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中的格局

  天子家奴與朝廷士子是永遠排斥與鬥爭的兩極。在宦官的勢力日趨濃熾之下，假如士人們不能精誠團結而是各私其心，那麼政治黑暗就必所不免。

  裴度對再叛的河北諸鎮沒能取得戰果固然是大勢所趨，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頭一年貶斥了與吐突承璀有染的皇甫鎛，以令狐楚、蕭俛、段文昌為相，三人都是反戰的中堅，自不會對突變的形勢有所準備。第二年初，又貶去令狐楚，引崔植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堅決反對皇甫鎛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賞識，入相後，也頗能盡諫。此人學問倒是不錯，但卻不懂軍事，更缺乏政治遠略。在戰事拉開，蕭、段兩人先後去相後，他與原翰林學士杜元穎共同主知政事，同樣也是無所作為。

  天子只有二十六歲，正是玩樂享受的最佳時光，他可不願意放過。正式即位的第一天，儀式剛剛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來倡優演雜戲給他看，這邊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宮，穆宗就已在丹鳳門樓上高興地手舞足蹈起來。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軍營看人摔跤。即位以來，如此之類的宴遊畋獵，幾乎沒有斷過。諫官們上奏，告誡他要適可而止，皇上竟大為驚訝，對宰相道：「此輩何人？」連大臣都不認識了。

  原因還不僅於此。

  人為天地萬物之靈，「公平」是文明的基礎。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時代，倫理教育讓每一個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士子或以才華德行取仕，或以報效邊庭立功，忠君報國，安身立命。可若是沒有了「公平」原則，一切都成空談。就是地方藩鎮的那些武將，拼死拼活也無非就是想以武功證明這一點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個宦官階層，他們也就不可能永遠甘心為奴。

  本朝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對嚴格的考試制度，給武將的進身之階自然也就是戰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雜類什麼也沒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實際上鄙卑更甚，他們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為他們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對奴才的賞賜而已。這個大大的不公平永遠是激發矛盾的根源，歷朝歷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時此際，它開始有了一觸即發的態勢，憲宗之死就是個信號。

  宦官掌握了神策軍，使他們具有了這種能力，而樞密使一職的出現與壯大，更使得他們擁有了機會。

  「樞密使」正式設立是在憲宗元和初年，又稱內樞密使，左右各置一員，首任者是劉光琦和梁守謙。樞密使的職責是「承受表奏、出納王言」，說白了也就是承「上」啟「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這個職務的性質就決定了它能兼達兩頭，既可以亂帝聽以削撓相權，又可預宰相共參政事。「樞密使」使宦官在取得軍權的同時，進而獲得了政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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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際已被穆宗命為樞密使、知樞密院事，負責內外傳達，但權勢絕不僅限於此，他的地位早已超過當年的吐突承璀。更何況皇上喜淫逸，少不了與他同樂的人，宦官們比朝官更勝一籌的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兒童的穆宗是第一個完全的戰利品。

  和宦官的氣勢相反，帝國的現實是驕主荒淫，輔相庸碌，政策、處置皆無是處，在這種情況下，誰又能在前線打勝仗！

  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頭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試中發生的。「常科」是國家每年舉行的常設考試，與皇帝召試以待非常之才的「制舉」不同，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以「進士」、「明經」最為重要。這次考試的主考是右補缺楊汝士和禮部侍郎錢徽。

  本朝科考並不糊名，應考者的姓名對主司是公開的，因而考生的名氣與聲望乃至家世、與主司之關係等對考試結果有異乎尋常的作用。為國家選才是人臣的義務，可以唯才是薦，甚至可以舉賢不避，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都對錢徽有所推薦。

  然而榜出後，段、李所屬者皆名落孫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還有考官楊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認為太不公平。皇上徵詢意見，有不少人持同樣看法，結果這次考試成績取消，重新進行。此次事件牽涉到不同意見兩方面的很多人，段、李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錢、楊方面則有中書舍人李宗閔等人。事情雖然很快就過去了，但是，誰也沒有把它就此忘記掉，特別是在事件中得到貶職處分的李宗閔。

  這年十月，刑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王播入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為西川節度使，皇甫鎛去相後屢請還京。王播在財政上很有些辦法，手上頗有些錢，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點到了，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早在年初，蕭俛聽說他靠此道求職，極其憤怒，到皇上面前力爭：「王播如何可以入居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錢，沒有聽蕭俛的。蕭俛一氣之下，辭去了相職。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預同時入相。

  四個月後的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戰，工部侍郎元稹被命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與白居易、蕭俛等人同時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氣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與裴度上疏指責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滿，同裴度一起被貶。裴垍入相，裴、元二人先後被起復，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台」，到設在東都洛陽的御史台亦即所謂「東台」或「留台」任職。在任期間屢屢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調他回京。

  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華州，見天色將晚，遂留宿於一個叫「敷水驛」的驛站。驛站中看到是監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唯一的上廳。不意到了夜裡，事情來了。

  帝國交通十分方便，驛道四通八達，尤其是長安到洛陽這一路，全是寬廣的大道，和全國各地一樣，道旁每隔一段就設有驛站，供往來的官員休息、換馬。大的驛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廳房，以接待不同品階的公務人員。這一天很巧，在夜裡，一隊宦官也來到敷水驛下榻，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內給事劉士元，劉士元一進來，當然要到上廳去住。

  站吏報說，上廳已有人了。御史與中使都是經常在驛站中落腳的官員，朝廷對此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如御史到館驛，已於上廳住下，有中使後到，則就別廳；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廳，御史後來，亦就別廳休息。站吏心想，雖然內給事官品要比監察御史高好幾級，但有這個舊例在，倒也好安排。

  劉士元可不答應，一聽不過是個監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氣：「叫他換到別處去，上廳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違抗，只得前去請元稹移駕。元稹這時已更衣畢，正欲就寢，一聽這話也有氣，隔著房門對站吏道：「本官先到，斷無讓廳之理。」

  站吏回報士元，士元大怒，對手下人道：「跟我進去，今天倒要看看什麼人敢如此托大！」眾人齊發一聲喊，隨著士元就往裡走。

  士元手提馬鞭走到門口，一腳踢開戶門，指著元稹破口大罵，同時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頰。元稹嚇得連鞋子都來不及穿，拔腿就往後廳跑。士元哪裡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亂揮。

  元稹的馬早已被士元的人牽走，元稹是進退不得，只好在驛站中四處避讓。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嚇得元稹魂飛魄散方才罷休。

  元稹狼狽趕到長安，不少朝官們都感到是奇恥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連上了數表，為元稹無端受辱鳴不平。連跟宦官關係不錯、其時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擺出舊例認為這是劉士元做得不對。但憲宗在兩人之間，肯定是選擇偏袒宦官這一方，還是借他故將元稹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後來又先後調他到通州、虢州任職。

  元稹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讓他大大轉變了。元稹家境貧寒，完全是靠奮發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這次教訓讓他「如夢初醒」，感覺到憑著他以往的那種年少輕狂對自己的仕途是極為不利的，於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憲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職，為了達到進入台閣，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開始結交曾給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個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監軍崔潭峻，第二個是入京後認識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簡。有一段時間，元稹經常輕車簡從，出入於魏弘簡宅第，以事相請。結交宦官的效果出奇的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職的崔潭峻之薦，被提升為庫部郎中，兼「知制誥」。所謂知制誥，就是有資格參與詔書的草擬，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學士、禁外的中書舍人以外，一些官員也可以本官帶「知制誥」。不久元稹又被召入翰林，任中書舍人，離宰相只有一步之遙。

  當時的幾位宰相中，蕭俛從來不喜歡超格任人，對元稹原本又無好感，因而很討厭他的冒進。只有段文昌對他不錯，還專門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轉託宦官的事，對元稹之輩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滿。中書舍人武儒衡就當面給過他們難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誥官員的會食上，眾人正在吃飯，正好有不少蒼蠅飛來，儒衡以扇揮之，口道：「哪裡來的東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這裡？」眾人聽罷臉色都變了。

  元稹此際也是主張罷兵的，他的不少詩歌反映了這個觀點，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簡的建議下，終於在河北戰事結束後用他為相。裴度照理是與元稹共過患難的人，但見元稹附和宮中主張而阻撓繼續採取軍事行動，十分氣憤，三次上表反對啟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簡都降了職，兩人由此產生了重大矛盾。

  這是一個危險的開端，在對河北的戰事以失敗告終之後，朝中派系分野已經日趨複雜，離合變化層出不窮。朝官們好使意氣，囿於私見，不能開誠布公，攻訐又日益嚴重，自然也就給另外一種勢力以可乘之機。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終於得以入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開始鬧大。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請昭雪王庭湊，並建議為徹底息兵，應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權。皇上同意，下詔命裴度為東都留守。制誥一出，遭到不少反對，穆宗便命裴度先來長安再說。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請皇上下令殺掉一個在昭義鎮恃恩驕縱的監軍、宦官劉承偕。此舉雖然沒被皇上答應，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還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節度使。這一下朝中議論紛起，都說在此關頭，有將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為相，與元稹共同主事。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兩人倒是暫時得到了妥協，但政治分野絕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惡，可還有與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時，宦官勢力既然摻合了進來，也不會輕易善罷甘休。事情麻煩了。

  前宰相李逢吉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他可沒有閒著。

  逢吉頗和早年的楊炎類似，有一種對個人恩怨過分執著的心態。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擠出朝廷後，一直都耿耿於懷，幾年之間，心裡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機。但身在外任，無可奈何，一切都必須回到長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對他建議：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認識一個奇人，名喚鄭注，此人雖以醫術聞，然有經略之才。早年在李營中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為其所知，今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鄭注交結與彼，事無不成。」

  逢吉納其言，請鄭注達意與王守澄，守澄正惡裴度不親己輩，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入京為兵部侍郎。逢吉一入京，真的就來了機會。

  在被朝廷昭雪之後，王庭湊依然將朝廷任命的深、冀節度使牛元翼圍困在深州，時間已將近四個月之久，很使朝廷難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決問題。有一位將門之後於方欲立大功，設想了一條奇策，秘密求見宰相元稹。

  於方道：「有兩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趙間行走，與賊黨很熟，可於敵營中行反間計而解牛元翼之圍。」

  元稹大感興趣，趕緊問他如何安排，於方一笑，說道：

  「本人願以自己家財資其出行，並可賄賂吏部官員，弄出二十通告身文書，供其見機使用。事出機密，故而不得不變通行事，還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對官員的委任狀。

  此事本意雖佳，但不通過朝廷擅自主張，又賄賂朝廷命官，實屬於違亂法紀之舉。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譏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樹，心想此計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裡糊塗地答應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點風聲。

  逢吉其實並不清楚事情實質，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將有機密之舉。但對他來說，這也就足夠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來了位叫李賞的人，說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詭，就請他在前廳明說。

  「和王府中的屬官於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賞先問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頔之後。」

  「正是這位於方，欲為某侍郎結刺客擊殺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掛「同平章事」銜行宰相之權的，李賞的話很明顯。裴度一聽，心想這從何說起？元稹再與自己有隙，也斷不至於如此，這個李賞的用意太惡毒了。但裴度的氣度自非尋常，在未了解來龍去脈之前，他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所以忍而未發，只是淡淡一笑：「言盡於此，謝君厚意。送客！」

  幾天過去。裴、元二人一如尋常。李賞便又一次出現，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軍營。此際的左軍中尉已是馬進潭，是當年與王守澄輔弼穆宗入繼大統的功臣之一，現在和梁守謙一左一右，並駕齊驅。在宦官中間，此人和元稹的關係最不怎麼樣。

  神策左軍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賞稱，於方受元稹所使，結客約刺裴度。」宰輔之間，竟有謀殺之事，皇上平日再怎麼散漫，聞奏之後也是大吃一驚，立即命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李逢吉三人會同御史台嚴審此案。

  一鞫於方，「約客刺殺」之事自然是子虛烏有，但逢吉豈能輕放，窮追不捨之下，元稹擅作主張用反間計的事情就包不住了，於方如實供出。不管怎麼說，這也是宰相的不當之事，樞密使王守澄與李逢吉更堅持說裴度知而不報，也應當一併處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詔罷二人相職，並貶元稹為同州刺史。

  諫官們有異議，認為裴度無罪，不當免相，而元稹身為宰相，與於方擅為私謀，卻責之太輕。皇上沒有完全聽從，只是緩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僕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帶的另外一項職銜。六月初五這一天同時還發布了另一項詔命：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達到了。對宮中的宦官而言，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