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與國家民權與國權——近代日本憲政之路

  美國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認為傳統國家為應對戰爭所進行的準備工作，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促使傳統國家從封建化的間接統治轉向近代國家的集權化直接統治。一方面，戰爭促使國家對內的權力擴張，其目的在於擴大國家的集中資源和大眾動員能力，對此更為有效的直接統治便成為國家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國家在集中社會資源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發生結構性衝突。與國家的中央集權化相對應，內部社會各個階層也通過抗議性的集體行動、與統治者的討價還價，重新締結社會契約，由此催生了普選權等現代公民權利的出現。蒂利從中發現了抗議政治對制度化政治的促進和推動社會結構變遷的重大意義，從而開創了所謂的「抗爭政治」理論，即強調利用動態的方法觀察社會抗爭的完整過程，並在其中尋找相似的抗爭機制。與此同時，蒂利特別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充滿了協商與互動的色彩，意味著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有約束力的協商。從蒂利提供的這個視角看近代日本的憲政建設，可以提供較為恰當的佐證。

  明治政府成立以後，曾命令對馬藩官員攜帶國書出使朝鮮，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兩國建立新的邦交關係。奉清朝為宗主國的朝鮮因不滿日本國書中帶有「天皇」詞彙，再三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在岩倉使節團訪問歐美期間，國內的留守政府成員以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為中心，主張以武力為後盾迫使朝鮮開國，其背後也隱藏著將沒落士族對政府的不滿轉移國外的企圖。提前回國的岩倉使節團成員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對此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日本的當務之急是發展國力。「內治優先派」與「征韓派」相持不下，1873年10月，在「內治優先派」的操縱下，天皇下達「整頓國政，富國文明之進步，乃燃眉之課題」的聖旨，從而決定了「征韓派」的敗北。西鄉隆盛、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征韓論者」被迫辭職下野。史稱「明治六年政變」。

  下野的「征韓派者」卻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鄉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對新政權，結果身敗名裂。最初江藤新平參加了要求開設民選議院的「愛國公黨」，但在1874年2月率領萬餘名佐賀縣士族舉兵叛亂，結果兵敗後被處以死刑。1877年2月15日。西鄉隆盛率兵從鹿兒島向北進發，同時向政府發出「質問」，史稱「西南戰爭」的內戰由此爆發。政府出動6萬多軍隊作戰，西鄉軍隊最多時也達到4萬餘人，雙方參戰士兵的規模乃至傷亡數量均超過明治維新時的「戊辰戰爭」。最初戰事呈膠著狀態，但局勢很快向政府軍傾斜。同年9月，西鄉隆盛兵敗自殺，「西南戰爭」結束。

  與西鄉隆盛同時辭去政府官職的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卻走向不同的道路，他們在1874年初組成了「愛國公黨」，提倡「天賦人權」，要求設立民選議院；並批判以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為中心的政權是「有司專制」，將使國家趨於瓦解，只有設立民選議院，給人民以選舉權、租稅共議權，才是拯救國家之道，由此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自由民權運動，其中最為著名的領導人物是板垣退助。

  板垣出生在土佐藩（今高知縣）高級藩士家庭，幕末時參與藩政及倒幕運動，戊辰戰爭中作為軍事總裁指揮會津之戰。本來以為將遭到堅決抵抗的板垣軍攻入會津藩後，發現絕大多數藩民紛紛逃亡，剩下的人也為掙錢而幫助官軍，固守城池的只有3000名士族。板垣由此認識到不能共享樂就不能共患難，萬民不能共享樂國家就會滅亡，因而必須實現「四民平等」。

  明治政府成立後，板垣接受西鄉隆盛的推薦成為參議，因主張「征韓論」而下野。1874年，與一道下野的前參議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江藤新平、前東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前大藏大丞岡本健三郎以及前左院議官小室信夫、古澤迂郎組成愛國公黨，並提出《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該建議書未被政府接受，8位成員最後的結局是1人被處死、3人成為大臣、3人成為貴族院議員、1人成為實業家。

  1874年，板垣與片岡健吉等組成立志社，鼓吹天賦人權。受其影響，全日本前後出現1000多個政治結社。1875年，在大久保利通的勸誘下，板垣重任政府的參議，但8個月後因不滿大久保獨裁再次辭職。1877年「西南戰爭」爆發後，立志社內也出現不少主張武裝起義的成員，但板垣不為所動，繼續言論鬥爭。

  1878年9月，自由民權派在大阪召開重建「愛國社」大會，全日本有13個縣派遣代表參加。到1880年3月，「愛國社」在大阪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成立了「國會期成同盟」。1880年11月，「國會期成同盟」在東京召開第二次大會。決定努力爭取開設國會，並要求各地政治團體擬定憲法草案。當時全日本共有200多個民權團體，由集體或個人起草的日本憲法草案達數十種，其中代表性的有著名啟蒙思想家植木枝盛起草的《日本憲法預定案》和《日本國國憲案》，這兩個草案在強調主權在民的同時，主張人民具有「革命權」。即「當政府肆意違背憲法，擅自蹂躪人民自由權利，妨害建國宗旨時，日本人民可推翻它，建立新政府」。

  

  儘管迫於社會的壓力，明治政府成員均贊成立憲政治，但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多數官員主張需要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並採用德國式強化君權的憲法，只有參議大隈重信等少數官員主張儘快開設國會，並引進英國式的政黨政治即議會內閣制。1881年10月，政府罷免了大隈重信等激進派官員，同時頒布在1890年開設民選議院以及制定憲法的詔書，並威脅「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變，為害治安者，將繩以國法」。

  開設國會詔書的頒布推動了各種政治勢力的分化組合，出現了三個不同綱領的政黨。首先在1881年10月，以「國會期成同盟」為基礎組成自由黨，黨首為板垣退助。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為首組成立憲改進黨，另外以政治評論家福地源一郎為首的立憲帝政黨。各黨為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在全日本進行演說活動。

  實際上，為適應議會政治，福澤諭吉等早在1874年就組織「三田演說會」，福澤組織的「明六社」團體也經常舉行演說會，但這些演說只是學術圈的事情。自由民權運動爆發後，社會活動家為吸引更多的民眾參加而熱衷演講，但演講的內容遠離自由、民權、國民責任等，因為民眾最關心的事情是降低米價、取消債務、逃避兵役等。因演說家利用攻擊政府獲得聽眾的喝彩，而且警察加以阻止時引起的衝突反而增加看熱鬧的戲劇性，結果演說深受歡迎。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是：民眾意識中的「政府」與「國家」相分離，即反抗政府與忠誠國家可以和平共處。

  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都有自己的閃光點，板垣之所以成為自由民權運動的焦點人物是因其被暗殺時喊出的那個口號「板垣死，自由不死」，至於這個口號是否由他本人喊出則沒有人去認真追究。

  1882年3月初，板垣由東海道南下進行旅行演說，4月6日，到岐阜的神道中教院參加自由黨歡迎會。在300名的聽眾前，板垣做了兩個小時的演說。當天板垣有些低燒，歡迎會結束前離席，一個人準備回旅館休息。出房間走了幾步後，突然從人群中跑出一個人，一邊大喊「國賊」，一邊手持短刀刺向板垣的右胸。大吃一驚的板垣猛喝一聲「幹什麼」，本能地用胳膊擊向兇手的心臟，但目測失誤只擊中腹部，留下一個青癍。板垣年輕時曾從師本山團藏學習竹內流的搏鬥術，此事發生後也致謝本山的傳授。但當時兇手沒有感覺到，繼續揮舞短刀刺向板垣的左胸，未能刺中，而扭打中的板垣已渾身是血。聽到聲音的自由黨成員內藤魯一抓住兇手脖子將其撲倒，趕來的其他人將兇手牢牢按住，板垣與兇手扭打時說出了上面那句《自由黨史》中記載的名言。

  面對成為血人的板垣，同志中有人大哭起來，板垣勸說道：「各位不要傷悲，即使板垣退助死了，日本的自由不滅。」《東京日日新聞》如此報導。新聞報導與《自由黨史》的記述不同，到底是什麼時候說的那句話，至於是誰說的也有爭議。據內藤魯一幾天後解釋，當時板垣受刺後休克，自己向兇手喊「板垣死自由不死」，但考慮到如果板垣喊這句話，其形象會更為高大，因而默認了其記載。

  確實如此，該消息報導後，各地自由黨員受到極大的鼓勵，他們批判政府的活動更為激烈，並將板垣看作為自由民權的偶像加以崇拜，由此改編的戲劇也經常上演。當時自由黨本部並不知道板垣沒有生命危險，傳言其已死亡，許多黨員帶上武器紛紛趕往岐阜，並攻擊政府實施這種卑鄙行為。另一方面，明治政府為對付越來越高漲的自由民權運動，頒布《新聞紙條例》、《集會條例》等，同時派出大量警察封殺自由民權派的言論，並暗插許多特務在板垣身邊。明治政府十分緊張，立即派遣參議山縣有朋上奏天皇，並作為敕使攜帶300日元（相當於現在的150萬日元）看望板垣。

  其實兇手與板垣一樣，出身高知縣士族，是28歲的小學教師相原直褧。既與明治政府無關，也沒有組織，只是保守報紙《東京日日新聞》的崇拜型讀者，仇恨革新的板垣，從名古屋尾隨到岐阜，尋找機會下手。事件發生後，相原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北海道強制勞改，1889年憲法頒布時得到大赦出獄。他立即趕到東京，向板垣道歉。板垣原諒說：「你的行為是愛國，我不責備你。但在行動前仔細觀察我的行動，就明白我不是國賊。今後如果發現我有害國家，可以再刺殺我。」其後相原乘船回北海道途中去向不明，《自由黨史》推測「會見板垣後良心受到譴責而自殺」、「被賭徒搶去金錢後投入海中」、「唆使者得知相原反悔後擔心暴露秘密而封口」等。但《自由黨史》沒有記錄另外一種說法，即崇拜板垣的舊自由黨成員暗殺了相原。無論如何，相原的失蹤成為歷史之謎。

  1891年，板垣在東京神田錦旗館演講時再次遭襲。當時一個凶漢竄上講壇將板垣撲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此時板垣說道：「我與國家一樣到達死的年齡，國家也有新陳代謝的必要。儘管如此，看起來還有些價值」，從而獲得聽眾的喝彩。從中可以看出前面那句名言似乎出自板垣之口。

  遇刺事件後，在政府的策劃和資助下，板垣出國考察西方先進國家的立憲政體。8個月後回到日本，宣布解散自由黨，並支持政府對朝鮮採取強硬態度。1890年9月，主張減輕地稅、修改有關言論集會結社法律、修改選舉法、修改國會法的立憲自由黨成立，板垣為黨的總理。第二年該黨改名自由黨，板垣繼續任總理。

  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親自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亦稱《明治憲法》。1890年7月，舉行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的選舉。由於選舉法規定只有每年交納15日元以上直接國稅、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才有選舉權，交納同等直接國稅、年滿30歲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選舉權，因此，僅占全日本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選舉權。另一方面，因地稅約占政府財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選舉權以及被選舉權者大多是交納高額地稅者，在第一次選舉中當選的300眾議院議員中有半數是大土地所有者及從事農業者。在300名眾議院議員中，稱為「民黨」的在野黨——立憲自由黨和立憲改進黨共有171名。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預算案審批權的眾議院經常圍繞減輕地稅問題與政府發生衝突。

  在1890年召開的第一屆帝國議會上，自由黨從反對「藩閥政治」的立場出發，打著「修養民力」、「節約經費」的口號，要求大幅度削減政府提出的預算方案，山縣有朋內閣被迫作出讓步；在1891年的第二屆帝國議會上，自由黨再次否決包括擴大軍艦建造費在內的政府預算方案，松方正義首相被迫解散眾議院；1892年11月第四屆議會召開之前，伊藤博文率領舊薩摩藩、長州藩「開國元勛」，組成「元勛內閣」，進行「明治政府的最後一戰」，而國會中的反對派也組織力量，準備「一舉打垮整個藩閥」，結果雙方在議會中僵持不下。在天皇權威的壓制下，政府預算方案好不容易通過了議會的審議；在1894年召開第六屆帝國議會上，自由黨等黨派主張對外強硬的政策，並通過了彈劾內閣的上奏案，但眾議院第三次被解散。

  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板垣立即率領自由黨轉而積極支持政府的預算方案及其對外戰爭，並在1895年11月發表了自由黨與第二屆伊藤內閣的合作宣言，板垣在第二年獲得政府內務大臣的職位。1898年自由黨與大隈重信領導的進步黨合併，成立憲政黨，並組成大隈任內閣總理大臣、板垣任內務大臣的第一次政黨內閣，但很快倒台，原自由黨成員繼承憲政黨。1900年伊藤博文組建立憲政友會，憲政黨大部分成員參加，板垣退出政界。

  過去曾有中國學者如此評價板垣退助道：「雖然有進步的政治思想，並能果斷實踐，但在對鄰國的關係上卻堅持武士階級的反動立場。」實際上，民權與國權是對立的統一體。對內爭取民權，對外爭取國權，兩者相輔相成。國家給予國民應有的政治地位與權利，國難時國民才甘心情願地為國家流血賣命。如果國民活得不成樣子，國家之間發生糾紛時肯定做逃兵甚至投奔對方，至少消極怠工或暗中抵制。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不僅各種利益集團需要選舉自己的政治代表進入決策過程以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時也需要各種政治勢力按照公認的規則下相互之間進行協商，以爭取在減少各種利益要求相互衝突的基礎上達到有利各方的妥協，這正是近代日本憲政之路提供的有意義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