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 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二賦》卷 傳世東坡墨跡中稀有之品

  國寶小檔案

  年代：北宋(公元960—1127年)

  尺寸：縱28.3厘米，橫306.3厘米

  材質：紙本

  館藏地：吉林省博物院

  供圖：吉林省博物院

  主講人：郭愛妮

  

  您好，今天為您介紹的文物是清宮散佚的數十件珍貴書畫之一，蘇東坡傳世書法作品中字數最多的一件，其賦文之美、書法之精已臻於化境，是吉林省博物院最有分量的書畫藏品。

  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二賦》卷，為白麻紙七紙接裝，縱28.3厘米，橫306.3厘米。《洞庭春色賦》行書32行，287字；《中山松醪賦》行書35行，312字；又有自題10行，85字，前後總計684字，正文字大與古銅錢相若。

  作者在正文後的一段自題中，介紹了此卷名稱的由來和書寫的原委。我們可以得知，《洞庭春色賦》一文創作於1091年—1092年期間，當時蘇軾在潁州任太守；《中山松醪賦》則創作於1093年—1094年期間，當時蘇軾任定州(中山)太守。1094年，蘇軾時年59歲，在被貶往嶺南的路上，將此它們合於一卷，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二賦》卷。「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指的是兩種酒的名字。作者借物抒懷，以酒切入，抒發了自己對政治、人生的感慨之情。

  「宋四家」之首——蘇軾

  蘇軾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詩、詞、文、賦均造詣極高，在書法和繪畫領域的成就也足以標舉後世。蘇軾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北宋文壇領袖；他的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他的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且為豪放派詞風之代表；他的畫開文人畫之先河；僅以本文所涉及的書法一項而論，蘇軾位列北宋最有代表性的「宋四家」之首，對當時和後世的書法領域的發展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歷朝歷代，蘇軾書法的碑刻拓本和墨跡都是人們孜孜求取、爭相收藏的對象，學者士流無不以藏有蘇書為榮，史籍上亦屢有著錄蘇軾墨跡的收藏情況，但真正能歷經千年流傳下來的，數量已是十分稀少。因此，今天能見到的蘇軾墨跡真本，即使是片紙隻字亦足以為貴，令人視若拱璧。像此卷這樣洋洋600餘字的長篇精品，具有無可比擬的唯一性，為研究蘇軾書法藝術特色和晚年人生經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蘇軾雖然是歷史上罕見的文學、藝術天才和全才，但他的仕途卻充滿坎坷，一生在政治旋渦中沉浮不已。他44歲時遭遇文字獄「烏台詩案」，險些送命；晚年頻遭貶謫，甚至貶至海南，幾乎沒有回歸之望。觀其一生，只有在哲宗皇帝即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的元祐年間(1086—1094)，舊黨執政時期，他得到了太后的重用，過了幾年風光的日子。即使是在受重用時，他仍然對舊黨中形成的派別之間對權力的爭奪感到十分厭倦，因此不斷請求外放。

  1091年，蘇軾請求外放獲准，出任潁州太守，與趙令畤(德麟)相交，也就是在這一年作了《洞庭春色賦》；1092年，蘇軾被召回京中擔任禮部尚書；1093年，太后卒，蘇軾又調任定州太守，直至1094年3月作了《中山松醪賦》。從1094年4月起，晚年的蘇軾開始了不斷被貶謫和流放的生活：先是被貶往廣東，任英州太守，成為當時被貶至嶺南(大庾嶺)的第一人；在去往廣東的途中，再貶一級，改為建昌軍(江西南城)司馬，惠州安置；復貶為寧遠軍(湖南寧遠)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最終在10月左右到達惠州。

  此卷即是在貶謫初始，去往英州的途中所作。當時的情形，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的，行至襄邑(今河南睢縣)時，天下大雨，路途阻隔，於是揮筆而書此卷。蘇軾這次被貶與當年的烏台詩案不同，「烏台詩案」雖然兇險，但他當時40多歲畢竟還算年輕，而此時他已是年近60的老者。被貶往如此荒涼遙遠的地方，以垂垂老矣之年而赴天涯海角，路途漫漫，「犯三伏之毒暑」，遠走4000餘里，其內心的悽苦可想而知。因此當他書寫此卷時，一定是感懷頗深的。

  不過，儘管有這樣淪落天涯的悲悽命運，蘇軾胸懷中那股至大至剛之氣、瀟灑豁達之情並沒有熄滅。此卷字體結構謹密，「無一筆失操縱」「經營下筆，郁屈瑰麗之氣，迴翔頓挫之姿，真如獅蹲虎踞」，行筆既流暢又穩重，神采奕奕，毫無頹廢之氣，令人嘆為觀止。觀其書而見其性，此卷不僅是蘇軾晚年書法的代表佳作，同時也反映出他的思想和情懷，令所有觀者產生心靈上的深度感觸，故稱此卷為蘇軾書跡中的銘心絕品，當不為過。

  經歷坎坷的絕世珍品

  此書卷自被發現後，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極大的關注。經多方專家觀摩鑑定，均認為此卷筆意雄勁、結構嚴整、姿態閒雅、瀟灑飄逸，集中體現了蘇軾書法的特點，是極為珍貴和罕見的東坡書法真跡。

  那麼，這幅珍貴的書畫作品經歷了哪些世事流轉，又是如何入藏吉林省博物院的呢？此卷卷後作跋者，有元代張孔孫，明代黃蒙、李東陽、王稚登、王世懋、王世貞、張孝思諸人，以及清乾隆皇帝。書卷上並鈐有清內府及歷代私人鑑藏印章30餘枚，是一件流傳有序的宋代書法珍品。依據此卷的題跋和鈐印，大體可以推出它的流轉經過。

  此捲成於北宋，但是最早為它作跋的是元人張孔孫。張孔孫時任禮部尚書，於至元乙酉年(1285年)在收藏家郭仲實處看到此卷後，作了一段跋文，地點在上都官舍(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研究者們據此推斷，此卷書成後最大的可能是流往北方，所以沒有南宋人的跋。之後又歷經了明清的多位藏家，到了乾隆年間，此卷收入清內府，卷後乾隆最早一則題跋年款為乾隆十一年(1746年)。當時，此卷沒有受到大的損壞，正文和引首都完好無損，《石渠寶笈續編》對之有完整的記錄。之後此卷一直安穩地在清宮內度過了百餘年的時光。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政府被推翻，溥儀退位，此卷的命運再次改變。溥儀將它帶到了長春偽滿皇宮，藏在了「小白樓」內；1945年日本投降後，溥儀逃跑，此卷便散失到了民間。從書卷的現狀來看，當年散失時它應該是遭到了撕扯，經歷了一番劫難，正文也稍有一些殘損，部分印鑑都已經殘掉。

  1982年，散失多年的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二賦》卷終於重現，藏在吉林市的中學教師劉剛家中。著名書法家金意庵先生隨即通知吉林省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及時派出相關人員與之聯繫，劉剛先生也很快將此卷真跡捐贈給吉林省博物院，使吉林省博物院成功收藏了這件經歷坎坷的絕世珍品。至此，它終於得其所歸，博物館不僅可以為它提供更好的保存條件，也可以讓更多的專家學者和普通百姓擁有一睹蘇軾真跡的機會。

  此長卷歷來被賦予極高評價。明代大學者、藏書達三萬卷的王世貞觀後認為此卷是東坡墨跡中最上乘的；王世貞之弟王世懋在年輕時曾見過此卷書法的刻本，沒想到在收藏者陳從訓手中看到了原本真跡，欣喜之餘，愛不釋手；明末大收藏家張孝思，自謂多次見過東坡真跡，在其收藏此卷的數十年間，每當晴窗勝日便焚香展卷，胸中塵蒂頓消；擁有多種東坡墨跡的乾隆皇帝也認為，此卷之精氣神韻是所有東坡書跡中不多見的。此卷於20世紀80年代重現之後，徐邦達先生認為此卷蘇軾書跡「字字珠璣，加以紙墨精好，光彩照人，可稱傳世東坡墨跡中稀有之品」。這各種評說，都表達了人們對此卷的讚嘆傾羨之情，也對它的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