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王志綱：為什麼這麼說呢?很簡單，這種行業做法面對的是兩個特殊的背景——找市場和做市場。找市場是說在市場現成的情況下，考慮如何來填滿市場的空缺；但在中國更多的是做市場，是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去引領、開發市場。我歷來相信市場是做出來的，不是調查出來的。這就涉及到用哲學定性來把握大勢的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功能性定量。第二個問題，前一種做法是在經濟相對比較平穩和成熟的社會裡，像澳大利亞，10年、8年變化不大，在細分市場上是管用的。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波譎雲詭、風雲變幻、大起大落、機會頻生的社會大背景下，這種做法無異於刻舟求劍——計劃趕不上變化。

  美國的「矽谷之父」曾經說過，所謂定量的市場細分，是無法概括社會變化的萬分之一的。他認為，未來時代是個哲學時代、定性時代，必須把握規律，做到適度超前。我把這個時代里在中國做事比喻成一場衝浪運動，前提是你必須吃透國情，要知道如何掌握動態平衡。馬克思說過，任何一門科學只有用數學方式來表示的時候，它才是科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一個公式，包括西方的蓋洛普民意測驗方式也是，但後來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現代社會，在非紅即白、非此即彼的過渡狀態或者邊緣狀態，有很多東西是無法量化、無法描述的。於是人們創造了一種模糊數學。西方20世紀60年代產生的模糊數學，突破了傳統精確數學的束縛，對人類應用領域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後又有模糊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在同西方對接的時候，我們的方法論可能更接近模糊數學或模糊哲學。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動時代，中國整個960萬平方公里都是矽谷，變速太大了，如何在浪濤里衝浪，有很大的學問。

  今天西方在找市場的時候，需要數據，而我們是引領市場，根本不可能簡單地依靠數據來說話。我們只有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趨勢和潮流以後，用哲學的方法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法門。這也是很多市場調查公司感到不可理解的東西。當然，我在這裡絕不排斥數據，可能是先定性、後定量的問題。這兩者的有效結合是將來的發展趨勢。只定量沒有定性，是緣木求魚、刻舟求劍、盲人摸象。如果你連象都搞不清楚，怎麼定量呢?所謂大勢把握、要素整合、出整合、出思路，就是說你必須要先把象搞清楚，然後你把那些盲人摸完的結果一整合，得出自己的判斷，就是個完整的象；但如果倒過來，你眼裡沒有一個完整的象，一會說象是一堵牆、一會兒又說是根柱子，怎麼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呢?

  廖先生：在這些年的實踐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洋為中用」和「中為洋用」的問題。如果說當初我們到海外求學，是中為洋用，現如今回到國內，首先要解決的是洋為中用的問題，還是要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上來。有的時候越是傳統的，反而越是現代的。

  王志綱：原來我學數學的時候很笨，但我很注意了解數學理論是怎麼產生的，後來發現從物理、化學到數論，從理論的最高層面上，都可以找到歸結點。這個歸結點就是哲學，就是方法論，自然辯證法和唯物辯證法就是解決萬事萬物的運行規律和道理的問題。這一點給我的啟發很大。

  從方法論上說，西方流行的那套手段是根本無法把握中國現實的，所以說要到東方來尋找武器，即所謂的舊瓶裝新酒。從哲學思想本身來說，二者在某一個高度是相通的。中國的傳統科學，以中醫為代表，就是辨證施治、望聞問切，是著眼全局、動態均衡的系統。痛則不通，通則不痛。西方的分析方法是切塊、細分，工業化、機械化、數據化，是機械唯物主義，不是辯證唯物主義。這個方法到中國來，還沿用原來的遊戲規則，殊不知這個社會是按起葫蘆浮起瓢，沒有那麼簡單。今天，我們進入了一個整合時代，方法論的探索是沒有止境的，所以，西方要到中國的老祖宗那裡找寶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