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宣宗當宰相的秘訣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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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動無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當今天子的閱歷是前幾代皇帝所無法比擬的，他所承受過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沒人能望其項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確是帶著深深的思緒登上九五之位的。

  對此，令狐綯是第一個深有感觸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時他剛剛由司勛郎中入居禁署，擔任翰林學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傳諭，說是皇上召見。

  令狐綯趕忙入宮，走到皇上寢殿門口，便見有小黃門在那裡秉燭而候。顯然，皇上正急切地等著他的到來。

  令狐綯走進殿來，皇上正在榻上讀書，「賢卿入座。」令狐綯行禮已畢，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書，凝神望了他一會，道：

  「賢卿從江表來，不知對彼處民情吏政有無考察否？」皇上略略頓了一下話頭，接著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也難能自理，故尤需賢臣良弼的輔佐。」

  說到這，皇上正眼瞧著令狐綯，意味深長地道：「然朕近來留意朝廷，卻未見有忠赤之士。」

  令狐綯心裡一慌，急忙離座降階而伏，口道：

  「聖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見效果達到，話鋒立時一轉：「卿甫為翰林學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賢卿不必如此，上來就座。」

  令狐綯口裡唯唯，心中卻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宮人以玉杯斟酒賜與令狐綯，令狐綯山呼萬歲，一飲而盡。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書，有意岔開話題：「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他拿起兩冊，又接著說，「這一冊是先朝所述的《金鏡》，此冊為《尚書·大禹謨》。」皇上隨意翻開其中的一卷：「賢卿讀過《金鏡》否？」《金鏡》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國經驗之談，與後人記述的《貞觀政要》一樣，都是歷來君臣取法貞觀之治的必讀經典。《尚書》則是先王先聖的言行紀錄，也是垂範百代的不二寶鑑，《大禹謨》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綯暗自慶幸：還好自己對這部書下過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書，講的是治國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令狐綯話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廟號「太宗」，諡日「文」，所以有這樣的稱呼。

  天子十分高興，「卿試舉其要。」

  令狐綯朗聲而讀，果真是爛熟於心。當他讀到「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一段時，皇上擺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嘗不三復然後已。《尚書》上也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欲致昇平，當以此言為首！」

  令狐綯當然稱頌不已。

  宣宗的好讀書又非是當年的文宗所能比擬的。文宗血氣方剛，追求的是一種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覽史籍，卻完全是尋求一種技巧上的借鑑，兩者性質不同，效果也就大相逕庭。

  誰都知道要「任賢去邪」，可怎麼個「任」、怎麼個「去」？再說，即使有了賢明的輔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國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個例子，最後還不是功高蓋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後！宣宗相信書中所總結的這個原則，但是他卻自有他的方法。他對令狐綯說：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這就是了，宣宗確實不笨，他在十六宅度過的日子沒有白費，他早就深思熟慮過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則了。任何事情都必須做到成竹在胸，也只有這樣，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綯很為難：「六品以下的官員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冊登記：五品以上，方由中樞制授。這部分倒有一種名冊，稱作『具員』。」

  皇上心裡有數。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員御覽》一冊呈上，放在案頭，時時翻檢。

  可見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極高心智已經開始逐漸顯露，這件看起來很小的事情就是一個信號。

  第一步是確立一種原則。宣宗選擇的是「法」。

  自古而來的傳統皆反對法治，因為治以形名，則必傷乎道德，而帝國的基礎正建立在一系列的倫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絕民刁頑，也無助於人君教化。所謂「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宣宗卻不以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鐵腕治國，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為此減膳食，出宮女，禱告上天，仍不見好轉，於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但其時任大理卿的馬植卻上疏稱：有些重犯，罪有應得，似不可一概寬宥。

  天子得奏，也覺得有理，又命兩省五品以上官員合議。討論的結果，贊同馬植意見的占了大多數，皇上就採用了這一措施，詔命一切皆按法規辦理。這是宣宗傾向於法治的開端。

  不能不說馬植的話給了皇上重大的影響，他在奏章中所說的「誅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決滯，方副聖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之道」之類的話，和皇上內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處，而馬植的這一理論，更符合他所構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馬植為此在後來也成為宰相，為宣宗所重用。

  宣宗當然還有所發展。他自己就公開說過：「犯朕之法，雖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著重強調了「法」的鐵板原則，操作起來，便就得心應手。

  有一段時間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績不怎麼樣，但做起事來卻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員沒有避讓他的馬頭，崔罕心裡大為生氣，再一問，此人不過是一位小小的內園巡官，竟馬上重責其人五十四杖，至於將人打死。皇上得訊震怒不已，立即宣諭，把崔罕貶去遠州。

  宰相們倒覺得處罰太過，齊詣皇上援救。宣宗心裡有著細細的一本帳，他對宰相們道：

  「崔罕為京兆，抑強扶弱，是其職責。道不避馬，杖之也不算為過，但問明為內園巡官再下手，就是明顯的欺弱怕硬。另外，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這是誰家之法？真是駭人聽聞！」

  宰相們聽著這番話，頓悟皇上執法之旨，又如何不心生畏懼！

  當然，宣宗選擇的原則是為自己服務的，刻於用法是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聰明就聰明在他從不幻想著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遠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寧願選擇威嚴之後的寬仁，也不願去做仁德之後猙獰盡露的蠢事。天下人確實也都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無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卻不免交怨沸騰。天子懂得了這個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過這第一步還只是小樣。若要就此以為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過是如此而已，這種見識那就是比文、武二帝這兩位乳臭小兒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歲月，又豈是白白虛度的？

  儘管皇上多才多藝不讓先人，無論是射箭擊毬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盡其妙，但皇上卻不甚為意。甚至對於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後，只做兩件事，一是讀書。為此天子下令，專門辟置了一間偏殿作為讀書之處。有時皇上一進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內侍們看見的常常是燭灰遍地、書卷狼藉的情景。二是讀書之餘，便是召見翰林學士，與他們長談不倦。

  令宮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見學士時，全都屏退左右，不讓任何人入侍。皇上還親自整理讀過的奏章，經常親手焚毀其中的一些，然後再吩咐人拿去處理，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過的事。寢殿的楹柱上，御筆大書「鄉貢進士」四字，此外還有許多人名，有時樞密使們偶爾看上一眼，發現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則是無名小輩。

  皇上的記憶力驚人。不談別的，整個大明宮中，廁役、灑掃之僕少說也有百十來人，可皇上只要見過面，都能記住他們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從來都不是吩咐一聲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說：「叫某某人來」，無一差誤。宦官宮婢都暗自心道：簡直就是神了！

  宮侍們最感到心驚肉跳的時刻，是天子升殿聽朝之前的那一會。

  皇上這時會突然沉下臉孔，變得面無表情，默默地朝著某個方向肅容片刻，然後更衣、盥手，調勻氣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時此刻，天子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響，但這靜得讓人無法呼吸的氣氛，卻猶如泰山壓頂一般。

  在走向金鑾寶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後凝聚著不少疑懼的目光，但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裡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馬上要面對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這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般的恐懼。

  宣宗有辦法做到。

  臨朝之際，皇上的臉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對群臣，往往猶如賓客。朝臣們當然很平靜，因此，開始之時，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勸諫，也敢於上言。皇上在這個時候總是非常專注地傾聽著，有時還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會忘記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議，事情處理得差不多的時候，皇上忽然笑道：「現在可以說些閒話了！」說著，自己先帶頭大談宮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說些坊里閒話。過了一會，宰相及翰林學士、樞密使們剛剛感到情緒輕鬆下來時，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輩好自為之。朕常恐卿等負朕，以使日後不復得見，再無今日之樂。」

  這話說得讓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顫。

  皇上的態度變化率皆如此，讓人無法揣度。沒有暴怒，沒有焦躁，甚至沒有一絲一毫的嚴酷處罰，但朝中的中樞要員，卻無時無刻不感到戰戰兢兢。特別是當朝宰相，這種感受尤其強烈。他們有時甚至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天子雖有些刻於用法，但也不失寬仁愛人之風，勤於政事，從善如流，怎麼說也能算上英明儉德之君，己輩的憂懼又所從何來呢？

  在大中時代初期前後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後罷去，接著便是周墀和馬植。其中敏中擔任的時間較長，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馬二人，在位分別只是一年與兩年。

  敏中的秘訣就是無所建置，一切都唯天子是從，至多也是略作修飾而已。他在相時最大的舉動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輩，幫助皇上不遺餘力地否定會昌政治，其他的實在無可足道。不過這種人，宣宗卻很讚賞。

  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這種事不關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必躬親，有敏中做擺設，那是再好不過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麼多年的宰輔，而其後來的罷相出鎮，也就是因為他在開始的時候，對德裕之黨處理過重，擅權獨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緣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經相與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時頗受重用，先後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武宗時出外任職，宣宗即位後，大中二年入朝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來周墀應該是能像白敏中一樣多做幾年宰相的，這是因為在入相之時，有一位極富韜略的人給了他一個忠告。

  此人名韋澳，是元和時宰相韋貫之的兒子，是周墀的老部下。當周墀向他請教為相之道時，韋澳說了這樣一句話：「但願相公不要有權！」

  這話當時讓周墀著實吃了一驚，不過在韋澳的解釋下立即就明白了，並還深為嘆服。

  韋澳的解釋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實質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無功無過而已。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裡去了，韋澳有這樣的見識，真是一個有心計之人，無怪乎在後來成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儘管接受了這一勸告，也循規蹈矩地堅持了一年，可在最後還是忍不住犯了衝動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無奈被罷。

  此後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綯和魏謨。這兩人在相時間都很長，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們與後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綯是大中時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輔政幾達十年。在聖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綯能如此長久地安居其位，其中當然自有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