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起事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最後是黃巢成為這一場空前暴動的領袖。這個人出身於鹽商之家，居然也曾經到長安去考過進士，但卻是屢舉不第。作為商人的後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註定不能有所作為，黃巢的科場失意決定了他今後的道路。黃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帶是私鹽販賣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輕的時候，就曾與王仙芝以販私鹽為事。兩位鹽販出身的人發動了這次不平則鳴的反抗，說起來倒也並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樣，一向也採取「重農輕商」的策略，這是因為產業不發達，自然就不會產生政治以外的勢力，只要糧食問題得到了解決，統一和穩定也就不會受到破壞。可這種人為的壓制代替不了物質發展的必然，無論歷代政府堅持怎樣的信條，都不能避免對有利可圖產業的日益依賴。只要存在著國家對產業的干預，對貿易和城市稅的徵收，也就使帝國的政治和經濟與商業開始發生緊密的聯繫。所以，農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階層而對國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王仙芝和黃巢或許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黃巢在朝廷和各種勢力的夾擊下採取了一條飄忽不定的運動戰略，如行雲流水一般，席捲了整個帝國的半壁江山。黃巢本人其實並不是因為意識到東南地區對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進攻的，像大多數農民革命一樣，他們一開始的目標仍是打進長安，殺向龍庭，這是其輩鬥爭熱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們北進的頑強抵抗造成了黃巢向南方的發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過長江進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後橫掃嶺南，打下了廣州。黃巢成功地占據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與帝國中央形成了南北對抗的態勢，轉戰四方又使這支農民革命的武裝空前壯大，儘管朝廷在長江一帶設立了最後防線，但已經無法抗拒這一業已燎原的全國性動亂。終於，僖宗廣明二年（公元881年）十二月初五，黃巢打進了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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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巢農民軍無意識地在經濟和政治上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黃巢占領了東都附近的汝州，號稱「天補大將軍」，同時傳檄諸路官軍：不日進攻洛陽，並將殺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傳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對著宰相們淚如雨下。

  田令孜奏：「請發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潼關是護衛京城的最後一道屏障。

  皇上感嘆：「侍衛將士不習征戰，哪裡有用！」

  難怪天子悲哀。當年安祿山五萬之兵進犯長安，大將哥舒翰領兵十五萬都未能守得住潼關，此番黃巢號稱有六十萬之眾，區區一個潼關之險，又如何能當得起事！無論僖宗再怎麼頑劣不化，這點道理還是懂的。

  在軍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裝並沒有犯什麼重大錯誤，他們的封堵戰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鎮海節度使高駢首先把黃巢的鋒芒逼住，迫使其轉向浙江並南下福建、嶺南。當黃巢從桂州沿湘江北上時，在荊門又為襄陽節度使劉巨容和江西招討使曹全重創，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計劃，改道東進。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幾個重要的財賦重鎮，一直採取各種方法不讓黃巢進占揚州和廣州。可是，中央政權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終是第一位的，在兩難的情況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觀念上的政權再說，所以要堅守江淮防線，就只能讓黃巢橫掃南方，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其實，任何一種政權都不得不如此作為，儘管這是再愚蠢不過的短期行為了。朝廷在軍事策略上既沒有嚴重的失誤，那麼，局面弄到這一步，完全是原則上的問題。

  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黃巢終於在採石渡過長江，進圍揚州。沿江防線的最主要干將淮南節度使高駢在這個節骨眼上放棄了抵抗，堅城不出。九月，黃巢乘勝渡淮，直指東都，帝國的軍事行動徹底失敗。高駢出身禁軍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帶任職，曾大破南詔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調到江南後，最初在征討王仙芝部眾時成績顯著，他也是後來執行朝廷圍堵方針，迫使黃巢南竄嶺南的最主要功臣。這樣一個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關鍵時刻竟然不敢應戰，說起來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來好像是高駢心有怨氣。原來，在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盧攜的保舉，高駢出任諸道行營都統，負責堵截黃巢。上任之後，高駢傳檄四方，募得淮南與諸道兵馬近七萬人，聲威大振，一時屢挫農民軍。就在此時，黃巢使了一個緩兵之計，上表請降。高駢以為黃巢堅持不了多久，此時此刻豈能讓外人分功，於是便遣散了各地軍馬。這樣一來，讓黃巢得計，五月，大破高駢之眾，陣前斬殺高駢大將張磷，乘勝渡江攻占天長、六合等縣。高駢上表告急，朝廷下詔，嚴責其遣散諸道兵之不當，惹得高駢一氣之下，稱病不戰。但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經濟的崩潰和吏治的敗壞，使得帝國中央的實力再也不像從前了。由於官軍的寡弱，所以平亂剿賊不僅必須徵募兵士，尚須大力依賴地方自衛武裝。而天子和帝國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種勤王扶政的正統觀念在人們心中越來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師雲集的局面儘管存在，可性質已發生了變化。崛起的藩鎮大多出身於盜寇和地方軍將，其地方割據的本性是與生俱來的，因而在國家危難時期對皇室的忠實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駢這些官宦出身之輩，在這種分崩離析的關頭，也免不了心懷異志，更遑論那些地方軍將和割據藩鎮了。要靠此輩完成匡復國家的重任，那實在是要打上一個問號。

  高駢手下的一位謀士說得好：

  「相公勳業已高，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閒言。賊若蕩平，相公威望蓋主，則又如何處之？為相公良計，莫如臨岸觀火，自求多福。」

  這根本就是為不忠不孝開脫的一句漂亮話。高駢何嘗不知道作為擁據一方的藩鎮首領，即使「功高蓋主」，天子又何以處置？更何況現在的情形，又絕非是「兔死狗烹」的時代，他又哪裡來的這個擔心！所以高駢放棄抵抗，實實在在是出於私心。一年後兩京淪陷，高駢尚欲兼併兩浙，以成當年孫策三分天下之計，就是最好的證明。

  高駢放棄抵抗，使引頸南望的天子和滿朝文武一片哀嘆。中央政權本身已經多少年沒有起過扭轉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無所措手。別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關，其實他早就準備西逃蜀中。作為實握大權的宦官，他從來也不會選擇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權益，這一點，連皇上本人都不無感覺。所以，皇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下令在潼關作最後一戰，不然，天子的顏面又置於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組成的神策禁軍，潼關哪裡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黃巢攻克潼關，初五，進占長安。十萬大軍入城之時，長安居民夾道觀看。人心的離失，是為政者最大的失敗，當僖宗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護衛下從金光門狼狽出逃時，恐怕是很難想到這一點的。

  官吏的無能就是政治的無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現在，前後有劉瞻、崔彥昭、鄭畋、盧攜、王鐸、豆盧瑑、崔沆、鄭從讜等人入相。其中，劉瞻早死，崔彥昭不日離任，在朝中主掌政務，並還能做點事情的主要就是鄭畋、盧攜、王鐸和豆盧瑑四人。然而這四位宰相，在對待黃巢的態度上，分歧相當嚴重。

  鄭畋主撫，盧攜主剿。王鐸雖也是主戰派，並已於前一年兼任荊南節度使及諸道行營兵馬都統，負責長江中游防禦，但盧攜與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駢取而代之。豆盧瑑在後來則主張避讓，是附和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鄭、盧二人曾發生過激烈的爭執，時間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黃巢占據安南都護府後。

  鄭畋對僖宗說：「巢賊之亂，本因歲飢。而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又都閉門自守，不能抵禦。」鄭畋既是大族出身，又進士及第，也是經過磨難才入居高位的。從這句話上可以看出他還不失傳統的理念，尚能夠保持正確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議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其輩本因飢年利合，一遇歲豐，自然分崩離析。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鄭畋真是個明白人。

  盧攜不同意。他這時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屢敗黃巢，並成功地將其趕往嶺南的高駢，他當然要立一個奇功。盧攜道：「高駢將略無雙，淮土兵甲甚銳，」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揚自己本身，「蕞爾纖寇，不足為慮。豈可對敵示怯而使四方諸軍解體！」盧攜話說得如此大，皇上當然聽了舒服。

  鄭畋對地方大鎮向不抱幻想，尤其對高駢這個處處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當然不能同意盧攜的方針。鄭畋在政事堂宰相會商草擬詔制時，忍不住諷刺盧攜道：「高千里這個人遷延玩寇，其實無意滅賊。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輩當死無歸宿了！」高駢字千里。

  盧攜聽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當」，衣袖碰到硯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礙著面子無法發作，見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硯台摔在地上。

  事情給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氣，「國家重臣相互詬罵，何以表儀天下！」下令罷二人宰相。兩人以喪失儀範而罷相，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時局的發展不久便證明誰是誰非了。高駢果然不當大用，黃巢終於打進長安，使帝國處於存亡的邊緣。盧攜罷相後不久又被召用，黃巢打進潼關後，田令孜把失敗的責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盧攜在一片指責聲中飲藥自盡，王鐸後來又取代了高駢出任諸道行營都統，在大勢面前也是渾無作為。只有鄭畋不失英雄本色，廣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鳳翔節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留守京畿抵抗黃巢。三月初三，鄭畋即在鳳翔大破黃巢大將林言、尚讓、王璠所部。官軍這一仗的勝利完全是因黃巢軍的輕敵所致，黃巢手下的三將欺負鄭畋是文人出身，以為他不會用兵，在進軍過程中竟毫無戒備，既無行伍，復又鼓行而進，犯了兵家大忌，結果被鄭畋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傷亡萬計。可儘管如此，鄭畋在危急關頭能獨立不屈，並有如此作為，實在也是很不簡單。所以說，儒者之勇，往往不啻於百萬雄師。

  本來，直接覆滅這個奄奄一息帝國的機會，完全是屬於黃巢的。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黃巢隊伍，像歷史上所有的樸素革命者一樣，在取得暫時的勝利後，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點。與帝國失敗的命運相同，黃巢根本的錯誤也是原則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黃巢大將，也是主要軍師的尚讓在入城時曾對百姓說：「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輩。」然而進占長安後的所作所為，卻沒讓這句話得到充分的兌現。從黃巢到普通士卒，各忙於稱帝、封官、殺人、搶劫，被物質利誘沖昏了頭腦。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現在還仍然是「盜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轉乾坤，讓帝國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為被譴責的對象，而一旦舊的統治者被拋棄，新的政權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所謂不破不立，即此之謂。

  即使退一萬步說，也應該立即乘勝西進，在肉體上徹底消滅苟延殘喘的舊政權，不給他們有絲毫振作的機會。這樣，一切便都從容多了，至少可以爭取時間來意識到上面所說的那個原則問題。說實話，每一位革命者也並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們只是能在實踐中慢慢認識到而已。可黃巢和他的同志們都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們不是徹底的理想主義者，沒有一種可以戰勝欲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敗之始。

  黃巢在具體的行動策略上也犯了許多錯誤，比如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棄，這在革命初期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是可取的，大規模的游擊戰略可以避敵鋒芒，在各個擊破中壯大自身力量。然而當勢力強盛後再不考慮建立根據地，卻是重大的失策。當年的安祿山和朱泚也都占領了長安，可他們都擁有自己的後方，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顯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順，也堅持了很多時間。黃巢轉戰半個中國，結果連這一點都未做到，最後以幾十萬大軍困守長安，內無糧草之給，外無兵馬之援，時間一長，眾心分離，士氣衰落，遂不免一敗塗地。

  在進占長安三年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黃巢兵敗東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黃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時，追兵已在身後。眼見不濟，黃巢萬念俱灰，囑其甥林言動手，林言不忍，黃巢遂拔劍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後正好十年。

  這一場農民暴動是帝國深沉危機爆發的結果。黃巢雖然兵敗自刎，其餘部力量也隨之分崩離析，但事物的內部矛盾是無法由此而得緩解的，顯然，這一次已到了非徹底解決而不可的地步。一個政權的滅亡不外乎肇於三端：一是內憂，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敗。政治的敗壞導致內憂，內憂則引發外患，而外患又通過二者激化矛盾，最終一同爆發，一起滅亡。此三端互為關聯，缺一不可。不幸的是，這一切條件已經全部具備。黃巢的革命雖沒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卻證明了無情的事實：帝國最後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