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為君子，孰為小人？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但孰為君子，孰又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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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好多年，還有不少人爭論著一個問題：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到底誰是誰非？換句話說，到底哪一方是朋黨，還是兩者皆為朋黨？

  古有定論：為私利而勾結意趣相投者，稱為「朋黨」。

  從來人們就討厭朋黨。道理何在？一是結黨就必然營私；二是黨派之間的是非爭鬥，自然也就影響到國家的安穩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實行的三省分權和宰相政事堂合議制度，無不是從政治技術的角度出發，力圖解決這個問題。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變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們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有所動搖，什麼可怕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古人有云：「亡史甚於亡國。」「史」是什麼？「史」就代表一種理念，一種是非標準，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國亡仍可復，史亡則不可尋。

  也許，本朝自九世紀以來的種種現實，就既是亡國，又是亡「史」的過程。所謂「朋黨之禍」就是證明。

  憲宗皇帝就對朝間「朋黨太甚」的現象十分憂慮，曾兩次提出這個問題，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的時候，由李絳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後期李逢吉與裴度、李絳彼此衝突的當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穆宗也遇到過這個難題。其時是韋處厚明確指出，李逢吉之流實為「朋黨」。而文宗更為此苦惱萬分，這一次是李德裕先後對朋黨的現實進行了分析。在這些論述中，他們異口同聲地指出了一點，即：君子為同德，小人是朋黨。也就是說，只要是君子，就斷不會結黨營私，「朋黨」一詞，是小人的專用品。

  問題的實質是：到底怎麼樣才算是朋黨？

  李絳說朋黨其實無跡可尋，乃是小人譖言君子的藉口。若要強為之論，則君子固與君子合，小人固與小人合，這也就是所謂「朋黨」。裴度認為，正邪自有區分，全靠人君鑑別。韋處厚則直指李逢吉樹黨結派。而李德裕更為文宗指出，朝廷當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黨。

  被攻擊者當然不願退讓，從李逢吉到李宗閔不僅都斷然予以否認，而且反過來指責對方挾怨報復，造謠中傷。這個問題在當時就爭論了幾十年，始終不能得出一個清楚的結論，而在往往復復的爭辯中，派系已經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回到現實中來，我們還要弄清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會造成如此的結果？

  憑心而論，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問題。但李宗閔則偏執主觀，好挾私嫌，而且兩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齊、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宗閔、僧孺這一邊自不必多說，而經常與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過重，比如元稹、賈，甚至李紳，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問題看得簡單一些，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朝廷如此嚴重的派系鬥爭，完全是由個人恩怨而來的派性心理的結果。

  但是，事情畢竟沒有那麼簡單。

  無論是說宗閔、僧孺私結朋黨、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斷定李德裕也難逃個人恩怨嫌疑也罷，假如僅僅是這兩派黨同伐異、彼此排擠，造成的波瀾絕不會如此深遠廣闊。其實，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囿於私見而打擊異己，在政治上都是屢見不鮮的，但從來也沒有哪次像他們這樣牽涉到這麼多人，延續了那麼長的時間，起起復復那麼多次。一句話，如果沒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種對立就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會相互轉化、相互妥協，而斷不會永遠處在矛與盾的永恆是非中。

  在宗閔、僧孺與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內心對這種事很頭疼，但有時在客觀上也能得到好處。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憲宗。至高無上的天子有權選擇什麼是應該做的事，一旦決定以後，他就必須把重心全歸結到這上面來。不管朝中有幾派存在，誰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舉個例子來說，比如元和後期，對淮蔡能否取得勝利，是帝國對藩鎮強硬政策成敗的關鍵，而這時裴度、李逢吉兩人的爭訐也達到了高潮。憲宗贊成平定藩鎮、掃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於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線的同時，順從裴度的請求罷免了反戰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鎮也相繼歸順後，憲宗起用皇甫鎛卻遭到了裴度的堅決反對，這時憲宗的心思已經從平藩轉到了收集錢財方面了，顯然，裴度的固執堅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礙，所以天子便斥責裴度「黨見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還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於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滿的一些人。憲宗此際所做的這一切，其實就是一種絕妙的牽制，儘管不是有意識的，但只要身處天子之位，也就決定了這是一種必然。

  年輕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為相時，敬宗不滿於他的無所作為，遂有心思召裴度為相。但皇上並沒有馬上就顛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訴遠在山南東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時間，你可憑此行事。」

  這個暗示再明確不過了，裴度自然心領神會，立即主動上表請求入朝。結果使李逢吉大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編出了那段「緋衣小兒坦其腹」的東西來誹謗裴度，自己導致了失敗。在這裡，敬宗是勝利者，他的這種近乎於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來之筆！

  文宗在這上面花費的心思更多。

  文宗當政期間最大的問題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他先是放棄相互之間有成見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錫，宋申錫失敗後，他又把希望寄於李宗閔和牛僧孺，但結果仍讓他極為失望。所以便轉而啟用李德裕，並且贊成他大刀闊斧地清除李宗閔與牛僧孺的黨徒。文宗在反覆多次後雖然放棄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觀上還是嚴重加深了朝間的派系分野，使他們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擴大。

  所以，沒有了天子，也許就沒有了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還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還有宦官。

  在這幾十年裡，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視，從文宗開始，他們的權威和勢力甚至超過了天子。如果說天子對派系鬥爭只是下意識地起了一種牽製作用的話，那麼，宦官則完全是在有意識地操縱兩派的進退，以達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現實。似乎已經不必解釋，人們只要回憶一下文宗皇帝那一個無奈時期的種種現象，便立即會恍然大悟，只是心裡不敢說出來而已。即使李宗閔、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們心裡又何嘗沒有一本帳！

  現在的問題完全是出於好奇：兩派與宦官這個第四者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李宗閔和某些宦官關係密切。

  這些宦官就是文宗時的左右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左軍中尉韋元素，以及王踐言的前任崔潭峻。這四個人是王守澄的死對頭。

  宗閔是通過楊承和才和他們搭上關係的。當初他為了走楊承和這條路子，還頗花費了一些腦筋。皇天不負苦心人，宗閔託了駙馬沈、女官宋若憲，終於聯繫上了楊承和，為他入相輔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當時的樞密使，也是很有影響的人物，此公儘管與元稹關係最好，但對宗閔也不薄。

  當然，宗閔與鄭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淺，不過沒有與楊承和那樣親密，所以當鄭注不需要他的時候，便藉口他與李德裕鬧黨爭而將他一腳踢開。

  牛僧孺雖與宦官在若即若離之間，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種程度上依恃李宗閔，也就註定了他無法對宦官表露出不滿。在這一點上，他與李宗閔沒有質的不同。然而總的來說，僧孺與宦官的關係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樞密使的王踐言十分討厭僧孺。原因無他，這位王踐言做過西川監軍，與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維州事件」的當事人，贊同德裕的主張。他於該年的十一月份回宮任職時，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過對宰相牛僧孺的不滿。

  僧孺自己也意識到這些問題，所以他曾經兩次告退，自動要求解職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禍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罷相出朝，任淮南節度使後一直不願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東都洛陽過了好幾年，直到李宗閔入相後把他召回朝中為止。

  李德裕與宦官是什麼關係，說起來很複雜。作為堅持傳統禮法的世家子弟，他當然對宦官有一種天生的反感，但是，他與其父李吉甫一樣，和宦官卻很少發生正面的衝突。他幾次出外任節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員中，就屬他與由宦官擔任的監軍關係處理得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時，監軍是王踐言，前兩年在淮南時，監軍是楊欽義，這兩人後來都還宮入知樞密。德裕回朝後，與之也沒有發生矛盾，所以政事處理上便很少有來自樞密院的阻礙。

  原因是德裕這個人絕無勢利之心，做事講究個「禮」、「信」二字，假如別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從來也都是以誠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時，監軍楊欽義接到詔令回宮，看樣子必是入知樞密。可德裕聽說後，除了按禮節略示祝賀外，沒有表示出什麼特別之處。

  到了臨別之日，楊欽義突然接到德裕的請柬，邀致府第一飲。

  欽義如期前往，來到府中，見德裕在中堂設宴，席無餘賓，就他與自己兩人，席旁有好幾個床榻，上面堆滿了珠寶古玩圖書畫冊等物，都是很珍貴的東西。

  德裕視若罔聞，只是頻頻催酒，與欽義依依話別，直到席終，德裕方才指著那些床榻道：

  「與將軍同僚一場，情甚相得。無以贈別，權以這些東西充數，不成敬意！」

  欽義大喜之餘，更覺得德裕全無趨炎附貴之態，是個可交之人。

  不料楊欽義走到汴州，又接到詔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監軍。欽義空歡喜一場，只得再回揚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應該白拿德裕的禮物，便把德裕所贈，原樣送還。

  德裕一見，笑道：「將軍把德裕看成什麼人了！這些東西值不了什麼，平常禮物而已，將軍又何必相拒？」

  欽義很受感動。

  但德裕與王守澄、鄭注乃至李訓卻是勢同水火。他再怎麼樣，也不至於像宗閔、僧孺一樣容忍他們的擅權專政。矛盾爆發過好幾次，最厲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後的那兩年，因而鄭注、李訓便通過王守澄調回李宗閔，借宗閔之力將他弄出京外。在那個時候，王守澄無疑是宦官中最得勢的一方，操縱權全在他的手裡。誰進誰退，全在他唾手之間，所以李訓、鄭注才有可能乘機借刀殺人。

  說起來，宗閔、僧孺與德裕鬧得最厲害的也就是這一次，最後兩邊一起被貶出朝外更是絕無僅有的。這完全與宮中宦官派系的勢力消長互相對應。不過，他們卻因禍得福，在「甘露之變」時正好都不在長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開成時期，天子已完全成為傀儡，仇士良是唯一說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後任宰相的是德裕一邊的李石、鄭覃、陳夷行、李固言，四人與仇士良進行了對抗，在他們的努力下，長安在巨變後總算恢復了正常。

  開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盜賊的襲擊，幸虧他跑得快，強盜只是砍斷了馬尾，沒有傷到他的要害。出事後京城大恐，捕盜數日而不獲。最後傳出消息，這是仇士良派人幹的事，整個朝廷霎時緘默。

  李石曉得仇士良不會放過自己，沒奈何，只得請求辭職。十九日，李石帶銜出任荊南節度使，宗閔的同黨楊嗣復、李珏入相。楊、李正月執政，二月，就秘密地託了幾位宦官，請他們在宮裡幫一些忙。於是皇上在初七這一天的紫宸殿召對宰相時，鄭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對宰相們道：「李宗閔在外面也有好幾年了，可否考慮量移？」宗閔此時被貶為衡州司馬。

  鄭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憐其身處荒遠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斷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閔，臣請先退！」

  陳夷行也道：「宗閔結黨圖私，死罪尚輕。朋黨奸險能傾覆朝廷，不是沒有先例，比如當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麼『八關十六子』就是證明。」

  李珏反駁：「那是李逢吉之罪，與宗閔何干？」

  陳夷行轉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數十個小人？」

  楊嗣復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閔、德裕皆得罪，兩年之間德裕量移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總要端平一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這樣吧，給他個州刺史」。

  鄭覃不讓：「刺史太優，頂多授個洪州司馬。」

  陳夷行加重語氣，又提出一個理由道：「李宗閔養成鄭注，為患幾覆朝廷，這個巨禍還不輕？」

  楊嗣復不愧是老奸巨猾：「早先，陛下想授鄭注官職，宗閔曾反對過，陛下想是記得這事的。」他想借皇上來反擊陳夷行的話。

  鄭覃立即道：「陛下，嗣復這是黨庇宗閔！臣看宗閔這個人，其奸邪甚於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時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亂」的空前浩劫，是公認的奸人。鄭覃拿他來和宗閔相提並論，話說得是很不客氣的。

  「鄭覃這話說得太過分了！」楊嗣復不能容許鄭覃說他和宗閔同黨，馬上找理由反駁：「陛下懲惡揚善，進退之理在於一個『均』字，非臣所能黨護得了的。昨日殷侑與韓益二人奏事，臣因為韓益前年曾犯過貪贓之事，所以未允，他鄭覃還對臣說什麼『過去之事何必再提』之類，如此看來，是誰在黨庇？」

  雙方各執一辭，爭得不可開交。但最終宗閔還是得到了量移，起為杭州刺史。這無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後起了作用。過了一年，鄭覃、陳夷行也被罷相，楊、李得以主持朝務，宗閔、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東山再起的勢頭。可就在這時，楊嗣復、李珏卻犯了錯誤。

  他們站錯了立場。文宗去世後，兩人竟與樞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陳王，而仇士良卻要立武宗，最後是仇士良獲得了勝利。武宗成為天子，怎麼還有他們的好果子吃？

  不用多說，這下子東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不過，他這一次命運的轉機仍然不是他自己決定的。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