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派系之爭

  數十年來，帝國政治的黑暗，尚不僅僅是因為宦官。

  失敗的反擊「甘露之變」使文宗落得個悲慘的結局。當這個自稱「受制於家臣」的皇帝在萬般無奈中撒手人寰時，其身後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時後宮無子。長子魯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為儲嗣，但五年後竟莫名其妙暴卒而亡。次子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蔣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於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兩子相繼亡故後，開始產生這樣一種想法：自己百年之後，將皇位大寶還之於兄之子！於是開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文宗晏駕時，陳王年既沖幼，又體弱多病，帝國的繼承權再一次成為嚴重的問題。

  宦官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就以年輕的太子陳王入繼皇統，一派則欲立皇弟潁王。前一派以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為首，宰相楊嗣復、李珏副之；後一派的首腦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兩派的鬥爭釀成了一場不小的政變，最後的結果，自然是實力強勁的仇士良一方獲得了勝利。

  事情的經過是：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彌留之際，急召劉弘逸、薛季稜並楊嗣復、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監國。這是皇上最後的掙扎，想在安排後事上最後行使一次權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駁斥，請更議所立。李珏不服，說了一句：「太子已立，豈可中變？」仇士良就乾脆自行發布詔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為藉口，制命潁王（文宗弟）為皇太弟，復太子仍為陳王。

  當天，仇、魚二人仿效當年王守澄的做法，發左右神策、飛龍、羽林禁軍數千人，直接從諸王居處「十六宅」強行將潁王接到宮中的少陽院，並在思賢殿接見百官。不費吹灰之力，便使儲君易人，這就是擁有兵權的好處，劉、薛二人並宰相們無可奈何。

  初四，文宗駕崩；初六，陳王、安王、文宗妃楊賢妃就被賜死。其中，陳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楊賢妃又是主張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義讓他們徹底消失，既順理成章，也不用花什麼腦筋。正月十四日，潁王李瀍即位，後來的廟號為「武宗」，時年二十七歲，也是一位年輕的皇帝。

  天子疊代之際，是非激烈之時。成者王侯敗者賊，這種鬥爭最是鮮血淋淋，沒有半點溫存可講。從五月到八月，反對武宗即位的宰相楊嗣復、李珏相繼罷貶；另一個關鍵職位京兆尹的人選也被撤換。第二年，劉弘逸、薛季稜被誅殺。

  又是一場急風驟雨，但這仍不過是拉開了未來動盪歲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再也沒有人敢公開把宦官不放在眼裡了，人們已經清楚地知道，這是既成的事實，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滿沒有任何的作用。漸漸地，大家也開始接受了這一現狀。時間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讓人慢慢地忘記痛苦，適應現實，並且最終與現實融為一體。

  不過，要是以為帝國政治中的「南北之爭」從此風平浪靜，那就大錯特錯了。樹欲靜而風不止，任何對立的雙方都不會同時或者永遠失去利害衝突，更何況，「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為這與帝國的立國綱紀和道德倫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現在的平靜只是暫時的，這是宦官太過強大的緣故，未來的很多年內，宦官們一直保持了這一態勢，雙方的鬥爭便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永貞」和「大和」時期的那種驚心動魄的情景。但是，今後的歲月里，二者的鬥爭依然存在，只不過是以一種嶄新的形式呈現出來罷了。

  與前此的刀光劍影不同，這種變換了方式的鬥爭是由無數個悲歡離合的故事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來的十幾年內，在「南、北之爭」的大背景下，歷史的聚光燈將再次投射到他們身上，看著他們演出一段雲詭波譎的活劇。這裡說「再一次」，是因為事實上，這一出活劇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登上了帝國的舞台。人們對這三位風雲人物已經非常熟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帝國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圍繞著他們進行的。與過去不同的是，從今天開始，他們的這齣大戲將逐漸達到高潮，並且徹底結束。如果沒有他們，九世紀將會是多麼的平淡無奇。

  只要對過去十幾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話，一下就會想到這三人就是：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從一次「制舉」說起，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

  簡單說來，本朝的考試制度有兩種，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稱「歲舉」，每年定期舉行，鄉貢州（府）選，最後集中到長安，統一由禮部主試，故也稱「禮部試」，主要有六科，以「進士」一科最為重要，所試科目為詩賦。但通過常科考試後只能取得「出身」，要想獲得官職，尚須經吏部衡量選拔，通過「身、言、書、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稱「制舉」，是由皇帝委任策試官命試，科目不定，大到國家大政方針，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問，由被試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親覽」、朝廷參考。制舉試天子往往親臨，故又稱「廷試」或「殿試」，對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為考試科目多是現實問題的緣故，與「常科」相比，「制舉」與政治的聯繫就更為緊密。應試者往往通過對策表達對時政的看法。天子與主試官有時也引導舉人申述政見，以發現人才、體察輿情。特別是一個名為「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的制舉科目，最有「應詔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這些，就可看出問題來了：制舉試特別是「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既有如此的特點，那麼，欲在考試中取得佳績，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時宜，觀政事」、「指病危言」，以求獲得轟動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無可厚非，況且，言切辭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觀上對國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種有理的行為。麻煩的是，考試與政治相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爭。這正反兩種效應往往相伴而來，在本朝的制舉試中屢見不鮮。元和三年的那次「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就是一個最為有名的例子。

  考試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閔、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經過本來很簡單，三人在策文中攻擊主要以宦官為代表的權貴，結果因此而得罪。但是，這次科場案中卻牽涉到當時的一個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為後來的事情埋下了禍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後得罪被貶，罪魁禍首應該是當時的宦官首腦人物吐突承璀，可不少人卻把過錯推到了李吉甫頭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沒有否認，就這麼默認下來，從而為自己的兒子李德裕釀就了一輩子的苦果。說他在這裡犯了一個終身大錯，確實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們的理由，因為當時的所謂「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為宰臣，對這個案子充耳不聞，本身就值得批評；而且，吉甫在後來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應該。但是，就此猜測是吉甫對三人嘲諷時政有所不滿而主張將他們貶斥，那就是某些見識不高者的盲見了。

  李宗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為了標榜自己，還特意對朝廷堅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當時最堅定的主戰派，從這個推理出發，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吉甫是處分自己的主倡者，從此與李吉甫結下怨仇。吉甫在幾年後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閔把這種怨恨轉移到與吉甫一樣堅持主戰的裴度、李紳等人身上，並且一味排擠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時期與牛僧孺共同打擊德裕，在開成時藉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謀排德裕等等行為，歸根結底都是這種報復心理在作怪。

  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絕大的誤會！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擊宦官為主，而李、牛卻主要是指責當權者熾於武功。當然，吉甫是主戰派，堅決主張對藩鎮用兵，但卻絕對不至於因此就下毒手。再說，李、牛二人也並非是針對吉甫而來，因為當時吐突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憲宗賞識的人，為此，他後來甚至不惜挑起朝廷與成德的爭端。策文只有指責此人，發人所不敢發，方能博取聲譽，事實上，兩人的本意也確乎在此。他們應該想到，自己既非針對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麼必要大動肝火？本來，這場誤會是可以避免的，誰料想，他們後來還是聽信了別人的謠傳，固執地以為是吉甫對己不利，基於這種認識，並最終走上了極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釋，不作調解，也是造成這一重大誤會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這件事的後果是多麼嚴重的話，一定會追悔莫及。

  然而，這次制舉案仍然還是一個伏根而已，真正的導火索卻是因一次「常科」考試而點燃的。這就是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進士科考試。

  這次試場案的過程已見前述。當時，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相繼入朝為官，開始在帝國政壇上發揮作用，這次事件的實質就是李宗閔與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發生了直接的衝突，並使朝中的不少人圍繞著他們三人而形成了鮮明的政治與個人分野。

  李宗閔與牛僧孺是親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圍雖無明顯的黨人，但在德裕與李、牛發生衝突時，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見不同，或因個人私利，而與德裕共同指責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黨徒。所以說朝中從那時起正式分成兩大派系，這個結論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從穆宗皇帝時起，他們之間的互相傾軋開始變得十分明顯。

  李宗閔與牛僧孺的輕信和固執己見，固是造成這種黨派鬥爭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這上面也負有一定的責任。事情發生在長慶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薦引牛僧孺入相之後。

  當時德裕亦有入相之望，無奈因與裴度、元稹及李紳關係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擠，被外放浙西觀察使。而在此之後，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傳說：這是李逢吉藉此來阻擋德裕入居台閣。這件事終於給了德裕以很大的打擊。

  本來，在此事之前，他們並未在重大政見上發生激烈的矛盾，自長慶元年的試場案後一直保持著相對的平和。但是，在長慶年間，李宗閔、牛僧孺二人卻和李逢吉的見解非常接近，進而依託逢吉的勢力，境況很是得意。對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過仍然沒有表示出來。到了這時，他才第一次開始從心裡對牛僧孺產生了個人感情上的憎惡感，為他後來的某些作為隱下了伏筆。作為一位器具過人、擁有將相之才的名門之後來說，也不免陷入個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實在是令人唏噓不已。

  在此之後，德裕也曾強烈地反對李宗閔私樹朋黨，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意見的正義之舉，倒不可歸之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個不當是幾年後的事。

  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節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規定，諸鎮節度相代，新任長官一般要清點前任的帳目，核對錢帛、器械、斛斗的數目，奏報朝廷，作為當時接收和今後貢賦的依據。可長期以來，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為了留有餘地，防止上任之後突發天災人禍而使經費緊張，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帳冊數目攔腰殺半。也就是說，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帳冊上註明尚有錢帛合計一百萬貫匹的話，則繼任者上報朝廷時，便奏報實領只有五十萬，其餘數目以庫藏不符、交接時差中的支用等為由表示並未收到。這是地方官常有的瞞天過海之道，一般很難被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慣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鎮淮南的，當僧孺得知這項任命後，不願意與他正面接觸，遂將軍府事務交付副使張鷺，自己即時卸職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種舊日的陋習，奏報朝廷說：帳冊上揚州府藏八十萬貫匹，但只領到四十萬，其餘已為原副使張鷺用訖。在這裡，德裕儘管有「舊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貫做法來看，此舉多少顯得有些矛盾。況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勳的地方，照理他是不應該在這種事情上給人留下話柄。德裕之所以這樣做，恐怕確是出於潛意識中對僧孺的不滿情緒。改任東都留守的牛僧孺卻不放過這件事，上疏辯白。僧孺這一邊也有不少人彈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詔德裕重新核檢，結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狽，因為檢點下來的數目正好是八十萬，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檢討，請求處分。

  事情雖然不大，但要緊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維州事件」一樣，加深了他們二人之間的溝壑和敵意。與「維州事件」所不同的，這一次是德裕難逃其咎。

  文宗時期，三人先後交替在朝，又先後為李訓、鄭注排擠，幾乎是與王守澄和李、鄭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時進退。對文宗來說，這兩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對方身上，缺乏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動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們沒有牽涉的宋申錫，甚至最終還慌不擇路，選用李訓、鄭注這兩個非正統人士來實施對宦官的反擊，從而釀成了一場帝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劇。

  對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閔強烈排擠李德裕之時，曾說了一句無限感慨的話：

  「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

  當時，河北強鎮割據依舊，不聽朝廷號令。文宗正受制於人，話不好明說，只能用「河北之賊」來與朝官中的「朋黨」現象相比。其實，若用「家奴」來代替「河北賊」，倒是更為恰當，因為對宦官的反擊雖然艱難困苦、屢遭失敗，但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勝機，而政治派系一旦產生，那就絕非是靠武力或者強權所能解決的，用一句詩來形容就是：「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這是一位叫李商隱的人在後來寫的，此人在文宗說那話三年以後及進士第，從此也被卷進了這場是非相爭的滾滾洪流中。

  不管怎麼說，天子這話確是一語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況是在嚴酷的政治鬥爭中！令人困惑的是，這三個人如何竟造成了這一場本朝——也許不止本朝一代而已——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政治派系之爭？

  說起來也真是一言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