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的幻覺

  光和六年（183）一開春，天子便下令大赦天下，因為他的心情特別得好。朝中士大夫和中官們的內訌暫時得以緩息；去年秋天，朝廷成功地招撫了叛亂的南方板盾蠻。十月，以楊賜為太尉。年底的時候，天子西狩至函谷關，回京師時經過城南的太學。天子文思大發，在眾多的太學生面前即興作賦，並直接將賦文書寫在石碑上，博得太學生們的山呼萬歲，天子向他們說了些勉勵的套話。在石經面前，他問起自己的老師蔡邕現在何處。臣下們不知所云，天子也只能感慨一番。

  天子不知，此時，蔡議郎也正在感慨焦尾琴只能彈奏亡國之音呢。老師的感慨比他這位不太成器的學生的感慨，要意味深長得多。流亡在民間的生活，使蔡議郎多了一個觀察帝國政治的角度。他覺得，大將軍也好，中官也好，士大夫也好，這麼多年的爭鬥，誰都不是勝利者。因為處於帝國這棵大樹最上層的他們，這些年來興風作雨，將帝國搖撼得損枝折干、花謝葉敗之後，這棵大樹的根部——帝國的民眾，已經不堪經受如此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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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孝桓皇帝朝以來，民變頻繁，東面的琅琊、南方的蜀郡、荊州、九江、揚州、會稽，乃至迫近京畿的河南等地，先後發生達十五六起之多。其中的一些平而復起，曠日持久。其實，任何帝國都無法將她的恩澤平均地施予自己的子民，加之地方官吏的酷虐，民眾的反叛本來就是無可避免的事，招撫之或剿滅之，無妨大局。本朝自孝安皇帝時起，攻殺長吏、占山為寇的民變就已經時有發生，但都是迫於饑荒或者壓榨，一時激憤所為，有的則純粹屬於聚眾搶劫的盜賊團伙，大都是零星分散且規模較小的孤立之舉。可是近年來的民變，有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跡象。第一個跡象是：明確地打出了推翻大漢帝國的旗幟，叛亂後自稱皇帝者甚多。第二個跡象是：他們似乎普遍地相信一種在民間悄然興起、與黃帝、老子及神仙方術有關的宗教，比如他們的首領往往自稱「黃帝子」、「真人」、「太初皇帝」、「太上皇帝」等等。這說明，大漢已被他的子民們拋棄了，而且，他的子民們正在用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方式聯絡起來反叛帝國。

  這種方式便是宗教，宗教能夠賦予人們堅定的信念和超常的狂熱，還能賦予人們高效的組織和鐵的紀律。在任何改變歷史的時刻，這都是壓倒一切物質力量的精神核能。

  早在熹平六年（177），當時在司徒任上的太尉楊賜和他的僚屬、司徒掾劉陶，同時上書天子，密報了一個異常的情況：有個叫張角的鉅鹿人，在民間用念咒和符水為人治病。他認為人有疾病，是因為人犯了道德上的過失或不敬神靈的罪行，所以，除了用這種與神溝通的方式治療之外，他還讓人跪拜懺悔。他自稱是「大賢良師」，向民眾傳播信奉黃帝和老子的「太平道」。據民間謠傳，張角法術無邊，妙手回春。十幾年來，徒眾達十萬之多，遍及帝國的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地，已成蔓延之勢，而州郡守備官員反被其迷惑，認為張角以善道教化百姓，沒有危害，甚至還有信奉者。楊賜的上書中，敏銳地指出了張角之所以成氣候的原因，在於本朝無法解決的一個大結症：流民問題。

  大漢的開國君主高皇帝和他的戰友們是一幫平民的代表，他們的理想是把土地分給單個的小自耕農家庭，然後由帝國的官吏向他們收取賦稅，徵用勞役。男耕女織，飽食終日，君民相安，天下太平。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社會結構，在剛剛經過戰亂之後，大漢有可能組織起這樣的社會，並且有能力統治這樣的社會。但是，隨著如此龐大的帝國極其複雜的日常生活的展開，這一簡單的結構必然發生變化與錯亂。人口的增加，土地需要的擴大，商業的開展，剩餘資金的投放，社會階層的升降，帝國行政機構的延伸，加之天災人禍、對外戰爭等等，帝國最基層土地的主人不斷地更換著。其主要趨向是：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這些少數人來自帝國的貴族、官僚、商人、地方豪強、世家大族以及善於經營的農民，他們得到土地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通過買賣，當然，其中不乏巧取豪奪的手段。按說，私有財產的擴大對帝國政府並非一件壞事，因為這意味著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和財富總數的增加，帝國只要出台相應的管理政策並且改變稅制，就可以重新適應和管理日益複雜的社會。可是，有一個基本原則是帝國無法更變的，即土地是帝國的財產，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土地只有一種合法的分配方法：由政府向農民授田，或者向勛貴們賞賜。一切民間自由進行的土地貿易都是非法的。因此，本朝採取打擊土地兼併和限制私有財產的政策以維持較為原始狀態下的小農經濟，從而保證政府能用簡單的行政方式和道德教條統治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

  正因為如此，帝國的政策開始與社會發展的規律背道而馳。土地的兼併者，一方面不能向國家公布他的土地數目；一方面，他也就無法或者根本就沒有意識向國家繳納相應的賦稅；同時，他也不會保障原土地所有者的生活。帝國既無法律肯定臣民享有私有財產的權利，臣民們也就無法向帝國儘自己的義務。可更為悲慘的命運卻降臨到了喪失土地的農民身上，沒有了土地，他無法承擔政府規定的賦稅，他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成為土地新主人的僱傭；二是離開家園，成為流民，而這兩種出路，都是以放棄自己的公民身分為代價的。他們的夢想有兩個，一是最現實的：吃飽肚子，穿上衣服；一是最不現實的：生活在一個比大漢的社會還要好的社會之中，這個社會仍然用大漢君臣們常常掛在嘴上的兩個字——「太平」來形容，但必須絕對平均、無私、和諧、道德、無階級、無政府、無法律、無剝削、無天災、無疾病。

  孝和皇帝以來，土地兼併更加迅速，流民規模逐年增大。由於帝國的土地和財富聚集在大土地的擁有者手中，帝國一面要限制、打擊他們，一面又不得不與他們妥協，從他們手中儘可能地多徵收錢財，而帝國在如此窘迫的財政狀態下，還必須賑撫和安置流民，這實在是一件沒有希望的事。難怪當今天子要賣官鬻爵，因為國庫裡面已沒有供他花銷的費用了。從本朝末期一些思想家們遺留給後世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豪民們占有成百上千頃的土地，奴婢牛馬、金銀珠寶無法計數，富過王侯。在帝國的戶口簿上，僅為一戶，但他們卻役使著成百上千戶的人家。可那些流民們，已經無衣無食，甚至到了「裸行草食」和「人相食」的地步。

  這樣，張角的宗教團體便成了流民們的歸宿。由於信仰的作用，張角的信徒中也不乏地主、富商和官宦，集中了不少的財物；流民在他的宗教大家庭里，可以憧憬他們的夢想；而地方官吏也感到張角的宗教解決了令他們頭痛的社會問題，因此也有好感。所以，楊賜的上書中提出了讓地方官吏安置或送回流民，孤立張角的教團，然後再誅殺魁首的策略。

  劉陶的上書指出了更為迫切的問題：據他的偵察，張角的黨羽已經潛入京師，活動於民眾和官宦之中，大有覘視朝廷之意。應速加偵緝，並詔令天下，以重賞募收張角。

  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們的上書被把持中書的中官們「留中不發」了。事後楊賜因故離職，無法問及。劉陶向天子打聽此事，天子王顧左右，讓他把《春秋》編得有些條理，以便自己閱讀。劉陶無奈，只得去圖書館消磨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