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昌之政：李德裕一個人的時代

  武宗會昌年間，是屬於李德裕一個人的時代。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駕崩，武宗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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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八月，葬故皇帝於章陵，廟號「文宗」，同時，宰相李珏罷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貶為郴州司馬。

  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後，新帝徵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來到了京師，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謝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幾點建議。這一進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慮的結果，也奠定了他今後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變」後雖然身處朝廷中樞之外，但他與居於洛陽優遊林下，「無復進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幾年並沒有白過。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時，也不忘對文宗大和、開成以來的種種現實進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數十年的派系分歧、朋黨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輔，便能立即向皇帝進言。

  在德裕看來，這「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須「辨群臣之邪正」，這顯然是針對大和時期李宗閔之流結朋黨紛爭於朝而發的。德裕把自己獨出於「朋黨」之外，不論有無自我標榜的嫌疑，可話還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別，之所以紛爭不歇，人主不能正確區分而搖擺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堅持要辨明群臣之邪與正，並非完全是從洗刷自己的角度出發，而是充分考慮到使國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進一步的是，他在這一點上還強調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獨立而無所倚靠」，而小人則如藤蔓「必附它木」，從而給出了區分的標準。

  這一標尺頗耐人尋味。君子獨立沒有疑義，而所謂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麼？明眼人是無庸解釋的，只要想想李宗閔，特別是李訓、鄭注之流緣何而進高位，就一目了然。德裕在此沒有明指宦官，但含義卻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應歸中書」，就是說政治權威應該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門，而不是「政出它門」。德裕於此同樣沒有把「南衙」、「北司」的現實狀況點透，可這一點承上面而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帝國政治的要害，分量是夠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屬於具體的運作範疇，他認為宰相在位時間絕不應過長，過長則必導致專權而生禍端。這一全無私利的政治方針，也是德裕純從王政的考慮出發的真實寫照。

  新帝無不嘉納。

  從這時開始，德裕的政治生涯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會昌」，是為會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勢卻很不好。在邊境方面，河、湟數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而北面的回鶻，又出了變故。

  原來，在回鶻的西北，有一個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為回鶻所敗，此後與中國不通。後來該部落勢力逐漸強大，與回鶻交兵近二十年，回鶻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終於被黠戛斯擊潰，各部紛紛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鎮（這是本朝全盛時所設的邊鎮），還有一支由回鶻可汗之弟嗢沒斯率領，逕往天德軍所在地天德城而來，請求「內附」。外敵衰弱，正給了邊將邀功的機會，有消息說，天德軍節度使田牟等有攻擊回鶻散兵的意圖，正在積極準備，不日奏報也肯定會到。這種情況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臨著抉擇。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問題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來十分氣憤朝野竟有不少人對他入繼大統頗有微辭，即位的當天就把一位公開表示不滿的朝官諫議大夫裴夷直貶出了朝廷。接著，又將不支持自己登位的兩位宰相楊嗣復、李珏，兩位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請出京城。在仇士良在鼓動下，三月十九日，出詔賜劉、薛二人死，並派中使立赴潭、桂兩州，要誅殺分任湖南、桂管觀察使的楊嗣復和李珏。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這樣做，楊、李二人畢竟做過宰相，事情弄到要殺他們的地步，這就過分了。

  戶部尚書杜悰聽到消息非常著急。這位杜悰是當年杜佑的後代，也是憲宗的駙馬，因為李珏的一力保薦做到現在的職位。此際，他沒有忘記報答李珏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馬去見德裕，請他出面勸說年少衝動的新帝。

  德裕雖對楊、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輕殺，這是原則問題，與私人恩怨是牽不上的，德裕立即會同同相的陳夷行、崔珙以及崔鄲上疏。陳夷行在這個問題上也和德裕一樣，始終不以私嫌為意，一心一意地為援救楊、李出力，照理他與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德裕諸人連上數章後，又怕耽誤事情，於是把樞密使請到中書門下，請他向皇上美言，無論如何，至少也要讓皇上在延英殿召見宰相。

  到了傍晚，武宗終於同意召見宰相。德裕等人入內，涕泣而言：

  「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後悔！」

  皇上道：「朕絕不後悔。」言罷，賜諸人坐。

  德裕答：「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死，不奉聖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連命再三，叫他們坐下談話，德裕等人就是不坐。如此良久，皇上見他們意思堅決，只得說道：「罷了，朕就看在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陳夷行、二崔聽得此話，連忙下階拜伏謝恩。皇上道：「這下諸卿可以坐下了吧？」數人這才聽命。武宗嘆了口氣：

  「朕嗣位時，宰相何嘗心服？李珏、薛季稜志在陳王，楊嗣復、劉弘逸志在安王。陳王尚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賢妃覬覦神器。且嗣復與楊妃同宗，還與楊妃云：『姑何不效則天皇后臨朝？』卿等想想，這是什麼話？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

  天子這一番表白髮自內心，誠懇率直，似乎顯得有理。其實，皇上不意之間，泄露了天機。照他的話，陳王既是先帝遺志，如何你陛下卻取而代之？若是以陳王沖幼不克大任，安王與你皇太弟之間也並無必然的是與非。不過，數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況已屢見不鮮，德裕等人身為人臣，既無法說清楚，也不敢說出來。在這種情形下，只能委婉規勸而已。還好，皇上改變了主意，只是再貶楊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珏為昭州刺史，裴夷直為州司戶。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德裕與陳夷行、崔珙、崔鄲不失君子風範，是值得大大稱許的。

  接下來，德裕又很好地處理了邊境上的回鶻散兵內附問題。

  在這個事情上，不僅天德軍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進攻，陳夷行甚至也是這個主意。德裕力排眾議，堅請武宗不能輕動武力，對潰敗的回鶻應以安撫為上，即使進攻，也應待部署安排妥當後再說；目前仍當以約束邊將，嚴兵保境為佳，既不失道義，也不至於釀成禍患。

  皇上問了德裕一句話很有意思：「嗢沒斯請降，卿敢擔保他是誠心的嗎？」

  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況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體分析眼下雙方形勢，才如此斷定彼輩尚不至於為亂。」

  這是政治家應有的風範，既不為怕擔風險而一味討巧，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輕率行事，德裕在對這件事的態度上，第一次真正體現了他過人的戰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確實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絕不亞於乃父。此後情形的發展證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確：兩年後，嗢沒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歸義軍軍使；又一年後，回鶻烏介可汗倒是率軍侵擾天德、振武兩軍，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勝利。

  在武宗的頭一、二年裡，德裕和整個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對外處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鶻的滋擾，也包括河北幾個鎮的一些不安分舉動，德裕對這些事的處理都表現出了很強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為觀軍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個機會要給德裕難堪。

  那是群臣要給天子上尊號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鳳樓接受尊號並大赦天下。這天，有人不懷好意地告訴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擬詔制，準備削減禁軍的衣糧馬草數量。士良一聽，正中下懷，便當著不少朝臣的面揚言：「果真如此，明日禁軍軍士必會於樓前喧譁！」

  德裕聞知，立即奏報皇上，請在延英召開宰相會議，當面澄清此事。皇上聽德裕說知此事後大怒，馬上派人到禁軍宣示：「大赦令中本無此語。況詔書出自朕意，非由宰相，爾等安出此言！」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及，只得惶恐稱罪。

  這也是德裕反擊得及時，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敗。德裕的這次成功，也說明他對付宦官有一套辦法，既讓他們無懈可擊，同時又嚴陣以待，不給他們有出擊的機會。有了這種戰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間，宦官的勢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還有兩個：

  一是德裕與樞密使楊欽義有交情，觀點也很接近，都主張抑制地方藩鎮，強化中央集權。當然，以楊欽義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們的考慮，因為中央強大，他們的地位自然隨著天子威望上升而穩固，假如天子為方鎮所脅，宦官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響便隨之降低。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時，竟然沒有事先告知樞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決定後就直接頒布。這也就是說，皇上把樞密使參與政事決定的「老規矩」破除了，宮中的老人都罵楊欽義懦弱，不敢出面力爭。其實，楊欽義在這種新形勢之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擁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與德裕兩方面的壓制下，最後在這一年也不得不請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黨徒們送他時，仇士良對這些宦官們語重心長地說：

  「不能讓天子閒而無事，要常常引他縱情享樂。而且娛樂要日新月異，如此，天子自無暇顧及他事，吾輩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語氣道：

  「尤其要緊的是千萬不能讓天子讀書，親近儒生。他見到前代興亡之事，心生憂懼，便會疏遠吾輩。」

  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實際上也是幾十年來宦官行事的原則。士良此時要給後來者諄諄傳授這條秘訣，既出於臨別傷感，也屬於一種訓誡，他是不希望眼下的這種情形長此以往的。

  當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裡，但宦官的根基卻沒有就此動搖，「北衙」與神策軍也還牢牢地掌握在他們手中。不過，他們的勢力畢竟還是削弱了，儘管程度很小，但也確實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這以後使帝國取得了政治、軍事上的一系列成功，關鍵原因就在這裡。

  會昌年間朝廷最大的收穫是收復了昭義鎮。

  昭義鎮在德宗時號昭義軍，元和時在討伐河北三鎮的戰事變得強大起來，轄澤、潞等數州，地處河中、河東和魏博、成德四鎮之間，也是個有影響的大鎮。「甘露之變」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是唯一上表斥責仇士良罪惡的藩鎮首領，仇士良擁立武宗，劉從諫更為惱怒，反意遂生。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劉從諫病危，遺命其侄劉稹自為留後。從諫死後，劉稹果然不聽朝廷號令，欲圖繼位。在德裕的強烈堅持下，武宗決意討伐。

  德裕對這場戰事的基本方針是穩住劉稹的後方，依託成德、魏博兩鎮，並曉諭利害，使之夾攻昭義。為此，他親自草擬了給二鎮的詔書，明確表示朝廷對河北政策不變，允許它們子孫世襲，並重賞有功將士。

  結果，戰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籌划進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從劉稹的後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組織各鎮兵力從正面壓迫澤、潞兩州。昭義一鎮哪裡頂得住如此強大的壓力，只堅持了一年，便告失敗，昭義鎮從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這是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幹了一件大事，他在熱衷於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對長期盛行而嚴重影響國家經濟的佛教發動了一場革命。此事後來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們稱之為「會昌法難」。這次「廢佛」共毀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多人，收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規模可謂是空前絕後。

  到了這個時候，德裕進官銜「太尉」，封「衛國公」，威望達到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