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鎮聯合叛亂，危機爆發

  藩鎮再叛，並又一次結成聯合同盟。

  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閏正月，成德鎮的王武俊殺李惟岳投降後，河北道只有田悅的魏州未破，河南道的李納也在濮州被圍，朝廷遂以為天下之平指日可待了。殊不知當時的形勢並非只是兩河的叛亂，而是從中央到地方都呈現出一種混亂的局面，其中的關鍵是天子的威信正一步步地喪失，拿不出有效的辦法懾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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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宗任命成德降將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二州都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二州都團練使，又將舊成德鎮的另外二州德、棣分給另一功臣朱滔。這一措施旨在分散舊成德鎮的力量，也是朝廷在政治上對付藩鎮的慣用伎倆。不過，都團練使這一官職雖然也是一州或數州方鎮的軍事行政長官，但地位較節度使低。

  王武俊拍案大罵：「我手刃李惟岳立有大功，官位居然在張孝忠之下，真是豈有此理！」

  幕僚們也憤憤不平，王武俊心中火氣更大，把朝廷的敕書撕成幾塊。

  另一位有野心的節度使朱滔沒有得到較為富庶的深州，也十分的不滿，便在該地屯兵據守，拒絕交給康日知。這時在魏州被圍的田悅洞若觀火，立即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派了兩位得力幹將星夜趕到了深州去遊說朱滔倒戈。

  朱滔為人陰險多計，早年對朝廷外示忠順，利用智謀騙取了代、德兩帝的信任，得以成為盧龍（幽州）節度留後，內里卻暗懷心計。朱滔的特點在於對任何人都懷有覬覦之心，包括對他的兄長朱泚。

  果然，朱滔與田悅一拍即合，還親自去說服王武俊與張孝忠，在利害相同之下，王武俊也終於舉起叛旗，只有張孝忠不為所動。在事發之前，德宗由於康日知的奏報得知了這一情況。魏州尚未攻克，朝廷主力皆被田悅、李納牽制，現在朱滔、王武俊再叛，根本是無兵可調了。德宗在這當口倒是深思了一番，立即採取了一條緩兵之計，賜封朱滔為通義郡王，希望能起到一些安撫的作用。但朱滔反意甚堅，豈是一個空泛的爵號所能解決的。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二月，朱、王聯合行動，第一步便是去救困在魏州的田悅。朝廷命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討伐，結果在魏州的愜山被田、朱、王的部隊打得大敗。朱滔又遣兵去救李納，於是四鎮結合，聲勢大振。

  從三月份開始，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在朝廷一方，主要力量就是應詔討逆的其它藩鎮，中央神策軍只是作為補充力量參戰。勤王諸鎮中，以淮西李希烈與朔方李懷光實力最為強勁。淮西鎮位於南北衝要之地，客觀上對河北的割據勢力有著一定的牽制防範作用；朔方則屬於帝國最早的藩鎮之一，原為保衛西北邊疆及關中京畿而設，但德宗以中央軍隊取代了朔方軍原本御外的任務，於是它也成為中央對付地方割據的重要軍事力量。割據藩鎮的存在，是中央與地方某種妥協的結果，同時藩鎮之間也是互相牽連互相制約的，割據與防範可以相互轉化。

  二李本是討伐叛亂的中堅力量，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前後相繼反叛，特別是淮西鎮，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實力的強大，與朝廷分利的砝碼越來越重，與河北三鎮一樣最終成為帝國的心腹大患。當然，在這場戰事中有一些力量自始至終都忠於朝廷，共進退，同榮辱，維繫著天子與帝國的尊嚴。在相持階段值得一提的是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的部隊以及神策將李晟統領的中央禁軍。這三支部隊不僅在前期大破叛軍，在這一年的戰鬥中更是互相團結，遏止住了四鎮的勢頭。從這裡可以看出，用人是否得當確實是危急存亡關頭的一件大事，從楊炎到後來的陸贄也一直向德宗反覆強調這一問題，現在以及後來的情況證明，「用人」既是原則性的，同樣也是個技術上必須妥善處理的關鍵所在。

  相持不久之後，戰事急轉直下。朱滔等人為了更加名正言順，同時也是因為朝廷逐漸失勢的緣故，相約稱王，在安史之亂後河北諸鎮第一次正式結成了聯合軍事陣線，並向強大的李希烈勸進。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建興王，勾結李納、朱滔等反叛。此消彼長，如此一來，朝廷的失勢就明顯了。

  李希烈出身行伍，為人暴酷，是個典型的強閥。早在奉命討伐李正己時，希烈已蓄異志，暗地裡就與李納、朱滔有往來，此刻機會成熟，公然舉起反旗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在東方藩鎮最早起事的勢力中，山南東道的梁崇義地最偏、兵最少，而法令有理，對朝廷禮貌最恭，然而李希烈卻和他有矛盾，極力主張興師討伐。德宗其時抑藩心切，未嘗沒有打過自己的小算盤，他想藉助於藩鎮之間的相互爭鬥坐收漁利，便欲以希烈統諸軍討之。當時的楊炎曾極力反對，認為希烈此人反心在骨，不可輕信，若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可德宗對楊炎的反感已經很深，沒有聽從他的意見。事實證明皇上聰明反被聰明誤，還未等到河北之禍稍有平息，希烈即叛，戰事又從河北擴大到河南。李希烈在建中三年秋天移軍許州時有三萬人，兵強馬壯。許州在今天的河南許昌，直接威脅到東都洛陽。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正月，希烈出兵四掠，陷汝州，圍鄭州，游騎至於洛陽郊外，搞得東都士民大為震駭，紛紛出城逃往附近山林躲藏。軍情如火燃眉，德宗急忙召見盧杞問計。

  真不知盧杞在這種存亡關頭怎麼還有心思公報私仇。他寬慰皇上說希烈不過是恃功傲慢而已，若能以一位儒雅重臣前去奉宣聖澤，曉以利害，可不戰而獲，建議派顏真卿到許州去宣慰。德宗也幻想著天子的聖威能夠繼續化凶為吉，更何況，犧牲一點原則換來精神的勝利本就是人君的常法。詔書一下，舉朝失色。

  人們都知道年逾古稀的顏真卿是一位剛直不阿的儒教大師，平生容不得半點邪惡，也正因為如此才得罪了盧杞，以他這種性格去赴虎狼之窟，無異於送死。國家失一元老，這是所有人的恥辱。在途中，東都留守鄭叔則、宣武軍節度使李勉都勸留真卿，李勉還特地為此上表德宗。但這些既沒能讓皇上收回成命，也沒有打消真卿為國赴難的決心。他留下遺書抵達許州，被扣留近八個月，直到最後被李希烈殺害，在威脅利誘面前自始至終沒有喪失一點人臣與帝國的尊嚴。但他的犧牲並未為皇上帶來所期望的東西，李希烈照樣攻陷了汝州，對關中構成了重大威脅。

  情況很明顯，戰事由稍遠的河北一下子移到了中原樞要地區，反叛軍隊隔絕了南北交通，直接影響到帝國的生存命脈。李晟及李抱真、馬燧所部被朱滔、田悅等牽制，駐紮汴州的宣武軍自然就成為中原諸鎮中對付李希烈的主要力量，但實力尚不足抗衡。四月，德宗被迫調關中地區的中央部隊出戰，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率領的這支部隊協同宣武節度使李勉一度使李希烈退到蔡州，但不久即告失利。八月，李希烈進圍襄州，九月，在滬澗一戰中德宗另外抽調增援的禁軍又被李希烈重創，東都洛陽岌岌可危。洛陽是西京長安的門戶，一旦失去，叛軍勢必長驅直入，這使德宗萬分恐慌，於是下詔堅令死守。皇上的心態和眼下的形勢都預示著：帝國被迫轉入防守無法避免。

  這倒不是德宗的虎頭蛇尾，而是時勢所然。事實上，德宗目前採取的戰略正是因為深察了形勢的結果，這是由於有一位極負才略的大臣給皇上施加了重大的影響。這位正直的大臣儘管是一位文士，但卻對帝國的危機有著深刻的體會，他的態度嚴肅但文采斐然，從不危言聳聽但總是指陳剴切，他憑著對國家和道統的忠誠堅信：到目前為止，皇上是徹底失敗了。

  德宗未即位前，即已知道陸贄，但直到此時才召用他為翰林學士，起初也只是出於要大手筆起草文告的需要。從先王開始，中國的文教一向昌盛，歷朝歷代恪守的傳統要求首先必須以理服人，以教化治邦懷遠，不戰而屈人是最上策，其次才是使用武力。本朝尚武，但還是把文化和教化放在首位，天子更是必須如此，所謂內聖才能外王。王令能夠遍行天下，不僅是因為它代表著一種無上的權威，還因為它同時是一種道德和倫理的象徵。因此為皇帝起草詔敕文告一向選用博學多才、明理善辯的文臣擔任，陸贄就專門負責這一工作達數年之久，他的手筆創造了大唐有史以來最優良的範例。

  當帝國的低潮到來時，陸贄不能允許自己再保持沉默了，他在李希烈反叛後連續上奏德宗，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

  陸贄提出的問題，德宗未嘗沒有體會，特別是朱滔、李希烈的反叛，給自己心中帶來的衝擊是不言而喻的，但天子總是天子，難道這一至尊無上的權威竟可以被當作是徒具威嚴的面具？這叫皇上實在無法理解。更有疑問的是，人君任用臣子，都應該是其人的榮幸，也是為國為君都義不容辭的責任，假如一旦違抗聖命，倒戈助逆，又豈能是天子的過錯？德宗無法不為自己的幻想所欺騙和愚弄，所以陸贄註定是要白費一些苦心的。但是陸贄對當前局勢的分析卻至少讓皇上感慨萬端，這一點在幾個月後的那篇著名的《罪己詔》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儘管德宗同意發布這篇詔書多少是出於迫不得已。

  陸贄認為，國家的安危在於「勢」，勢苟安，則異族異類都可成同心；勢苟危，則同舟之人皆為仇敵。現在的關鍵正是國家「勢」危，必須承認災難的現實，停止追求難以達到目標的舉動。在這裡，陸贄描繪建中以來的德宗用了「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的詞語，前二句明褒實貶，後二句則直言無遺，無異是說皇上這兩年對付東方藩鎮的一切努力不僅都是白費功夫，而且從開始就是一場失敗。陸贄還舉出玄宗的例子預言，關中京畿地區中央軍備的空虛必然會導致內亂，為此必須停止徵發中央禁軍，息兵罷戰，並免除京城及畿縣的雜稅以安民固邦。德宗沒有接受後一條忠告，繼續調用了涇原守軍開赴前線，結果導致了兵變。但這並不是說德宗對陸贄這一「失敗」理論無動於衷，因為如果不是皇上對現實狀況的某種默認，無論陸贄在什麼情況下提出這樣的指責都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