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爭的前因後緣

  成住壞空，有因有緣。世界上沒有無故的愛與恨。

  關鍵在於李宗閔。

  宗閔字損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時期曾做過宰相的李夷簡就是他的伯父。但從他的祖父時起，這一家已無祖蔭可恃，所以宗閔也免不了走科舉的道路，在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進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閔本與牛僧孺又在制舉「賢良方正科」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辭過於激烈，結果不得升調達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監察御史。

  宗閔在仕途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吳元濟時，徵用他為彰義軍府的觀察判官。這段不平凡的經歷使得他此後步入了朝廷的中樞階層。淮西平復後，宗閔入為駕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誥」。穆宗即位，升為中書舍人。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試舉案中，宗閔也是被處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蘇巢在其好友、主試官錢徽主持下進士及第。這次考試中出現的不公平現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還是主試官的親戚。為此，翰林學士李紳、元稹及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結果導致了兩位主考官和牽涉請託的某些朝中大員被處分。同時，在對已中進士者的重新「複試」中，蘇巢等人因實才不符而落選，宗閔因為這個緣故，自也難逃嫌疑，被貶為劍州刺史。

  憑心而論，宗閔在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錢徽與他交情篤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閔當然有請託的嫌疑，但這場糾紛的發動者段文昌、李紳卻也很難說自己就很清白。

  段文昌愛好書畫，任相時有一位楊憑曾以家藏珍貴書畫獻於文昌，托他引薦即將應進士試的兒子楊深之。恰恰在考試前夕文昌罷相出為西川節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寫信，請錢徽照顧。可榜出而不見楊氏子，反而儘是主考官親舊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紳也是這種情況，他屬意於一位舉子周漢賓，亦曾專門托請錢徽留意，不料結果竟是名落孫山。他與段文昌一氣之下，便向皇上彈劾主試官錢徽。可見，在這場科試案中，他兩人確實是有私心在裡面，算不上於私為公的。

  事發後，據說有人勸錢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於眾，錢徽卻不同意。

  

  「苟無愧心，怎可以私人書信相證！」錢徽對來人道。

  這話說得漂亮，也表明錢徽甚為明智，否則，當時洗刷了自己，今後卻難逃種種更大的是非漩渦。

  與此事無關而站在段、李一邊，強烈指責錢徽、李宗閔等人的是翰林學士元稹。他本與宗閔一樣，都是急於求進之流，在爭奪宦官支持方面，不免與宗閔產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惡。此時元稹便利用這個機會攻擊宗閔，為此還專門擬了一道詔制，把這件事上綱上線，狠狠地批駁了一番。在這一態勢面前，宗閔倒霉就是必然的了。

  李德裕倒是沒怎麼落井下石，但他與李紳、元稹在當時號稱翰林學士院的「三俊」，相互間情同手足，憑這一點，德裕也就無法脫身事外。

  這次科場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來最大的，處分也很重。朝中與錢徽、楊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閔有關係的人，都有些憤憤不平，李宗閔本人就更不用說了。

  李宗閔這個人極端的衝動固執。

  這樣說他，絕非是信口開河。仕途上的兩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傷害，使他變得十分記仇。貶劍州後將近兩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薦引下拜相，宗閔才得以起復為中書舍人，並在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權知兵部侍郎。最後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駙馬沈和樞密使楊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執政之後，立即便將德裕及與之相關的人員請出中樞機構之外。特別是對德裕，宗閔更是有一種政治上無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將他剝奪權力而後快。其實，宗閔似乎並無什麼一貫的政治見解，此一行為完全是出於一種心理上的需要。

  不僅如此，宗閔還有一種強烈的派性心理。

  本來，同志相互支持，關懷提攜，固是艱難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閔把它看得過重了，這樣，「義」代替了「忠」與「直」，私心壓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黨，好事即不免成了壞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閔剛剛入相不到四個月，馬上就薦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兩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學輩人統統提拔到顯要的位置上，而這些人又轉相依託，以至於引起朝野的共憤，連文宗也認為大臣之間私結朋黨的現象頗為嚴重。當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堅決主張去掉朝間議論最多的「三楊」等黨人時，宗閔還千方百計予以袒護，在他看來，自己的所謂「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誰要是反對，誰就是與他本人過不去。長安城中流行著這樣一句話：「門生故吏，不牛則李。」「李」就是指宗閔，「牛」便是指牛僧孺，這句話是說，他二人取人，大多數都是自己的門生故吏。

  別看宗閔事事錙銖必較，但表面上卻很豪放任俠，對後輩以及同僚頗存寬厚，因此身邊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後進士及第的新貴，還有不少是他的同門或親戚故舊，因而相互間的情分是很重的。

  這又要談起「進士科」考試了。

  本朝「常科」與「制舉」並重，合稱「科、舉」，是士人進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較起來，還是「常科」中的「進士」一科最為顯要，一旦得中進士，那簡直就是一件光耀無比的事情，此後釋褐入仕、出將入相，都指日可待。後人有所謂「簪紱望之繼世，草澤望之起家」之語，就是指的進士科。士子一生榮辱，寄乎其中。

  本朝「進士試」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閱卷者（主試官）可以知道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試詩賦，亦即考試內容以寫詩作賦為主。由此，整個過程便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開推薦；其次是考試重才藝不重實學，舉子們平日的聲譽重於臨場的發揮。

  主試者稱為「知貢舉」，就是「特命主掌貢舉考試」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擔任。與知貢舉者關係密切的人，可以公開為他推薦才人，這也是朝廷出於不拘一格廣泛選拔人才的考慮。而舉子們為了證明自己的才華，往往提早很多時間，向公卿大夫投獻詩文，以博得他們的賞識和引薦，同時營造聲譽，期望來年得中進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數千舉子云集長安，奔走於名公貴仕之間，希望他們向主司推薦。有時，甚至在考試之前直接向主考獻詩，陳訴衷情。

  這是應試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則，起於泥塗、升騰雲空的一腔抱負，就有可能成為泡影。

  當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後，找他請教。柳子厚贈他四個字：「先聲後實。」這句話的意思實際上很簡單，就是一定要先給主司一個印象，然後才能在考試中用上真才實學。

  知貢舉者擁有生殺大權，而每年卻只有極少數人能登進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對知貢舉者感恩終身。時人把主試稱為「座主」，把當年進士稱為「門生」，「座主」之於「門生」，不啻於恩重父母、義同再造，這種關係可非同小可！

  元和時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書舍人任上曾做過一年知貢舉，後來罷職，退隱林下。其妻有一天勸他：為子孫考慮，是否應該置點莊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莊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憂！」

  其妻茫然：「從來沒聽說夫君有這些產業。」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貢舉放榜三十人，他們不都是我的良田嗎？」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處要大於一切，而所謂「有人」，又有什麼能比得過「門生遍天下」呢！

  近幾十年來最著名的知貢舉是德宗時的宰相權德輿，他在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連典三年貢舉，前後擢進士七十人，登輔相之位者，即有十餘人之多。比如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年）這一榜，李宗閔、牛僧孺、楊嗣復就赫然其中。權氏自己正是憑了這一點，安穩輕鬆地做了幾年的宰相。

  於是，進士一科的種種弊端由是而生。試詩賦，重聲名，使浮文艷詞大行其道，舉子們輕德重藝，蔓衍成俗，越來越脫離現實。而「座主」、「門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開請託脅迫之路，扇奔競冒進之風，也使得公平原則大受破壞。同時，如此情狀，更使得諸如長慶元年的那種科場案屢屢發生。

  宗閔與僧孺等無數人都是這樣過來的，幸運地成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個名額中的一員。他們在特定的仕進過程中有著相同的經歷，「同年」、「同門」、「師生」這些紐帶把他們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終決定了已經延續了一二十年的派系鬥爭愈演愈烈。

  宗閔周圍算得上是關係親密且身居要職的有好幾位。

  文宗去世這一年的宰相楊嗣復，是宗閔的同榜，同年情義，十分相得；與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閔一手提拔，由嗣復推薦才得以入相，他們的關係自也匪淺。此外人數頗多，「三楊」兄弟是其典型。

  楊虞卿是宗閔最為得力的幹將，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閔甚至把他當作骨肉兄弟一樣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進士，比宗閔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監察御史，長慶四年（公元824年）為吏部員外郎，仕途也是相當順利的。在吏部員外郎任上，因檢下無術，曾被一度停職。大和時期李宗閔、牛僧孺同相時，被起復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給事中的職位。

  此人天性圓滑柔佞，攀附權貴很有一套，不僅得到李、牛的賞識，而且與宮中宦官的交情也甚為密切。有了這些關係，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廣、辦法多著稱，一些舉子為了得中科第、獲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辦不到的。因此，虞卿門下黨徒眾多，朋比唱和，喧囂朝野。

  虞卿弟漢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閔左右，也是個很得力的人。堂兄楊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進士。他是長慶元年與錢徽同知貢舉的主試之一，在那場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魯士及第，被貶為開江縣令。從此汝士便與宗閔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後期一直做到中書舍人。

  「三楊」兄弟卜宅於京師靖恭坊，號稱「靖恭楊家」，他們與楊嗣復還是同宗，一門數人位至公卿，是其時顯赫一時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幫結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楊宅從早到晚都是車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見無數賓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麼，反正看上去來往其門的不是有事請託之人，便是三楊的至親好友。人們戲稱楊宅是「行中書省」，因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書省還要熱鬧，還要具有權威。

  來往於「靖恭楊宅」的主要人物是張元夫和蕭澣，官職分別是中書舍人、給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時人把他們與虞卿合稱「黨魁」，這個稱呼甚至連天子都有所耳聞。

  「三楊」兄弟感恩圖報，在大和時期為宗閔上躥下跳、大肆活動，朝野為之側目，實在也鬧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擊的就是楊虞卿及其黨人，將他們全部貶出朝廷。但是，一年後宗閔再相，楊虞卿等人又官復原職。隨著李訓、鄭注逐漸掌握大權，與樞密使一派宦官關係緊密的宗閔等人利益便有所損傷，因此他們和大多數朝官一樣，對這兩人也不能接受。楊虞卿時任京兆尹，既對李、鄭表示不滿，則對方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這個眼中釘。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貶虞卿出明州，連帶將李宗閔、李漢、蕭瀚、白居易等人一併驅逐出朝。可憐的是，宗閔的其他黨人安然無恙，都熬過了這次貶謫，只有虞卿病死在貶所，沒有看到他們一派在後來取得的完全勝利。

  所有的這些人，都以宗閔為中心。沒有李宗閔，幾十年的派系波瀾就決不會如此轟轟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