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徹底被摧毀

  宣宗以後，帝國的經濟基礎就已經喪失。民不聊生，則揭竿而起。

  懿宗在位的時間不算短，單以朝間而言，大的衝突倒也沒有發生。這也許是因為外患過多的緣故，而使得內部的矛盾無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裡，糊裡糊塗地行事，糊裡糊塗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無道，竟然還就比他名義上的父親、智深謀廣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這一次輪到的是左右中尉劉行深、韓文約。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兩人當然也就做得更絕，神不知鬼不覺中，懿宗的四個年紀稍長的皇子就丟掉了腦袋。他們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後來廟號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時，年僅十二歲！在本朝歷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歲的皇上懂得什麼？他只知道與自己曾同臥同起的奴僕田令孜是個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裡，已故的父皇似乎並不像自己的父親，哪有這位和藹的長者來得親切！皇上甚至已經早把他當作是自己的父親，即位之後，也直稱「阿父」。宦官小馬坊使田令孜從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一躍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劉行深、韓文約這兩個出頭之鳥結果弄得個灰頭土臉，在田令孜的擠壓下，被先後勒令退休，很不情願地把中尉之職讓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門匡范順理成章地成為左右中尉。從這時開始，人們便直呼左右神策為「東軍」、「西軍」，因為決定性的禁軍力量就只有這兩支，再稱呼本名不僅麻煩，而且實在也是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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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頑童天子僖宗喜歡鬥雞、跑馬，也許只有在這一點還能體現出其祖輩尚武豪邁的秉性，其他實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為其「父」，又何須把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裡，從公元874年——這一年新帝改元後的年號為「乾符」——開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積患已久的事情終於不免。在咸通時期的無數紛亂後，兩位鹽販王仙芝、黃巢在關東道領導了一次武裝變亂，官軍數剿不絕，數年之間，竟成燎原之勢。公元880年——這年僖宗又改元「廣明」——十二月，自稱「沖天大將軍」、「天補大將軍」的黃巢率幾十萬大軍打進了長安，僖宗在田令孜的護衛下倉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劍南的成都。這是本朝歷史上第三次皇駕播遷了，也是最長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顛沛流離了數年之久，才回到長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舊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時任「都指揮處置使」，大權在握，並未因艱難的動亂而減輕恣意妄為的程度。本來，天子有難，就應該推恩及人，廣施恩澤，以喚起各方勤王靖難的忠心而挽回敗局，可田令孜沒有這樣的抱負，他只知道維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論。

  當時的物質已極度匱乏，但四方所貢來的有限的金帛，卻全部被令孜用來頒賜隨駕軍隊，四川的地方部隊除了開始每人賞賜三緡以外，再無所得。一位地方軍將郭琪出於憤怒，起兵譁變。倉猝之中，皇上只與宦官們閉門自保，根本就不考慮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們幸脫淪陷，含辛茹苦地來到了這裡，眼見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實在是難以按捺。

  郭琪事變平息後，諫官左拾遺孟昭圖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緒：

  「多難之時，中外之臣尤須一體對待。去歲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盡遭殺戮，獨獨北司無損。此次變亂，陛下只與令孜等內臣閉城登樓，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見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圖最後難以控制，又在疏中寫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難道天子與宰相已無關係？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圖儘管完全是出於委屈，不過他的話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他的祖輩們要是聽到他的這番言語，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筆說不清道不白的糊塗帳。不過，儘管世事如麻，總還是能找到一絲入手的線頭的。

  經濟總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政治的腐敗必然導致經濟的衰落，經濟一旦被摧毀，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願成為「百姓」的理由，於是草澤之雄揭竿而起，就不僅是符合道義的，也是無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華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家，最高的家長便是皇帝，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政治上說，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則是天子子孫，皇帝也就等於國家，因而從經濟上說，「國計」便永遠位於「民生」之前，亦即所謂「富國」才能「安民」，「富國」總是第一位的，經濟的好壞，全看朝廷的財政收入如何。當然，斂之必須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本來這實在是難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達到過這個理想。不過這是過去的事了，與紛亂的政治現實相始終，帝國的經濟衰敗也將近有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歷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僅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為天子的存在竭澤而漁而已。天下無甚貴甚賤的局面早就已經成為甜蜜的追憶。

  實際上，九世紀中以劉晏為代表的理財能手之所以能獲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亂後，帝國的北方一再受到嚴重的摧殘，而南方經過逐漸的開發，迅速顯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經濟水平，加之戰亂較少，便得以長期維持。從德宗時開始，南方的財賦通過漕運，源源不斷地供給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國的大家庭不至於毀滅。可假如南方經濟也不能倖免於難的話，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擋不了徹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時期。

  從天子到宰相，無不唯貨是崇，假刑殺以立威，而索財貨於諸道，諸道又索之州縣，於是州縣只有大索天下之窮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敗，最終導致橫徵暴斂，這就是「斂之無道」了。沒有人能夠被無休無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寶藏。一句話，天下雖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國家的基礎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孫當作子孫，那么子孫們也就沒有必要再奉養這個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東「賊匪」造反，明顯就是一個不祥的徵兆，但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懿宗時還有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對南詔進行了數年的戰爭，這場耗資無算的戰事把宣宗剛剛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環喪失殆盡，特別是給了南方以沉重的壓力，造成了嚴重的惡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戍守嶺南的徐州守卒不滿超期服役，擁立糧料判官龐勛為都將，擅自北還。這些人回到徐州後，為免朝廷追究，乾脆又推戴龐勛為節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認既成事實。

  南方戍軍的暴動已經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幾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狽，因為帝國在這一帶一直不設重兵，一旦發生騷亂就必須從北方徵調部隊。這事是很微妙的，想當初，北方的割據似乎也就是因為類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幾朝以來，從天子到朝廷，對南方總是持著一種小心謹慎的態度。就這次龐勛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態鬧大，準備先行安撫，再徐行鎮壓。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軟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原是這批叛卒的主帥，這個人為人嚴苛，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這種事，首先主動發兵出擊，於這年的十月與龐勛接戰，於是又釀成了一場持續近一年的戰事。

  這次兵變最後發展成為不單單是由戍卒參與的大規模的動亂，因為有不少被逼得毫無活路的農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紳也加入了這支隊伍。帝國歷史上，從來都是由割據一方的驕兵悍將發動戰亂，從來也沒有像這樣的事情發生過。這再次說明百姓的生計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以至於出現為歷來傳統儒士所深惡痛絕的「盜賊」蜂起的現象。這是典型的亂世象徵。

  戰事延及十餘州，覆蓋了江、淮之間的大部分地區。儘管一年以後戰亂結束，但各地繼起的小規模紛亂依然不免，這一切又反過來再一次摧毀了帝國本就已經相當脆弱的社會經濟。從關東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區，民眾的生計也開始接近了崩潰的邊緣。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學士盧攜在一封奏疏中特別指出了關東地區的嚴重情形。根據這份報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廣大範圍內遭受了一次旱災，給本就連年不稔的情況雪上加霜；可是州縣催逼徭稅，卻未曾少息，百姓雖拆屋伐木，賣妻鬻子，亦難能供奉府庫。盧攜最後在疏中委婉地對天子說：

  「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就實無生計了。」

  這話實在是用不著他來說，說了也沒用。這年的十二月，大戰之後的徐州又傳來消息：「群盜寇掠？州縣不能禁。」這自然也是百姓無以為生，入山為盜的結果。在黃河尤其是長江以南的地方，因為沒有強大的割據勢力，所以沒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對抗來表示不滿，眾多的百姓便往往採用這種方式發動革命。他們之中開始還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嘯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們不久後就發現，這也許就是一種解決生存問題的最好方式，於是，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這條道路，團伙規模也就越來越大。當這種事情在整個帝國普遍開花時，這些人就不單單是「流寇」而已了。

  禍不單行。關東在大旱之後，又逢水患，隨之又帶來了嚴重的蝗災，黃河下游的農民首先被推到了絕境。就在此時，兩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黃巢先後在長垣、冤句兩地聚眾揭竿而起，奏響了帝國崩潰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