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擊：計劃臨時起變

  這一次行動部署周密，思慮狙詐，但是計劃不如變化。道失既先，事艱必後。

  皇上從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鄭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見李訓，再到年底最後拍板，花了近一年時間。皇上這次汲取了宋申錫失敗的教訓，為了克成其事，真可謂殫精竭慮。

  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懷疑。這一點是文宗主要考慮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終選定兩位宦官所信任的鄭、李二人特別是鄭注的主要原因之一。鄭、李在此方面確實有著先天的優勢，以至於當他們次第為皇上所任用時，王守澄還暗自高興。皇上為了穩住對手，甚至還不惜與朝廷大臣們翻臉，堅持任命他們強烈不滿的鄭注、李訓，從而給宦官一種聖恩正隆的假相；李、鄭也在竭力拉攏左軍和樞密院裡的倒王派，為行動作準備。

  其次，任用李、鄭翦滅宦官，也不能讓朝士們得到蛛絲馬跡。宋申錫失敗就失敗在這裡，他不應把大事託付給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導致了全線的崩潰。皇上與李訓有一個共識：朝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可與謀大業。這也是天子九年來一貫的想法。

  可無論怎么小心，李、鄭兩人屢屢入宮與皇上朝夕計議，難免會有風聲傳出去。文宗聽到消息，先是有些擔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來鄭注，如此這般地吩咐了一番。

  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鄭注為太僕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堅決反對，鄭注立即上表固辭，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賜之，鄭注居然也堅辭不受。接著，鄭注在長安城中大肆招搖，公開收受賄賂，於是賓客盈門，財物山積。朝間正統之士，憤切鄭、李二人倚結宦官橫行不法，無不恨之入骨。

  天子在一次朝會上更出奇招，把李訓所作的五條《易》疏公諸朝廷，宣稱：有能出其意者賞！這天，李訓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說：有誰能與我論《易》？皇上的意圖很明顯，他要給外人這樣一個印象：李訓完全是因為易學精湛才如此聖眷優渥，並無其他原因。

  眼光短淺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顧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計劃，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訓、鄭注，他們有他們的長處，但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為正統的朝士所不齒，因而不能團結大多數人去對付宦官這一強大的敵對勢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幾位投靠他們，一是王涯，時為宰相之一；二是賈，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輿，時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過他們恩惠的人，賈、鄭二人自稱不與二李（德裕、宗閔）同派，因而對李訓、鄭注言無不從。他們與鄭、李走到一起，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暫時同盟而已。更難堪的是，為了保證機密，李、鄭乃至皇上並沒有對他們交底，這使得僅有的幾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諳原委。這樣，他們的實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集團。李、鄭的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為艱苦。

  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們鬥志倍增，光輝的前景讓他們心旌搖盪；自負才略，又使他們得意忘形。同時，箭在弦上，弓如滿月，豈有不發之理。

  本書首發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冬去春來。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訓給文宗獻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復河湟（邊患），次清河北（藩鎮）。」李訓的話，使天子在鬱郁憤悶中度過了九年窩囊生涯後，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先除宦官」這第一步怎麼走？皇上與李訓、鄭注煞費苦心。

  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別的先不談，元和時弒殺憲宗的陳弘志，就因為他的庇護尚還優哉游哉，在外間做著山南東道的監軍。「此弒逆之徒，當先除之！」天子跺腳拍案不止。

  這個好辦，擒賊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區區一個陳弘志何在話下。李訓擔心的是，王守澄輕易動不得，「如之奈何？」他對鄭注說出心事。

  鄭注自有辦法，他太清楚宦官之間特別是右領軍將軍仇士良與王守澄的矛盾了，更明白彼輩有隙正可利用的道理。因此他給李訓的建議是：守澄既領右軍，不妨以仇士良為左軍中尉！

  這就是先分守澄之權再說。李訓覺得此計可行，馬上就稟奏了文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詔命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驚，一整天悶悶不樂。然而，他還是沒有懷疑到李、鄭二人。

  事情在一步步進行。

  六月，原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在天子的暗示下，進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滿，雙方鬧得不可開交。天子乘機下詔，出楊、韋、王三人為西川、淮南、河東監軍。不久，李訓、鄭注又指責他們與李宗閔、李德裕皆有勾結，接受賄賂，於是三人先是免職，最後被分別賜死；另一位牽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雖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屍。守澄大為高興，覺得報了左軍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這是皇上與李訓、鄭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貴」中的三個，下一個就要輪到他了。

  也是這個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閔被鄭注彈劾，貶為明州刺史；同時，朝中凡與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訓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侍講學士一職不變。八月初四，鄭注升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講學士。兩人皆帶侍講學士之銜，保證了他們在外廷任職的同時，依舊能與皇上保持聯繫，這點至關緊要。

  九月初，山南東道監軍陳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入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驛站時，早已等候在那裡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詔，當即將他絕殺杖下。此事幾乎沒人知道，更不用說王守澄了。

  二十六日，皇上發布詔命，調升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到了這時，守澄仍還蒙在鼓裡，以為這是鄭、李二人的報恩之舉，他一點都沒有意識到，這一榮銜只是李訓、鄭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著絲毫善良的意圖。守澄的昏懵決定了他已經接近於滅亡。

  最後的時刻即將到來。

  徹底解決宦官務得有兵在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必須及早準備，方不至於被動。當年王叔文臨時抱佛腳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訓、鄭注又何嘗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鄭注即主動上表請求外任為鳳翔軍節度使。鳳翔是京西北的戰略重鎮，因為地位重要，此間節度往往帶「神策行營」之名，軍力亦頗強盛。京中的左右軍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圍的行營部隊就十分重要。在調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詔制頒下，同意鄭注的請求。宰相中唯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對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輿、李訓入相，皇上在拜李訓「同平章事」的制書中還特別命令：李訓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為天子講解《易》經。

  十月初八，李、鄭悄然進宮，與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無準備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鴆殺。

  到此，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李訓從一位受流貶的人一躍而至宰輔，為天子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無不可決，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無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樞密使，見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訓決定：十一月份動手！

  這是因為，下個月有個絕好的機會。

  王守澄死後，天子追贈「揚州大都督」之銜，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滻水入葬。鄭注雖在京外任職，但以故舊情深，請率親兵入護喪事，自也不會引起懷疑。到時，只要天子下令內臣齊集送葬，李訓關起城門，鄭注則可在城外令親兵盡誅宦官，使無遺類。同時，城中誘捕住兩中尉，事即可成。這是李訓、鄭注反覆計議的結果。

  李訓提出，計劃中最為關鍵的是鄭注出鎮鳳翔，務得蓄以兵力，屆時召之能來。

  鄭注理會得。他有些擔心的是，屆時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後即使馬上進城，也難保能一下子掃清後事，關鍵還是要看京中。到時，有無足夠的兵力應付局面？

  李訓已有安排。

  在鄭注即將赴任的前夜，李訓及其死黨大理卿郭行余、戶部尚書王璠、京兆少尹羅立言、太府卿韓約、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一起在鄭注位於善和里的宅第中秘密集會，進行最後的決定。

  不時，諸人來到。李訓對眾人宣布道：「聖上旨意，下月中外同赴，誅殺宦官，還望諸位不遺餘力，襄助其事，同靖國難，報天子聖恩！」

  眾人慷慨激昂之餘，都隱隱有點不安。畢竟，這是要見真血的事情，這些平常養尊處優、逍遙自在的人一想到馬上就要真刀真槍地上陣，也真有些膽怯。但李訓已不能讓他們在這個最後時刻退場，他道：

  「誅滅宦豎，必須裡應外合。除鄭學士出鎮鳳翔外，邠寧、河東兩鎮，京中的幾個要害部門亦須掌握。明日仆即奏明聖上，將兩鎮節度及京兆尹、金吾衛弄到手。」其中邠寧、河東兩鎮拱衛京畿，兵員充沛，舉事之際尤得假借，所以李訓非常重視，他把這個任務委託給王璠、郭行餘二人。

  王、郭表情肅然，點了點頭。

  十一月初五，文宗頒布詔制，命郭行余為邠寧節度使，王璠為河東節度使；調原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羅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韓約的「左金吾衛」更是關鍵所在。

  「左右金吾衛」是中央衛戍軍隊十六衛之一，原來擔負的是保衛皇城中樞機關的職責，本朝之初稱為「南衙諸衛」或「南軍」，與「北衙衛」或「北軍」對稱。北衙（宮城）的神策禁軍興起後，南衙諸衛基本上都成了閒司，既無權，亦無兵，只有左右金吾衛仍然擔任晝夜警巡之職，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軍之外唯一的軍事力量。

  一切都按計劃進行著。十月底，鄭注就到了鳳翔節度府任所。一到鎮，立即精心挑選了數百個精悍的壯士為親兵，配備精銳武器，賞賜豐厚錢物，時刻準備進軍。不多日，消息傳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鄭注立即上表請求入京，同時傳書李訓，告知了上路時間。

  但不知為何，京中的李訓卻決定提前行動。

  事後很久的一段時間裡，以至於在千餘年後的今天，人們都對李訓為什麼突然改變計劃表示不解。確實，這情況鄭注還不知道，也來不及通知，如此臨時變更，就等於把鄭注的力量摒棄在外，對於本就捉襟見肘的李訓來說，實在不是一個好主意。更何況，李、鄭的這次行動仍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宮廷政變，它的成功全賴於周密的計劃和萬無一失的措施，如果這個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難說了。

  有一種說法是李訓忌諱鄭注。因為照原計劃辦，成事之後，鄭注則專有其功，對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動，同時可把鄭注也一併解決。這種意見是當時不明內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馬光同意此說，並把它寫進了他的名著《資治通鑑》，因而廣泛流傳。

  另一種說法是認為李訓、鄭注本有兩套方案，一前一後，而以李訓的那套出奇不意的計劃為主。因此提前發動，並非是李訓的臨時決定。這是近代史學家呂思勉的見解，他甚至認為，李、鄭二人預謀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十月底。

  事實上，這些論斷都沒有說到點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