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不同不相為謀。

  

  在宗閔的同黨中，最主要的當然是他的同學兼同年牛僧孺。宗閔與僧孺兩人雖然一起成名，但由於長慶元年試場案的關係，僧孺卻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資望在後來超過了宗閔。在帝國政治上的影響，僧孺也不亞於宗閔。但儘管如此，僧孺在前後幾十年的派系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卻不能與宗閔相比。

  僧孺與宗閔有些不同。最大的一點是性格沉穩而不外露，做事講究技巧；而且很能夠辨明利害，不強為出頭之鳥，該避讓時一定退讓，一旦抓住機會也絕不鬆懈。

  僧孺家境貧寒，年輕時為了出入頭地，很是用了些功。為此，中了進士後頗為自矜。僧孺絕對沒有德裕的那種正統的觀念，這也許是他出身貧寒，又得中進士的緣故。進士科靠的是才學，古往今來，有才者如不能鍛鍊其志，就不免浮華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於求進。僧孺也有這個特點，儘管比起他人來，尚不算是太過分。比如他好奇石、好聲伎，在文宗開成時閒任洛陽期間，曾與好友白居易時相過從，他對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後服用過三千餘兩鐘乳石，因此在「那個」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聽了，也為此佩服不已。

  當然此乃小節，無足厚非。僧孺這人最大的缺點是氣魄狹小，懦弱而不思進取。辛勤數載，中進士、得高位，在他看來就是人生之極限了。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讓自保來犧牲原則，所以當年李逢吉勾結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動上表辭位出京；宋申錫事件中，更不能堅持正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朝廷用兵——無論是對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強烈地表示反對。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堅持原則，但在這一點上卻十分的頑固。

  戰爭總是人情所厭惡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對戰爭者都能討巧，給自己留下一個愛護民生的美譽。但是在實際情況下，為了達到和平，有時卻不得不訴諸武力，這種情況下的用兵，和窮兵黷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當年的李絳不同，李絳是從帝國戰略上考慮，主張輕重緩急應有區分，而僧孺一味反對興兵，往往是出於既不擔風險，又不失清名，何樂而不為的考慮，這是典型的不負責任的表現。

  為這事他與德裕發生了激烈的鬥爭，「維州事件」是前數年中最厲害的一次，在後來的武宗時期，面對著回鶻入侵以及昭義鎮的反叛，他仍然主張妥協退讓，和德裕主戰的方針格格不入。這是後來兩派爭訐的焦點所在。

  僧孺飽覽詩書，有文學之才，在這個方面他與李宗閔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對政敵採取的手段，相應也就溫和些，這一點倒也不可不論。

  除了在「用兵」這一點以外，僧孺和宗閔在政見上其實與德裕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分歧。所以說，有時政治派系的產生，並非是一些正經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於一些看起來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進士科考試，便是宗閔與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情貴難賤易。中進士既然很難，則社會愈重進士，因而進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對於他人來說就比較順利。進士出身者人數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終身未授官職，但是，這個階層卻是帝國政治的核心，而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幾十年而論，朝中文職大員，幾乎清一色是進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李德裕就不是進士出身，他是靠祖蔭起家入仕，進入政壇的。而且，他對進士考試的種種弊端尤為不滿。

  早先，牛僧孺剛及第時，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尷尬的事件尚未發生，他與德裕的關係還很不錯。那時僧孺二十九歲，是風華正茂的新進士，德裕二十一歲，隨父入京，補授秘書省官校書郎，是意氣風發的年輕朝官。大家都是年輕人，平時時常相聚，說話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兩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時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於是對德裕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著德裕道：「綺紈之子，怎麼也坐在這裡！」其時，預席者大約以新進士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卻無動於衷。確實，他沒有必要為這句話生氣，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為：他之所以沒有功名，是由於他沒參加過任何考試，而其中原因，就是他從來都不看重科舉。這在他後來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覽無遺。他曾對武宗皇帝說：

  「臣無名第，自不當指責進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寶末期因仕進無路，勉強應試，竟還一舉中第。所以厭惡其技浮華不實，自後家不置《文選》。臣以為，朝廷顯官，還是應以公卿子弟為之。」

  當時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無論出身貴賤，取人但憑真才實學。宰相怎麼如此說？

  德裕並非是頑固的守舊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所謂「舉業」，當是指「制舉」之業，亦即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關的策問之類，和單以詩賦為業的「進士科」大有區別——「因而熟悉朝廷事務，諸如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之類，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入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麼拿「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來衡量人才高下？話乍聽起來有些泥古不化，其實不然。這是因為進士浮蕩，不以禮俗為事，已成積習，所謂「驅馳於才氣，不務以德行」，屢為有識之士所批評。所以，德裕要積極提倡天子重用講究儒家禮法經義的公卿子弟，這才是他的本意。

  基於這種認識，所以德裕早年不應舉，而其後也主張對進士科考試進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對進士科進行了幾項改革，一是停試詩賦，亦即進士科考試中不以詩賦為題；二是罷宰相閱榜，這尤是德裕的獨創性措施。

  早先，進士試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即主考官須將錄取名單，在正式發榜前呈送宰相過目，稱為「閱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職權，上下其手，調換增刪及第人員。德裕堅決主張廢除這一陋習，並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過。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訓、鄭注借李宗閔的力量擠出執政地位，宗閔一上台，德裕的主張自得不到貫徹，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復了試詩賦。德裕對武宗的關於任用公卿子弟的進言是後來的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時，在一次廷議上提出來的，此後，他又是雷厲風行地對進士試進行了幾項改革，這次更觸到了問題的關鍵。

  第一是及第進士不得呼主司為「座主」，及第後只能一次性謁見主試，此後不得聚集參謁，更不能於主司宅第置宴。這是從「座主」、「門生」過於親密一點上來開刀，確實擊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會」。

  進士科之考試、放榜、宴集，早巳形成定例。考試結束後，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過，舉子可到禮部南院東牆下看榜。擊鼓唱名，便見分曉。以後，新進士則先赴主司處拜謝座主，然後群謁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會了。各種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熱鬧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會」。

  曲江位於京城長安的東南角，占地近十二頃，碧波蕩漾，煙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時著名的游賞之地。而新進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內容，到了那一時，進士們泛舟聽樂，縱酒顛呼，熱鬧非凡。公卿大家傾城縱觀，甚至專門來挑選東床快婿。有時，天子還親臨曲江之畔的紫雲樓，垂簾觀賞。時人有詩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隨風處處逐歌聲」、「傾國妖姬雲鬢重，薄徒公子雪衫輕」，真是得意者的無上歡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風大長，而進士輩交結朋比的習氣也得以盛而不衰。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過，德裕的想法在當時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測他因為沒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擊進士及第者。這種誤會鬧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給他造成了不利。同時，積習難改，更何況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兩項禁令是無濟於事的，一年後，德裕的這兩項措施都未能堅持下去。也難怪，眾人獨醉而一人獨醒，在醉者看來，這個醒的人不是神經不正常，就是別有用心。

  無論誰醉誰醒，有一點已是確鑿無疑的：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之間，其家世背景、個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為人處世，相差實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後的那些種種是非衝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冥冥之中，也許就註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們身上展開。

  大約在文宗的最後幾年，也就是開成時期，京城中流行著幾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說它「有意思」，是因為這些文字並非是傳統上的宏文大著，其內容似乎都是些離奇的故事，有的竟還有點荒誕不經的味道。這些東西時人或稱為「傳奇」，與古代街談巷議的「小說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頗為流行。特別是那些應進士試的舉子，都很喜歡寫這類東西，因為這種體裁很適合表現才氣，投獻給名公貴卿，更能夠加深他們對自己才華的印象。

  但這次流行的幾篇「傳奇」，其內容卻引起了許多議論。

  一篇的題目為「霍小玉傳」，說的是一位輕薄無行的士人與一個歌伎始亂終棄的故事。本來這倒也平常，關鍵是文中的主角卻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喚作「李益」，這就令人興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曆四年（公元769年）的進士，早先一直在各地軍府任職，德宗時入朝，官至右散騎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並在當年去世。這個李君虞詩名早著，人雖已故，可他的詩篇仍為時人吟唱不絕，比如《夜上受降城聞笛》一首：「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甚至被譜入弦管，為天下人傳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聲譽卻不大好，他從小就有個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對自己的妻妾，那簡直是達到了苛刻的程度，當時有一種傳聞，說他為防範妻妾而「散灰扃戶」，成為時人笑柄，甚至還鬧到了朝廷公議的地步。不過，這篇傳奇上說他「重色」、「負心」，大家似乎還聞所未聞。

  有人說這篇《霍小玉傳》出自蔣防之手，說是他在長慶初年專門寫給他的恩公李紳、元稹的，也有人說此文本就是蔣防在長慶四年（公元824）遭貶後的刻意詈毀之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個事實卻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當年曾極端反對李吉甫，又是與李逢吉親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紳又與令狐楚關係惡劣，假如此文確乃蔣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難知道了。

  當然這些念頭在讀這篇傳奇的人的腦海里一閃就過去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李益的無行，像有一個重大發現一樣興趣盎然。因為當事人早已去世，作者無所顧忌，讀者就更無必要為死者諱了。

  另外一篇更絕。

  這篇東西題為《周秦行記》，是一個人自敘其傳奇般經歷的遊記。說的是其人在貞元中進士落第，歸途中，走到伊闕南道鳴皋山下，誤入漢朝薄太后廟，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漢文帝之母薄太后，並與漢高祖戚夫人、南齊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楊氏相遇，最後由漢王嬙——也就是那位遠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寢、春風一度的故事。整篇內容荒誕不經，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處描寫卻駭人聽聞。

  文中寫道：在薄太后給作者引薦楊太真妃子後，太后問及當今天子是誰，對日：「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道：「沈婆兒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論其他，單就這種語氣就讓人驚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稱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兒」？這種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舉，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誰都知道當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亂中曾兩次陷入胡賊之手，最後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後來曾數度尋訪，均無下落。而文中卻以曾作胡人婦的王嬙「侍寢」，作者這種用意極其惡毒的影射，亦讓人心驚不已。這篇文字是誰的手筆，競有這麼大的膽子？

  卷端赫然題著撰者姓名：牛僧孺！

  人們先是驚訝，然後是懷疑，最終一致認為，這東西絕不會是僧孺所作。原因太簡單了，儘管人們都知道牛僧孺好寫傳奇故事，也曾作過一部《玄怪錄》，但他絕不會如此愚蠢無知，弄出這麼個東西，把自己置於死地。這肯定是有人假託，藉以詆毀誣陷牛僧孺。這篇《周秦行記》還傳到了文宗手裡，連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裡至於會稱德宗為『沈婆兒』呢！」

  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何人的傑作。

  其實不光是現在這個時期有這些怪誕的傳奇故事在流傳，早些時候，這種文字也層出不窮，內容大體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虛烏有之人把一些不經的行為寫出來示眾，可像這篇《周秦行記》公開偽托詈毀之作，大家卻是第一次看到。

  人們茶餘飯後，讀事猜旨，雖也不無樂趣，但是仔細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訐的現實，心裏面還是有一種隱隱的憂慮的。

  風起於青萍之末。若是沒有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的對立，也就不會在朝廷政治中產生派系之分，兩種派別既然相互鬥爭，文學便就是一種最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