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與劍法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在談論策劃時常提到一些哲學層面的東西，這是否是您的風格?

  

  王志綱：策劃要走向成功，僅有一般知識是不夠的，必須進行哲學層面的開發，即解決戰略與戰術、兵法與劍法的問題。

  美國前財務部長魯賓曾用四條訣竅概括他的決策思想。第一，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不確定性。決策時追求它的絕對確定性是荒唐的，很多因素是建立在不確定上的，只有把握趨勢才能到達勝利的彼岸。第二，每個決定都是權衡利弊的結果。明察秋毫、事無巨細都是非分明是不明智的，領導決策就是平衡。給企業做策劃，我只是把企業看成大海中的一艘船，它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處於什麼狀況，對手如何，核心能力是什麼，從而形成若干個戰略選擇。最後的選擇是什麼，可能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是平衡的結果。第三，面對不確定性必須果斷。第四，決策過程的品質往往比決策的結果更重要。往往策劃就是對過程的把握，在剖析、調整、把握的過程中結果呼之欲出，瓜熟蒂落。魯賓的這幾點我看了以後感觸很深，與我們的探索真是殊途同歸。

  記者：看來您的策劃是超越技術層面的，它是否更側重於兵法?

  王志綱：是的。比如海爾現象，許多人總在技術、管理的層面上分析，常常抓不住要點。試用我的方法分析海爾現象，我認為張瑞敏的成功基於他的決策機制和他生存的土壤。中國地域遼闊，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不同，北方與南方不同，同屬北方，各地又有其特色。山東文化在海爾的體現是：孔孟之道 + 市場經濟 + 團隊意識。孔孟之道講忠孝節義，對上級服從，對父母孝敬，對政府忠誠，對兄弟講義氣，是梁山英雄排座次，長幼有序，即所謂梁山式的團隊精神。有人講，山東人在正確路線下是模範，錯誤路線下也是模範，關鍵看領頭羊。

  張瑞敏的決策方式，從一開始就是跑馬拉松賽，不像南方的100米賽決策，所以開頭往往是廣東企業領先。為什麼廣東多短期行為而他取長期呢?因為山東人把富與貴之間的界線劃得很清楚，強調名分，重貴輕富，山東的企業家政治化、官僚化傾向多，是把企業當官來做，據說張瑞敏相當於副省級，秦池老總也是個副縣長。這樣就等於政府機制和政府掌握的資源基本都向他們敞開，他們就遊刃有餘。這是南方企業所不具備的，廣東人是認富不認貴、把官當生意來做的。

  張瑞敏的管理是水泊梁山式的，人們認這位大哥，而山東的社會環境又相對平和，沒有廣東企業那種今天員工跳槽、明天炒老闆魷魚的事情，加上團隊意識，所以好管理得多。由於這些因素，海爾與廣東同類企業兩者如龜兔賽跑，三年、五年過去，海爾走在了前面。

  記者：這似乎又歸結到文化上了。

  王志綱：深層次的策劃必然涉及到文化和哲學，剛才我說的定量與定性也是這樣。許多人對策劃的理解太西方化，沒有從中國的國情去把握和理解。營銷方法、管理手段必須要，但那是戰術，是劍法。更需要有人研究戰略問題和兵法，當然從事兵法研究的人不會太多，一定是鳳毛麟角。如果大家都研究兵法，100個會餓死99個。工作室就是側重於兵法，工作室的碩士、博士雖然參加實踐，但我對他們說，今天讓你們拼刺刀，是為了有一天不拼刺刀。他們更重要的工作是理論研究，是要為刺刀上飛彈。所以我一再講，工作室即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是公司就要同市場對接，有經濟效益；作為工作室，我們還進行一些理論和文化的探索。比如參與網絡和出版，都是為了給社會提供精神層面的東西。

  記者：策劃如何把握理論與應用的關係?

  王志綱：策劃有很強的應用性。我把它理解為一種「中觀」的東西，中國的學問分為「學」和「術」。少數學者潛心研究「學」，國家需要他們，他們也有著「雖九死而未悔」的獻身精神。他們有科學的思維、令人景仰的人品，像顧准那樣。但如果很多人都走純粹學者這條路，就有些上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了。做學問的只能是少數。太多了沒有必要，也養不住。很多知識分子因此而搞得「滿面塵灰煙火色」，挺尷尬。

  另一批搞「術」的人是在市場經濟中殺出的知識分子，像廣東美術學院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涉獵GG、建築、設計、園林等行業，「食有魚，出有車」，活得很瀟灑。中國文人下海成功的往往是那些與市場經濟操作層面比較接近的人。

  還缺一個中間層面，這就是策劃，在學與術之間架起橋樑，既要理論指導，又強調可操作性，操作有了理論的陽光就可以走得更遠。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我把策劃理解為「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中觀」學科。有了這門學科，使更多的文化人在下海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至於商不商、學不學，從而找回自尊、自立、自強，實現知識的尊嚴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