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相劉晏：唐朝的格林斯潘

  國用窘迫。新帝為了自己的目標，必然屬意財政。理財專家劉晏，為帝國睏乏的財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長安五月的早晨還是頗有寒意。五鼓時分，吏部尚書劉晏正騎馬奔向城東北的大明宮。

  這一天照例是舉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參制度規定，單日御朝，雙日休朝，稱為正御朝參，又稱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見群臣。

  劉晏是個不拘小節的人，儘管他在七歲時就有「神童」的美譽，小小年紀即被授為秘書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時候他還是習慣於把敏銳的才智表現在行動而不是口才上。劉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財方面，十幾年來，仕途雖然兩起兩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業業地為國家的經濟奔走效勞。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對此都有目共睹。

  吏部尚書也是個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來，有時還甚至迂腐得難以理解。僕從們對此是太有體會了，早上起來，時間已經不早了，可尚書還在不緊不慢地裹頭。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給他正確方法，可尚書不為所動，繼續慢騰騰地操作。這不，眼見五鼓已過，早朝將近，現在只好加緊趕路了。但劉晏忽然勒住了馬頭：「且慢！」

  隨從們朝著他的眼色望去，這裡正好是東市的邊緣地帶，路旁有人在賣蒸胡餅。炊煙裊裊，熱氣騰騰。

  「去買幾隻來！」吏部尚書饒有興趣。

  「眼下是去上朝——」

  「無妨，」劉晏擺擺寬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劉晏用袖子包著好多蒸胡餅趕到建福門時，朝中的文武大臣們已經在那裡魚貫排列，等候皇上臨朝了。此際正是德宗一舉剪除黎幹、劉忠翼逆黨，又以士人白志貞代王駕鶴主掌神策軍等舉措施行不久，舉國震撼，而朝臣更是議論紛紛，但劉晏對此則似罔若無聞，從袖中掏出蒸胡餅，自顧大啖起來。同列側目一看，不禁好笑：「尚書真是雅興，含元殿下，入閣之前，大啖胡餅！但不知其味如何？」

  

  劉晏不知話里調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就在這時，皇上駕到，眾臣立即按班就列。劉晏也趕緊停止了口福之享，站到了隊列中。他無論如何想不到，就在這時，他的命運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德宗這一天宣布：鑑於掌領天下財賦之一的重臣韓滉過於掊克，調任太常卿，而由劉晏一人獨領度支、鹽鐵、轉運、青苗諸使，全面主持財政。

  儘管樂觀情緒遍布朝中，但人人心裡也都很清楚，如今的歲月實際上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年代。當新帝德宗躊躇滿志地踏上皇帝的寶座時，國家所面臨的卻無疑是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局面：帝國的河北、山東已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勢態，劍南、山南、河南、淮南、嶺南數道甚至京畿地內，擁兵大將時時兵變；邊疆在吐蕃、回紇的進逼下喪失了河西走廊以及整個西、北部地區，只有少量孤鎮在苦苦支撐；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國用日竭，南方數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維持著朝廷的財政；朝中派系的鬥爭，也漸有抬頭的趨勢。可謂是內外交困，形勢嚴峻。

  在所有的危機中，帝國的財政是最糟糕的。

  當年的先帝代宗就無可奈何。大曆四年、九年先後兩次下詔，大意都是說：連年的戰爭兵革之後，天下凋瘠，軍國空耗，因而要減輕供費，率行節儉，務勸農桑。但效果卻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戰事方殷，國家的消耗實在太大。

  幸好肅、代之際，帝國出現了一位天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創下的優良範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這個人就是劉晏。

  時間必須追溯到十幾年前。

  肅宗時因為平定安史之亂的戰事劇烈，兵革之際，中外艱食，財政極度困難，因而先後起用第五琦、元載、劉晏、韓滉等人掌理調整財政。四人在理財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績亦參差不等，比較起來，劉晏最著，元載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著眼於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時就曾建議大力調用江南財賦以應軍需，並且身體力行，創辦甚多。他又創立榷鹽法，即由政府專賣鹽業，居相時還嚴格實行除租調外不得對百姓橫征賦稅的政策，有很隆的聲譽，在許多方面對劉晏有所啟發。但第五氏於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實行的幣制改革卻導致了失敗，身遭貶斥。後雖被起用，但創意不多。

  繼之而起的是元載，此人是決定劉晏命運的人物。就理財而言，元載實在是不足稱道，他所採取的做法近似於不負責任。在任職江淮轉運使這一重要職務期間，負責征括違負拖欠及逋逃民戶的應納租調，所作所為幾乎就是明搶。不過，這倒並非是因為他低能，而是因為他的著眼點本不在此。元載出身寒微，因為熟悉道家之學而被擢升，他後來的經歷證明他的特長原在於政治上的長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載看來，兼任與錢穀打交道的官職雜務繁重，既不利於他的清譽，又影響在仕途上的進一步鑽營，顯然得不償失。於是乎不久便推薦平時相處頗好的劉晏代己出任財政職務，劉晏從此正式走進了帝國政治的前台。這時是代宗即位之初的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大曆六年，韓滉出任戶部侍郎並判度支使，與劉晏分掌天下財賦，劉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韓滉掌關內、河東、劍南。韓滉雖然清勤檢轄，不容奸佞，但苛克頗甚，人多咨怨。實際上，大曆五年以後，恰逢外戎罕侵，又加上連年豐稔，所以國家府庫稍實，也並非是韓滉個人的功勞。

  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劉晏以吏部尚書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此後職銜雖有所變化，但判領財政的實職並無改變。其中，轉運使的任務是負責糧食、財賦的轉運，劉晏於此著力尤多。

  劉晏一上任，就立即開始實地考察漕運。

  馬上的奔波足以令人心神勞倦，然而劉晏卻似乎總是精神奕奕。這一天終於接近了汴水岸邊的一所漕站，一行數人望著遠處的汴水，都帶住了馬轡。那些扈從們更是吁出一口長氣，心想這下可以輕鬆一下了。但回頭一看，只見轉運使卻拿著馬鞭拈掐著什麼，手下人知道，這是他的老習慣了，以前在京時，每次入朝，這位大人總是一邊算帳，一邊策馬趕路。不過現在正在野外，並無財務大事等待處理。

  在侍從們看來，眼前但見一派河水而已，難道還有什麼可以估算的？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見識短淺者根本不會知道，一位仰觀俯察而不懈於感悟的有道者，常常能在天地垂象中得到發人深省的啟示。劉晏的理財之能，並非與生俱來，而正是不斷學習思考的結果。眼前，滔滔奔涌，宛如白練一般的流水，在劉晏的眼裡，既是泉貨如流的寫照，又何嘗不是一種通天下百貨之利的鞭策？

  汴水一線擔負著漕船由江南入河的中繼作用，地位特殊。目前的情況是軍旅未寧，國用空竭，江南谷麥維繫著朝廷的安危。漕船每船載一千石，取淮泗入汴，再由汴至河，沿黃河入渭水，轉相受給，達於京師，這條綿長的漕線一路風波險惡，而由此以北的汴水至黃河一段，水急浪高，則是最危險的路程。典運將吏，只要走上幾趟，無不鬚髮皆白。

  劉晏在這裡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劉晏的堅持下，揚子縣附近的十個船場在一兩年內就建成了。劉晏制定的造價預算更是驚人：每條一百萬錢！

  大多數官員非常驚詫。一百萬錢就是一千緡，按照實際情況，每條漕船有五十萬就足夠了，況且目前國用正乏，諸般費用都宜精打細算，如何能這樣大手大腳？有人直接到劉晏面前表示反對：

  「大人每艘給錢千緡，而所用實不及半，如此豈不虛耗太多！」

  「不然。」劉晏對來人道，「凡所創製，必須作長久之慮。現在造船是國家的急務，起步階段參與者甚多，首先要使他們個人收益豐厚，才能使官家的船隻質量得到保證。我現在撥一千緡，今後必有偷工減料中飽私囊者，即使減去一半，猶還能保證進行。這就是『論大計者，固不可計小費』的道理。」

  這下輪到來人大為嘆服了。

  在負責理財的頭五年裡，他幾乎走遍了整個南北漕運線。公元777年，劉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陝東進行了考察。這裡是南方糧賦運往關中的最後階段，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現實情況卻十分令人憂慮，劉晏給宰相元載寫了一封信，著重匯報了當地漕運敗壞的狀況，再次強調了重視從南方漕運糧賦的迫切性。

  在理財上，劉晏做任何事情都經過全盤考慮。通過五年的實踐，他對漕運的種種運作以及各項利弊已經非常清楚。事實證明，劉晏理財的突出成績正是改善了南北漕運，創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規程和具體的運作方法。同時，完善了鹽業專賣，使鹽利收入在代宗末期達到了國家總收入的一半。

  經濟與政治一樣，優秀的理論並不能成為優良成效的保證，劉晏的實幹經驗來自於他的實踐，他在具體操作中的種種辦法無一不顯示出專業化的特徵。還有兩個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識分子看重聲名而專業人士著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徵。劉晏認為，士人的聲名和清譽是其前程的基礎，一旦陷入贓賄貪污的罪名，則身家性命一起拋失。所以士人大都認為不如棄利重名，以期達到最終顯貴的目標。普通的吏人則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應舉，因而即使再廉潔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輩往往鋌而走險。基於這種認識，劉晏便任命士子出納錢穀而以吏員專事文書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後者無所用計。

  二是對權貴或親友的囑託，無論是官位還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應，但只是令其徒領乾薪，不允許這些人到位視事。

  劉晏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經濟方法，明顯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國，言利始終是與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劉晏的某些做法註定了不會長久。就造船一事言，幾十年後的咸通年間，有司果然計價給資，無復羨餘，結果造出的船隻脆弱易壞，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漕運的衰廢。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財政的重要，否則也就不會如此重用劉晏。劉晏當然也很清楚，國家的急務就是保證財力以應付越來越嚴峻的現實。他也知道絕不可以停止在原來的成績上，必須還要更進一步。在獨當大局後，劉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稅制改革。

  當時的稅制由於現實狀況的變化顯得弊端百出，理財官員們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劉晏早就開始了稅制改革的種種實踐，如對戶、地稅的改訂，準備著為徹底改革稅制打下基礎。然而，難以預料的命運改變了他的一切。

  專家往往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有專業上的技術和為此獻身的精神，卻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劉晏的政治經驗很不足，技術上的精明也不能彌補此道的匱乏，他的第一個錯誤是貿然參與了對元載的審判，要知道元載與他的私交並不壞，且又是他的提薦者，以劉晏的這種身份作大義滅親之舉在習慣於拉幫結派的人看來卻無異於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對元載死黨特別是楊炎沒有一舉消滅，過於心慈手軟的結果是反遭其害。劉晏還不善於正確地洞察政治形勢，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禍臨頭之際也未能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