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都門學

  熹平四年（175），蔡邕和同事們校勘五經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們發現，帝國的學術存在著很大的癥結。帝國自孝文皇帝詔收天下書籍，搶救秦火餘燼；孝武皇帝聽從董仲舒更化之策，獨尊儒術以來，《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漸得確立，帝國的各級教育體系和文官儲備體系漸得完善。不過，帝國以五經試用文官，有一件麻煩事一直沒有解決，那就是《五經》沒有定本。

  大漢立國之初，先王典籍多從秦代存活下來，從能背誦和傳授全文的學者口中搶救出來，因為秦帝國的挾書令至為嚴厲，簡冊化為飛灰。可是，記憶力因人而異，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記錄下來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國一心恢復文教，胸懷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經典，因文本的不同，並立數家博士，俱為學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經各有三家博士，這些博士所傳經典，皆用帝國通行的隸書寫成，故稱今文經學。出於學術和仕途的考慮，各家博士不僅嚴格門戶，而且相互爭論，都說自己的文本出自聖人親裁。孝宣皇帝沒有辦法，乾脆讓大家到石渠閣開會，並且親自來作決斷。除了開會，就是組織學者到皇家圖書館，將收羅到的各種經典文本互相比較，取長補短，搞出一個官方的定本，作為考試的依據。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5），詔光祿大夫劉向等人校訂皇家圖書。劉向又讓小兒子劉歆協助自己的工作。父子倆領著一幫學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劉向病死後，孝哀皇帝讓劉歆繼續主持。劉向父子在校書時，發現圖書館裡藏有許多秦帝國沒有燒毀的簡冊，當中有五經的文本。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國古文寫成，有些經典或傳記甚至是學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備的。劉歆經過調查，得知這些本子有的來自民間的進獻，有的來自考古發現，其中的一些，已經由先朝學者與今文典籍作過比較。劉歆來了興趣，他開始校勘，最後，他相信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於是他提出將古文也立為學官。在與博士官們辯論之後，劉歆失敗了，因為他太幼稚了，僅僅將經學看成了一個學術問題。帝國已經有這麼多人靠經學吃飯，不能再容忍別人來搶飯碗了。再則，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統地整理，研究和傳授系統沒有確立，古文又為秦李斯統一小篆前的六國書體，識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國確立經學的目的，本不專為學術，而是樹立帝國的政教大綱，因此，經典的文本是否與聖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對經典的解釋、宣傳和活學活用則是更重要的事。帝國所立學官，皆有一套能夠指導現實政治之術，甚至以《禹貢》治理黃河，以《洪範》察知天變，以《春秋》判決案件，以《詩三百》當作諫書，這種庸俗化的應用，在帝國撥亂反正、創設文教的過程中，卻極具生命力。而古文經典，則缺乏這種功能。

  可是劉歆還是把一個麻煩給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復漢室以來，今文經學的門派分得更細，爭鬥也愈烈，但作為官學，它的思想漸漸不能適應朝政與社會結構的變化，開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間整理和傳授古文經，解釋古文經，甚至編出了識別和解釋古文經的字典。這個學派呈現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不太注重從經典中發揮出實用的微言大義，而是注重學術化的考訂文獻、訓詁章句。二是更加復古，特別注重發掘經典中屬於周代封建宗法和禮樂文化的內涵。這一點具有特別的價值，因為本朝中央皇室的權力漸趨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著世世傳習經學而充當帝國公卿；同時，他們還靠著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組織起一種新型的充滿活力的莊園經濟，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強。在他們的心目中，現實中的帝國君主和郡縣制統一國家的地位，漸漸讓給了儒學的理想和宗族門第。徵辟和察舉的途徑，也受他們的影響。因此，門第道德、名節、博學，就成了他們的標榜。從這個意義上講，黨錮事件，儘管是大是大非之爭，也未嘗不暗含了一點中央皇權和地方士族勢力之間爭鬥的意味。而大漢消亡後至隋唐間三百多年的歷史，正是土族統治天下的時代，此間，古文經學卻被立為學官。總之，古文經學到這個時候，似乎開始適應起時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經的傾向。肅宗孝明皇帝同樣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經為學官。不過，他們都遭到了劉歆的下場。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學的名義，詔選天下高材生進京學習古文經。但古文經未能爭得學官。學術會議在本朝也開了好幾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觀經學大會。今古文的重要派別都有代表參加，爭吵的結果，仍以今文為主流，但古文經的一些內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經學各自內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經典的文本更加複雜。本朝的太學生員大大超過前朝，他們都希望考試的經文符合自己學派的文本。加之他們不太願意專守一家之說，兼通並學，因而在試卷中雜引諸家的觀點。因此，帝國不得不組織人力校訂釐正經文。蔡邕他們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規模的行動了。

  其實，蔡邕和盧植等同事們都通古文，但作為官方經學的定本，他們仍決定用今文經典作底本。他們一起給天子上書，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這時，中官李巡對天子說：有的博士為了弟子在試場中爭高下，竟然賄賂皇家的寫經手，改動官本簡冊上的文字，吻合於他們的私家傳本。這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由蔡議郎親自用隸書寫定經文，刊刻於石碑之上，立於太學。

  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塊高一丈、寬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經矗立在太學講堂前的東側。計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五經及《春秋公羊傳》、《論語》。蔡議郎一手好字，端莊渾厚中不乏清逸之氣。一時間，京師和從外地趕來觀看、摹寫的人眾，絡繹不絕，車馬相繼，填塞街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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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邕覺得，重新強調帝國的學術和禮樂制度，可能會再次樹立帝國的威望，引導天子把握國家的大體，認識國家的大政，或者，會保存帝國最有價值的東西。也許，大漢帝國這朵絢麗的花已經凋謝了，但這朵花結下的種子，卻已經成活、生長、壯大，成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樹，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後可能會有無數個帝國相繼出現，但只不過是這棵大樹上的花開花落罷了。

  石經的樹立，給蔡邕帶來了一點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議恢復久已荒廢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舉行尊慰老人、宣揚孝道的禮儀。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認可和兌現。

  天子的想法和蔡議郎大不相同。事實上，他喜歡各種典禮，因為從小，他就視各種朝儀為遊戲。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導下，他舉行了國家的幾個大典。可他還不過癮，馬上自作主張，大加發揮。這一發揮，使得蔡議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歡辭賦，這是大漢帝國特有的文學體裁，當初孝武皇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志。辭賦的字句鋪排駢麗，讀來朗朗上口，抑揚頓挫，令人如痴如醉，迴腸盪氣。可蔡議郎卻教天子一套什麼辭賦為小技、道德是根本；辭賦的修辭技巧是末節、以文載道方為鵠的的大道理，讓天子感到生厭，或者說，讓天子無法理解，天子欣賞自己的才華，可蔡議郎他們卻不以為然。這幫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經學經學，道貌岸然，面目可憎。於是，一個異想天開的主意在天子的腦子裡冒了出來。他馬上找來侍中祭酒樂松和賈護，讓他們召集天下善寫辭賦以及能寫奇字、繆書、鳥魚蟲書等美術字的人，待制鴻都門下，建立了一座鴻都門學。和太學不同的是，這所新學府專門研討辭賦和書法，儼然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文學藝術學院，天子充當了這所學院的院長，將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寫的一部長達五十章，以上古史為題材的鴻篇巨賦《羲皇篇》當作學院的教材。這下子開了帝國學術的先例，學界譁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經學為立身之本，又以經學為帝國政教之本。可帝國的天子卻立了一所以文學弄臣和俳優們組成的帝國學府，這實在是有悖大體。可他們不明白，天子在這裡找到了自我的位置。樂松和賈護本為文學侍臣，出身平民，以他們的名望絕對召不來名士級的人物。於是，幾十個無行趨勢、擅長雕蟲小技之徒成了鴻都門學院的生員，每天向天子形容講述閭里市井那些東家長西家短的事情，誇讚天子的辭章，賣弄辭藻和藝技。天子居於深宮，這一切都讓他感到新鮮和滿足。他給了這些人豐厚的賞賜，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諫罷鴻都門學，天子的臉色不好看。作為帝國文化的維護者，蔡議郎感到帝國最後的一塊聖地也被玷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