一個星期的庫存手紙搶購一空。當地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題為「主婦搶購兩年使用量的衛生紙」的報導，結果「手紙不足」的傳言迅速蔓延到日本各地，並掀起一陣「搶購風潮」。搶購的對象也很快波及到洗滌劑、砂糖、食鹽、煤油及煤氣等物品，其騷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2月。與上一年度同一時期相比，此時的批發物價上升35%，消費物價上升30%，為戰後經濟恢復以來的最惡狀態。

  1971年8月，美國宣布黃金與美元脫鉤的「尼克森衝擊」迫使日元升值，1972年6月出版的田中角榮著作《日本列島改造計劃》引發土地價格上漲，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導致「石油危機」等事件是日本出現「搶購風潮」和「狂亂物價」的宏觀背景，但媒體推波助瀾時政府沒有及時提供準確信息、消費者對未來缺乏信心——三名女高中生的閒談導致7300名顧客12月14日在高知縣豐川信用金庫提款20億日元，致使該金融機構暫停營業、部分企業囤積居奇——靜岡縣政府消費生活課官員1974年1月檢查大型洗滌劑企業分廠倉庫時發現4萬箱洗衣粉——等也是其重要因素。

  針對「搶購風潮」，通產省、農林省等政府部門在11月2日指示衛生紙、砂糖、洗滌劑的生產廠家加緊生產與出售，並指定防止囤積的商品名單。11月16日，內閣會議決定《石油緊急對策大綱》，其主要內容為開展節約運動、抑制石油能源消費、強化物價對策、確保能源供應等。12月22日，頒布、實施石油二法——《石油供求合理法》及《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這兩個法律從內閣提出法案到國會審議完畢僅用兩周時間，可謂空前絕後的高速度。在強力的行政指導下，霓虹燈、辦公室的燈光、深夜電視節目及風俗娛樂業逐漸消失，政府官員及企業管理人員不坐電梯爬樓梯，甚至首相帶頭穿節省能源的服裝等。據說這樣一來，可以節省25%的石油消費量。另外，副首相三木武夫專程趕往中東，進行「石油外交」，被諷刺為「不是接近阿拉伯，是接近阿伯拉（日語『油』的發音）」。此行取得較好效果，阿拉伯國家不再將日本作為敵對國家而降低石油供應，但據說不是三木的功勞，而是1972年「日本赤軍」自殺性襲擊特拉維夫機場使阿拉伯人對日本人產生了好感。

  由於「石油危機」的衝擊，1974年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0.5%，是戰後最初的負增長。該年度的批發物價上升23.5%，消費物價上升20.9%，完全失業人數在1975年超過100萬。政府一方面發行「赤字國債」增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恢復景氣，另一方面則制定諸多法律，促進開發節省能源技術，同時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例如，在1975年的《租稅特別措施法》中特別設立節省能源設備投資退稅項目；1979年實施《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及《煤炭及石油對策特別會計》，以推動節省能源技術的開發；1978年頒布《特定蕭條產業穩定臨時措施法》，幫助鋼鐵、纖維、造船等行業進行合理化改革，扶植高附加價值的電子技術產業。

  與此同時，積極開發替代能源方面，特別是原子能的利用。儘管日本在1955年制定《原子能基本法》、1966年第一座原子能發電站正式開始營業性運轉，但由於其安全性受到質疑，因而進展較為緩慢。1974年，以「石油危機」為背景，完善了電力三法——《電力開發促進對策特別會計法》、《電力開發促進稅收法》、《發電設施周邊地域完善法》，加強安全措施並對當地居民採取優惠政策，從而加快了核電站的建設。從1973年到1978年，原子能發電量的比例從2.7%急速上升為10.8%，原子能發電站也從1970年的3座增加到1981年的23座。

  在企業方面，也通過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經濟危機及其後經濟低速增長下的生產與銷售困境。其中包括通過實現節省能源與節省勞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全面貫徹質量管理、適應多樣化需求改進產品與開發新產品、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並向經營多樣化轉換、促進產業向尖端技術領域發展、擴大旨在實現上述目的的研究開發投資等。例如在西日本制鐵君津工廠，對石油的依賴率從1973年的20%下降到1983年的不到2%。

  禍福相倚。「石油危機」對日本產生如下影響：

  第一，日本名列第一。日本經濟不僅很快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而且在20世紀70年代基本處在穩中上升的狀態。例如從1973年至1980年，日本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4%，遠高於法國的2.5%、美國和聯邦德國的2.3%、英國的0.9%。1970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為2042億美元，1979年增加到10085億美元，人均產值大致與美國相等。198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超過美國，1981年日本的外匯儲備超過聯邦德國，均居世界第一位。美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沃格爾（中文名字「傅高義」）在1979年撰寫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一書，主張美國向日本學習。該書出版後在日本和美國均引起較大反響，僅在日本就銷售了50多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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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政府權限加強。正如著名美國學者查默斯·詹森所指出的那樣，《石油供需適當法》及《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兩個法律賦予通產省廣泛的權力，使日本從「自我控制」向「國家控制」重新傾斜。本來應當削弱的行政機構權限反而出現增強的趨勢。1985年時，行政機構擁有10054項許認可審批權，1989年上升到10278項，1993年進一步增加到11402項。直到90年代，40%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處在行政機構的各種權限之下，而美國的比例僅為6.6%。

  第三，產業結構升級，即資本集約型向技術集約型的轉化。在1975—1979年之間，鋼鐵、石化等資本集約型產業的固定資本投資分別下降30%和35%，而精密儀器、數控電機等技術集約型產業的固定資本投資分別上升141%和118%。在產品上也從「重厚長大型」向「輕薄短小型」轉變。

  第四，對抗性的工人運動逐漸消失。不僅企業實施的「減量經營」即減少人力、物力、資金、組織等措施得到工人的支持，而且在1975年的「春斗」中，最初工會方面提出增加工資30%以上，但最後接受了比經營者提出的15%還要低的13%。即使在國營、公營企業中，以「國鐵」為首的工會組織在1975年爭取「罷工權」失敗後，其鬥爭方式也逐漸轉向以勞資協調為主。這一時期，「窗邊族」一詞流行，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業務可做，中年職員仍然留在企業，只不過辦公桌從房間中央搬到窗戶旁邊，意指不受重用。也許正因如此，「住在兔子窩」的「工蜂」們玩命為企業工作，「過勞死」也隨之成為流行語。

  第五，革新自治體走向低潮。6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急速的城市化以及過度的人口集中，造成嚴重的交通與住宅問題，即汽車的普及不僅引發交通事故頻繁發生，而且也造成噪音、大氣污染等公害問題。與此同時，城市中心房價過高，普通市民只好遠離城市中心，但郊區存在交通不便等問題。因此，公害、交通、住宅等問題引發了保護環境及個人生活的大規模市民運動。在野黨藉機攻擊自民黨政權的失敗，從而受到廣大城市選民的歡迎，較多的地方自治體被社會黨或日本共產黨等革新政黨所掌握，於是這些地方自治體也稱為「革新自治體」，尤其是東京、大阪、京都、橫濱等特大城市。70年代中期，有40%的日本人生活在革新自治體中。1975年以後，因經濟危機帶來自治體的財政緊張，導致革新自治體逐漸衰落，京都府、沖繩縣、橫濱市、東京都、大阪府等政權均為保守勢力奪回。

  第六，貿易戰爭與海外投資。由於物價上漲，國內需求下降，政府與企業均重視擴大對外貿易。在其後的12年中，生產年平均增長3.1%，但出口年均增長8.5%，而且以汽車、家用電器為中心的機械產品在出口中不僅增長最快，所占比例也最高。為避免貿易摩擦，同時克服日元升值帶來的經營困難，對外投資也隨之迅速增加。1971年時對外投資額只有9億美元，1973年驟然增加到35億美元，同年對外投資餘額超過100億美元，被稱為「投資元年」。

  居安思危。時隔33年之後，2006年日本有關方面再次拍攝《日本沉沒》。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拍成這部耗資20億日元的大製作，防衛廳及其下屬陸、海、空自衛隊和東京消防廳等機構都參加了拍攝，海洋研究機構擔任顧問。也許日本經濟已經從長達十年的低迷中擺脫出來，重拍的影片內容改為科技人員利用最新技術提前將地震部分能量釋放出來，從而保住了大部分的日本列島和絕大多數國民的生命。

  「聽見風就是雨」的日本人什麼時候變得自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