慌不擇路，選擇鄭注和李仲言

  文宗最後選擇了某種意義上的第三方力量來實現他的計劃。然而方向既已迷失，任何努力都只不過是一場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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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注在醫術上確實有一套。

  說起來話就長了。鄭注本姓魚，因為鄭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為鄭，早年就以醫藥之術游於長安權貴之間，後來他也正是憑藉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門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鄭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為節度衙推等職，隨之轉戰各地。鄭注醫術精湛，屢驗其效，李愬對他極為賞識，漸漸地，連軍政大事之可否，都經常與之商討參決。鄭注在這方面也表現出很高的才略，為之籌謀，皆得採納，因而得以在李愬軍中挾恩驕縱，作威作福，惹得軍府將士甚為怨怒，都欲除之而後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術和醫道，每為袒護，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當時在李愬軍中任監軍，聽得將士們反映，也很討厭鄭注。後來，鄭注結怨太深，軍將們都忍無可忍，紛紛到守澄處訴苦，守澄便去請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況我都知道，鄭注是有這些毛病。不過，這個人確實是個奇才，將軍若是不信，不妨與其談談，若真是一無所取，去之未晚。」當時宦官出為監軍，多掛諸衛將軍之銜，故李尊稱守澄為「將軍」。

  說罷，李愬吩咐傳話鄭注，「內衙將軍召見。」

  守澄面有難色，心想：「我怎麼能見這麼個人！」但節度使如此說，他也不能完全推託。沒辦法，守澄很勉強地接見了鄭注。

  有陰詭之機的人天生有一種常人很難具備的才能，這就是善揣人意。不唯如此，這種人更有一種以片言隻語打動人心的機辯，一般人是很難抗拒的。果然，守澄與鄭注略談了一會，就被他完全征服了。從外廳談到內室，兩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從此，鄭注成為了守澄的親信，並隨之入京，開始了他不平凡的經歷。

  長慶、寶曆之際，王守澄入知樞密，專領國政，鄭注如魚得水，往往是晝伏夜出，專門從事守澄不能公開進行的勾當，一時門庭若市，從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無不爭趣其門。長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辦事，先要去求鄭注，當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過侄子李仲言走的這條門路。京師好事者給他起了個外號，曰「魚鄭」，後來乾脆稱之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義，也有譏諷他圓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錫事件後，鄭注外放為邠寧行軍司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職入京師時，被御史重重地參了一本。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內，連續上了十幾道奏章，請將鄭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見風聲甚緊，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軍軍營里。鄭注也知道，因為宋申錫冤案，自己犯了眾怒，眼下只能縮頭不出，避避風頭再說。有王守澄的保護，一兩個朝官的彈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還有一個值得細細說上兩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別，早年的李忠言與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別是宦官分領左右神策軍，兩中尉地位相當，為爭取權力，自然就有分歧和衝突。這也是由來已久了，左軍先是馬玄亮，與當時的右軍梁守謙就有不和。眼下右軍的王守澄獨掌大權，挾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滿，其中包括現時左軍中尉韋元素，左右樞密楊承和、王踐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聯合了起來，合力對付王守澄，而鄭注被朝臣彈劾，正是一個契機。有左軍與樞密參與了進來，鄭注就危險了。

  左軍將官李弘楚建議中尉韋元素詐病召鄭注醫治，屆時在左軍中先殺後奏，「有御史的彈奏，又有楊、王兩樞密在聖上面前進言，大人絕不會因除奸而獲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為然，遂召鄭注。鄭注曉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過今日躲不過明日，遂走險招，果斷地來到左軍。一見到韋元素便跪行數步，接著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絕的自訴，一把鼻涕一把淚，真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軟，不覺同情他起來，聽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覺得有道理，趕緊下座將他攙扶起來。鄭注一見得計，話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說得元素是興趣盎然，早把殺他的意念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屢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視而不顧，最後還厚賜鄭注不少金銀布帛，放了他回去。

  鄭注剛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決斷，來日必受其禍！」元素不語。弘楚望著門外鄭注的背影，跺腳長嘆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鄭注在中間出了不少力，王涯為了報答鄭注對他的襄助，最後壓下了李款的奏狀。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說了話，鄭注終於逃過了這次難關，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軍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職。任命一下，朝野無不駭嘆。極權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個人越無行，受到的抨擊越多，極權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無他，「極權」的實質就是反常道而行之，否則，大家都贊成，又何能顯出唯我獨尊的快樂？

  以鄭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東風入侍醫藥，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當鄭注略施小術，開出幾副藥，說出幾段話後，文宗便成為了他所征服者名單上新的一員。

  單有鄭注，恐怕還很難有異日之變。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風病小瘳，發布大赦後，又有一個「奇人」回到了長安。

  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當年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劃者。

  此人更不同尋常。比之鄭注，他雖然沒有小道之術，但卻是標準的名門之後、進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灑脫，長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識過人，機辯不讓鄭注。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身份地位比鄭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並不斤斤計較一時的得失，也不會為金錢權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碼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樣，出將入相，成就一番大業。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為此做準備，對他來說，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起先依賴李逢吉沒有成功，並不意味著他就此沉淪不復。仲言任俠豪放，有不少兩肋插刀的朋友，鄭注就是其中的一個。鄭注既為皇上所寵信，他的機會就來了。

  仲言得罪流貶後，是因為母親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喪的。此次入京，他帶了價值百萬的金帛珍寶，目的有兩個，一是為李逢吉上下打點，一是為自己活動，希望能夠恢復一官半職，重新步入政壇。一來到長安，他當然第一個就找鄭注。

  皇上好易學。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種富於辯證，講究哲理的神奧之術，所謂一陰一陽之間，天地皆備，八八六十四卦，涵蓋萬物。想當年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聖人以後，雖未亡於秦火，然微言既絕，大義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窺堂奧。當今天子好學深思，才智不讓古賢，他對易學，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來，常常是捧以隨輦，朝廷無事時，便在偏殿讀之竟日。這幾年來，皇上把一腔鬱悶全部轉化成了讀書的熱情，他迫切需要在書中找到解決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其實，現在的天子「甲夜視事」早已難有作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觀書」罷了。

  皇上對易學的愛好如此強烈，當然不僅僅是出於對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這部書里，獲得了一種《貞觀政要》以及其他書中所沒有的東西。奇正反合，陰陽交感，乾坤為列，否極泰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遠於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問題，皇上把聖人垂則與眼前之事聯繫起來，似乎就更能理解書中的深意。皇上披覽群書之時，或扼腕欷歔，或歡呼襝衽，但讀《易》時卻多是沉默不語，很明顯，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機。可惜的是，朝中卻無人通曉易道，身邊的三位侍講學士雖然時相顧問，但解決不了什麼實際疑難。皇上苦無商析疑義、傾述衷懷的對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學，他浸淫此道十幾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對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鄭注，鄭注自然便將他引薦給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獨擅其術，便鄭重地推薦於文宗。同得到鄭注一樣，皇上大喜過望。

  仲言尚在居喪期問，不好除授官職，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著戎服。對外稱「王山人」，與鄭注同時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興。從他這方面來說，宋申錫事件暴露出兩個苗頭，一是皇上對他的態度，一是左軍的不良企圖，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守澄薦舉鄭、李二人，特別是引舉標準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慮，他希望兩人能夠扼止住不利的趨勢，同時擴大己方的實力。從文宗這方面來講，對二人一見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準備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難以猜度的打算。至於鄭、李二人，更非等閒之輩，皇上憂懷萬方、魂不守舍的心態，很難不被他們感受到。得以近君傍聖，自古而來都是為人臣子感戴不盡的幸事，更何況天子對他們是如此的親近，兩人的興奮與激動是可想而知的。感覺最強烈的是李仲言，因為王守澄為避人耳目，已經在此後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鄭注外調為昭義鎮節度使。

  於是，三方都是各懷心事。

  一場變故將不可避免地到來。誰將是這場變故中最後的勝利者，現在還很難看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處於文宗和王守澄之間的另外一些宦官，無疑會在雙方的勢力消長中獲得好處。

  仲言在與皇上的討論中盡顯才華，君臣解《易》之際，更多的是談到了經典以外的事情，如同當年的宋申錫一樣，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恥的激憤深深打動。他畢竟是一位儒士，當然知道為國為君是個人的至道，仲言無法拒絕這一強大的誘惑，開始了他有生以來第一件有為之事。

  鄭注也不例外。與仲言為人稍有不同的是，鄭注平常更多的是考慮到成敗與得失，這是他做人的原則。參與天子的窮則思變之舉，這當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卻未必有大利，鄭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於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這一次卻不知何故，同樣也被激情沖昏了頭腦。王守澄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作繭自縛，推薦給皇上的兩個人，最後都將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還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殘酷的暴君，他仍然擁有一種唯一的、正義的、具有強大震懾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壓頂，又如三月春風，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於利用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倆是王守澄的親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唯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動。話雖這麼說，但其實，皇上這時也屬無奈，身在九重深處，既無內應又無外援，差不多已被逼入絕境；更何況，朝中大臣沒有一人能夠理解的心事，竟被對方陣營中的李仲言一點即破，皇上又怎麼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鄭二人既是反正的義士，又是富於謀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門，一起自草澤，陰陽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於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決心。

  但皇上親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強烈反對。

  「李仲言先前所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這話，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對這麼個人，陛下如何能置於近侍之位？」

  皇上難於正面回答，反問道：「難道不容許他改過？」

  「此人壞在本心，斷不會改。」德裕這個結論下得斬釘截鐵，是一點面子都不給了。皇上不悅。

  不過仲言的處境確實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處分的人，身無半職，加上剛剛母喪期滿，皇上也不大好說話。八月，文宗只授了他個「四門助教」的職位，這是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下設的「四門館」里的一種教職，官階只有「從八品上」。就是這樣，門下省猶欲封還敕書，幸虧王涯做了手腳，任命才得以通過。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後，他不僅召回了鄭注，而且升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並且同意他倆的提議，徵召李宗閔還京復相，將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對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無情，也就不能怪我不義，自己正幹著一番百代偉業，爾等腐迂之輩又省得什麼！十一月，仲言上表請改名為「訓」。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麼，也許，他要藉此表明他脫胎換骨的決心，而與舊我徹底決裂？無論怎麼說，李仲言——現在應稱李訓，似乎已經下定決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不管未來的命運要把自己拋向何方。

  如果說選擇宋申錫是所託非人的話，那麼選擇鄭注和李訓，就是慌不擇路。

  長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淒涼。可在宮苑深處，天子的寢殿卻時時是燈火通明，一種熾熱的氣氛瀰漫殿中，飄蕩飛揚、跌宕升騰，穿過重重簾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積雪徹底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