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藩鎮又起風雲！

  東方的割據藩鎮中，正醞釀著一場更深層次的動亂。

  

  從京師長安向東，出潼關進入都畿道，不遠就是與西京長安遙遙相對的東都洛陽，再順黃河而下就是廣袤的河北、河南道，一直到齊魯平原，這一大塊地區當時習慣上稱為「山東」。

  「山東」可是個敏感的字眼。從戰國時開始，「山東」便是秦國所在關中地區的對立面，所以秦以外的六國也稱山東。自古以來，這一地區就似乎是關隴中央的對立面。想當初，本朝立國伊始，就開始對山東貴族實行一種既拉攏又排擠的政策，但實際上，山東氏族卻一直還是社會生活中最強大的勢力之一。不過，到了玄宗時期，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

  原因是北方胡人的不斷內遷，大批漢化的胡人在河北道一帶定居下來，成為新的社會力量，這是和本朝寬容的民族方略與求同存異的雄偉氣度分不開的，所謂「修文德以徠遠人」。但其中也有一個實際考慮，由於隋末的紛亂使中原特別是河北河南的人口損耗極大，為補充人口，因此一直允許內附諸族大量遷徙到邊境地帶居住。然而在波瀾壯闊的社會變化中，這種大融合過程必然以一種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割據、分裂和戰爭。東方於是成為主要的舞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七月，河南道的臨淄，淄青鎮節度府。

  數日以來，李正己憂心忡忡，沒睡過一次好覺。實際上，自從去年年底皇上借獻錢三十萬緡一事弄得自己很狼狽以來，李正己就一直在暗暗擔憂。今年四月份，北庭涇原鎮的劉文喜不受朝廷命令，據涇州首先發難，正己很是興奮。劉文喜也不過是對宰相楊炎打擊涇原軍的處事不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李正己等一大批邊將的看法，正己也和不少人一樣上表請德宗寬恕劉氏，息兵罷征。然而皇上卻不為這一大堆奏章所動。德宗在朝會上對眾臣道：

  「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消息傳到淄青，正己很不安。不得已，又派人入朝，借奏事之名打探天子的態度。劉文喜很不幸，由於兵力不濟，加上吐蕃不肯發兵援助，在朱泚的攻打下，一月不到就被擊破。正己的使節覲見德宗時，正巧捷報奏到，德宗把文喜的首級往這位使節面前一丟：

  「朕給你看看這個，就算是給李正己的宣敕吧！」

  來使伏闕不語。一回淄川見到李正己，即稱大事不妙。

  正己聽後渾身冷汗，一言不發。和心腹幕僚們商量的結果是：事不宜遲，必須加緊操練士兵。還未過一個月，劉晏被殺的消息傳遍了天下，數道節度一片譁然，正己驚恐之餘，上表責問朝廷，矛頭直指楊炎和德宗，無疑是下定了決心。

  今日，又傳來不好的消息：朝廷下令擴建汴州城池。汴州就是今天的開封，是東都洛陽的門戶，為中原地區的要衝之地。皇上欲大建汴州，顯然是針對東方而來。李正己問探報者：「此事確否？」

  「千真萬確，東邊的人都傳遍了，都說天子有東征之志。」

  「魏博動靜如何？」正己與田悅儘管有矛盾，但在對抗朝廷這點上卻是共同的。

  「田太尉亦正完聚為備，動作很快。」

  正己大恐，當下傳令：「速發兵屯曹州，增兵徐州，號令士卒，不得鬆懈！」

  淄青兵馬西指東都，南控徐淮，迫使朝廷漕運為之改道。

  河南騷然。

  德宗這時又遭到一次打擊。前年即位之初，天子即有意疏斥宦官，親任朝士，除任命士人白志貞典掌神策禁軍外，還特別重用了兩位在太子時就十分信任的文臣張涉和薛邕，但不幸的是，這兩位辜負了皇上的恩寵，貪贓受賄，以權聚斂，還被揭發了出來。這下德宗很被動，宦官們在他左右議論紛紛：都說我輩濁亂天下，這些清流聚錢動輒上百萬，真不知到底是誰欺騙世人！德宗聽後，大為困惑，不知究竟應該倚仗何人，疑心病更加嚴重起來。盧杞從此開始操縱了帝國的政局。

  不過，天子對東方藩鎮的態度沒有改變，他的那種徹底解決問題的衝動並未因客觀條件而有所消減，反而與時俱增。時間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矛盾終於爆發。

  各大藩鎮的想法無非是永遠保持割據的現狀，傳諸子孫世代擁有，而這卻是中央政府不能答應的。可是，當中央的力量不能達到足以解決這一癥結的程度時，為了防止事態擴大，便不得不作暫時的妥協，這也是玄宗以來肅、代兩帝的一貫做法。河北諸鎮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寶臣以及山南東道的梁崇義互相勾結，一直就想以土地傳諸子孫，所以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寶臣請求將節度授給田承嗣子田悅，代宗答應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鎮的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自為留後並請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悅的成例可以援引，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於當時的代宗，堅決不許。

  有人上奏：「李惟岳繼承父業已是既成事實，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認，必生叛亂。」

  德宗卻不以為然，他有一套順理成章的理論：叛賊本無資本以生亂，皆憑藉我土地位號以聚眾，前幾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結果動亂日滋，所以爵號不足以弭亂反足以長亂。

  這一分析本無疑義，但關鍵是，取消藩鎮的自行任免權，勢必會引起朝廷與藩鎮的直接對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這一對抗呢？田悅為李承嗣代請，亦不許，於是五月份田悅先反，發兵攻荊州，戰事爆發。六月，山南節度使梁崇義拒絕發兵討伐田悅，德宗命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討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納請襲節度又不許，戰爭全面鋪開。

  這一場戰爭從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十月是第一階段。對德宗來說與其是憤怒憂慌，倒毋寧說是又驚又喜，驚的是三鎮蒙受皇恩不淺卻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舉摧毀，消除這十數年的積患。德宗的想法絕對不能算是幼稚，但卻很不周到。他沒有想到這也許是一場大決戰，而不僅僅是一次單純的平叛，因為戰爭本身如果是由於諸多內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時又會引發出無數潛在的矛盾，這些矛盾一旦出現，就會牽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會無休止地擴大，最終激發更深一層的動亂。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沒有做過通盤的考慮，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過要及早防備李正己外，似乎也沒有人能夠做出周密的計劃。討伐梁崇義的敕書還出自楊炎的手筆，而此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就基本上是盧杞一人把持朝政。

  現在戰略形勢是：中央禁軍與河東、昭義軍由西向東，淮西軍由南向北，幽州軍自北往南，形成夾擊之勢，圍攻田悅、李惟岳、李納和梁崇義。假如情況不生變化，這一格局應該是有利於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戰爭的頭一兩年裡，朝廷取得了勝利：第一年，先是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與前一年擊破吐蕃、南詔聯軍的中央軍將領李晟大破田悅軍，另外一名將領唐朝臣又擊破魏博、淄青軍於徐州，打通了江淮運輸線；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義自縊；第二年，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悅軍，當時任盧龍節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軍，結果田悅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納在濮州被圍，李惟岳部將王武俊殺李惟岳後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內在因素決定了勝利必然是暫時的。首先是國力的窘迫，戰事開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正月，宰臣們迫於形勢，就曾決定削減朝廷百官一個月的俸祿以支援軍事費用，連皇室也都被迫縮減了開支。當時負責財政的杜佑在一份咨文中給皇帝與朝廷指出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這份具有權威性的報告說：目前諸道用兵，每月軍費達一百餘萬貫，而京城庫藏卻不夠數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獲得五百萬貫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國用。

  這不啻於一個天文數字。盧杞啟用了趙贊任戶部侍郎，但要籌集這麼大一筆錢，趙贊根本是無法辦到的。在理財方面，也似乎沒有人能再有劉晏、楊炎那樣的能力。盧杞很無奈，只能召來他的黨人們商量如何解決這一棘手的難題，可商量的結果卻是一個很糟的辦法。

  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如果向有錢的富商開刀，以朝廷強行借取的辦法搜括，可能會得到五百萬貫的數目。這一計劃得到了德宗的同意。事實證明，這一做法不僅沒能達到目的，反而引起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後來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趙贊又提出增加房屋與貿易稅，並立即付諸實施，結果由於官僚貪污隱盜等原因，也是公家所人百不得半，而怨詬之聲，囂然滿於天下。

  可以說，造成後來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災難——涇師之變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這兩件事。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德宗與盧杞也是無可奈何的，應付這種戰時困難，急功近利的德宗與缺乏技術才識的盧杞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帝國本是一個大家庭，面對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長向成員們征取攤派，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抱怨都是無濟於事的。但其中也有一個度的問題，就是說不能超過維持一個家庭所要求的義務範圍，否則家不像一個家，所有的成員也都沒有必要再維持家的和諧了。國用的不足預示著朝廷與地方反叛集團力量對比的不平衡，而處事的不當埋下了更大失敗的種子，所以便帶來了痛苦與不甘心的退卻。不過，這還不是最麻煩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盧杞正對德宗發揮著不好的影響。盧杞的毛病不僅僅在於忌能妒賢，而更在於汲汲於權勢，因而一切阻擋其達到目的的障礙，他必然要去之而後快。利用國家的危機來除去自己的政敵是政治家的必備手段，盧杞就很善於此道，他在不久之後排除崔寧以及非常有名的顏真卿都是例子。在利己主義上他與楊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質的不同，楊炎只是出於對恩仇的過分偏激，而盧杞看起來十分信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學；在技巧上，盧杞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籌，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時非常困惑，為什麼總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訴說盧杞是個奸臣。在他看來，盧杞的謙虛與效忠要比楊炎之流的欺上瞞下與自以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歡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聰明的，儘管他有時根本發現不了究竟是誰在被一種小聰明所玩弄。許多情況下，盧杞的建議最終被採納都是因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決策能力，從來都是在皇上所能考慮到的範圍內提出自己的主張。於是乎這樣一種情形就出現了：在盧杞面前，我們的天子覺得自己異常的高大和完美。

  從代宗朝的元載開始，結黨的跡象就已經初露端倪。盧杞也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擔政府的要職，而對與己不合者，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剷除。當時在朝中與他共任宰相的張鎰本是他本人推薦的，但由於此公頗為忠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寵信而威脅到自己，盧杞便尋機奏使德宗罷免了張鎰的相位。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嚴郢的被貶。

  嚴郢與楊炎都是元載所推舉，在肅、代之時就頗有名聲，但他與楊炎在政見上有分歧。楊炎本是一個不大能容忍的人，對嚴郢也極盡打擊之能事。不過嚴郢與楊炎畢竟還是政見的不同，並不能算作死敵，只是盧杞成功地利用了嚴郢的私心。

  當盧、楊鬥爭表面化時，有一次德宗詢問：群臣中誰可擔當大任？

  楊炎推薦崔昭、趙惠伯，而盧杞則提名張鎰、嚴郢二人，不外乎與楊炎針鋒相對的意思。在與楊炎的鬥爭過程中，嚴郢為盧杞立了大功，不僅參與了計劃的制定，還具體執行逮捕拷打趙惠伯的任務並使得楊炎最終被逐殺。但楊炎既死，共同的利益關係消失，盧杞又覺得嚴郢的精明才幹難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貶謫了嚴郢。在這件事上也很能體現盧杞的作風：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常常會突然良心發現，並為之痛苦內疚。於是盧杞故意讓嚴郢在出京的途中路遇趙惠伯的靈柩，嚴郢果然慚愧萬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盧杞的專權近乎三年，在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中他的個人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終，在這一點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與之媲美。盧杞或許還要稍為高明一些，因為盧杞在當時幾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導致了叛亂的加劇，可他始終是穩如泰山。然而盧杞達到了他的目的，帝國卻大大地損失了，朝廷既然不能完全制服藩鎮，藩鎮便有理由討價還價，這種討價還價是沒有結果的，最終只能訴諸武力。而天子如果沒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沒有必要為無謂的戰爭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