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中走出的新帝

  新一代天子似乎並不是一位庸懦之主，但是他的有為之志是否能夠實現，卻還是一個絕大的未知數。

  天子駕崩是國喪，古代傳下來的禮法要求臣下服「斬衰」三年，這是古代五種喪服制中最長的一種，子服父喪，就必須遵照這一禮制，三年之內不應考、不做官、不婚娶。不過，這對於國家顯然是不適合的，假如朝廷在那麼久的時間裡無所事事，天下還不知要亂成什麼樣子。禮法無非是治天下務須以孝為本的意思，因此為達到目的，從權變通就是無可非議的了。這種做法似乎是從仁孝的漢文帝開始的，他把三年的時間縮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來，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遺詔更是效法列祖的寬仁厚愛，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也就是說，只須服喪三日。本來這並無可置否，但是在治喪期間卻為此鬧出了一場風波，起因來自一位性格剛急、為政苛細的大臣常袞。

  常袞數年前就出任宰相，此刻正獨當樞務。或許是出於對先帝的愛戴，或許是出於其他一些原因，堅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樣服喪二十七天。為了證明言出由衷，他在守靈時動不動就放聲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尷尬。

  這一天，常袞照例又悲從中來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隨從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書舍人崔祐甫對這種矯情實在是不能容忍，指著常袞對眾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禮法嗎？」

  崔祐甫字貽孫，進士出身，初任壽安縣尉，後歷任起居舍人、司勛吏部員外郎、御史中丞等，一直做到中書舍人。其時中書省長官中書侍郎空缺，祐甫代理省事。祐甫性情剛直，對宰相常袞的很多做法無所容受，引起常袞的不滿，遂數度以宰相職權相干預。常袞為此特別奏令祐甫分管吏部選官事宜，而對祐甫每次報上的人選，又將其中大多數駁下，並藉此斥責祐甫。有一次幽州節度使朱泚上表說，在他手下將領趙貴的家裡，貓鼠同乳而不相為害，可見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詔示宦官頒示於朝，常袞率文武百官向天子慶賀，獨有祐甫不以為然。宮侍問其緣故，他答道：「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賀。」並為此向代宗上表陳述理由。祐甫在上表中還引申說：若照五行災異理論來看，貓不食鼠恐怕是一個不祥之兆，皇上必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境，無失儆巡」。結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評價，自然就使常袞極度惱恨。

  但此刻，常袞卻沒有料到中書舍人會發出如此嚴厲的指責，一時語塞，遂更加懷恨在心。

  這天禮畢，朝中群臣討論喪服期限。常袞的機會來了，他引經據典，振振有辭：

  「漢文帝從權，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肅宗之喪期，始服二十七日。當時諸帝遺詔雖然也說三日釋服，但在朝群臣實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應同皇帝一樣守喪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讓：「先帝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並無朝臣庶人之分，更無內外有別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應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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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袞抓住遺詔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員所自行任命者，與公卿百僚豈可等同！」

  祐甫力辯道：「《左傳》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難道歷史上常稱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輩不成？」

  常袞似乎一片忠誠：「禮制無非人情。當今公卿大臣，無不備受皇恩，若與百姓同制，於禮何安？」

  祐甫也拿出殺手鐧：「如此則置先帝遺詔於何地？遺詔可改，孰不可改？」

  兩人相互力爭，辭色凌厲，吵得不可開交。常袞尤其不能忍受中書舍人這種強硬的態度，會議結束後立即上表皇上，認為崔祐甫率情變禮，輕改國典，有悖於臣子之道，請求給予貶職潮州刺史的處分。

  禮儀是不可偏廢的，否則就失去了立國的基礎。能否極盡禮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擔當國家重任，成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標準。連德宗這時都不得不表示出極大的悲哀，一舉一動不敢越軌，甚至因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種叫作馬齒草做成的湯下飯。德宗接到常袞無疑是過分渲染的奏章時很生氣：崔祐甫生為人臣，豈可如此輕論禮制！不過，皇上雖然認為常袞的忠誠可嘉，但也覺得為國家大計著想，援用先朝從權的舊例還是必須的，因而貶祐甫為潮州刺史的處分有點過重了，於是傳旨將祐甫貶為河南少尹。

  九天後，詔書正式下達。祐甫為人正直，向有口碑，許多朝臣對常袞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議。禮法在理論上既是一種不可輕改的制度，便往往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個微妙的工具，誰能善於利用，誰就能取得想當然的勝利。

  這件小事到此並沒有完。早先代宗彌留之際，曾命功高勛著的郭子儀兼理冢宰。郭子儀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寶應元年（762）進封為汾陽郡王，官爵顯赫。但朝廷不願子儀久掌兵權，所以授職後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還朝，使之常處於閒散地位，這也是古今對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曆年間，吐蕃仍年年入侵，子儀以副元帥久駐河中、邠州，承擔防備任務。此際既受命為顧命大臣，新帝便召子儀還朝，充當山陵使，負責先帝的安葬事宜，並賜號「尚父」，進位太傅、中書令，這也都是很高的優寵。類似表面上享受豐厚待遇而實際上被分權架空的軍事重臣在當時還有朱泚和崔寧等人。同時，子儀和另一重要的大將朱泚亦以軍功掛宰相銜，但皆不預朝政，唯常袞在政事堂處事，需要奏事時代二人署名。本朝建國至今，一直是三省（中書、門下、尚書）長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負責，政事堂會議是最高的行政機構。罷貶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結果崔祐甫遭貶後，郭、朱二人上表聲言祐甫不應獲罪，新帝德宗非常驚訝。

  於是皇上不顧正在居喪的當口，立即召見二人：「卿等早先說其有罪，現在又言其無罪，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當初常袞奏報，臣等並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顯，常袞在這件事上不僅獨斷專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聽，龍顏大怒。新君踐祚，恐怕最忌諱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袞竟敢如此欺騙寡人，實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萬分驚駭中立即下令，貶常袞到千里之外的潮州。當時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華門守靈，常袞在眾目睽睽中狼狽而出。

  這種貶職有一個含蓄的稱呼叫「左遷」，天子的詔書往往稱之「謫佐遐藩」，在本朝，這是一種最嚴重的處分。左貶常袞的同時調回了崔祐甫，那時祐甫剛剛離京不久，才走到昭應縣，聞詔而返，受命出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長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銜即為宰相。這是倏忽之間發生的事，宰相是國之重臣，揮之即去，招之即來，其突變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對被貶出京的變故，祐甫倒是有著思想準備，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託付，卻讓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應就是現在的臨潼，離京城不過一天的路，盛夏時節的驛道兩側，山野蔥蘢，和風吹過道旁的青槐，常常瀰漫起一股濃郁的清香。祐甫帶馬徐徐而行，他並沒有考慮原則性的問題，因為像他這樣一個並不隨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即使蒙受深恩，入朝為相，也不會因為皇帝而輕易放棄為人處世的初衷。祐甫應當還是感到了責任的重大，如果處事不當，個人的進退自然是不足為意，但國家的前途就或許會受到嚴重影響。

  祐甫心裡很明白，未來的歲月，將無疑是一個多事之秋。

  德宗尚未除服，因為喪制最後還是按照常袞的建議實行。儘管常袞排擠祐甫的所作所為多少有點影響新帝的情緒，但這個小插曲很快就過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著祐甫的到來，他需要儘快地進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諒蔭中召見，詢以當前急務。

  祐甫對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體察，對常袞嚴厲苛細的作風也很不滿，所以他認為新帝君臨天下，首先必須革除舊弊，開創新風，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這句話。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優榮與無上權力正使他滿懷著大幹一場的雄心壯志，現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決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說下去。

  祐甫道：「要想勵精圖治，更新氣象，首先要選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國家才能興旺。所以臣以為當今大計，就是要廣開才路。」顯然，在祐甫看來，常袞為相時力圖矯正前朝以貨賄官的弊病，而採取一味杜絕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進用，使得賢愚同滯，實乃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之舉。

  德宗頷首，表示同意，緊接著又問道：

  「朕近來罷梨園使及出宮廷樂工三百餘人，免除四方貢獻，又下詔不得妄奏祥瑞、請度僧尼諸舉，天下反應如何？」

  「民心大悅，」祐甫肯定地說，「朝野內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貢獻一事，臣在入京途中，聽過往行人說，甚至河北強藩的士兵都感嘆明主出世，紛紛投戈於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龍顏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來災難連綿的現實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禍首當然是越來越坐大的藩鎮。肅、代兩朝以來，各地節度使都擁兵自重，不受朝廷節制，尤其在東方形成了幾個強勁的藩鎮，互相連衡盤結以自固，給中央集權以極大的威脅。唐代藩鎮也稱「道」，道的長官為觀察使，雄藩重鎮又兼節度使，一般的則兼都團練使或防禦使以掌軍事。道在名義上是監察區，但實際上已成為凌駕於州縣之上的行政實體。

  河北道的三鎮首當其衝。其一是魏博鎮，節度使為安祿山的降將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悅繼任；二是成德鎮，最初是奚人李寶臣，此人原名張忠志，曾被安祿山收為義子，投降朝廷較早，朝廷任命為成德節度使，並賜名李寶臣；三是幽州鎮，首腦李懷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後來加入安祿山叛軍，史朝義死後，朝廷任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代宗時的公元768年，其部將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殺李懷仙，後朱氏兄弟又殺朱希彩，先後任節度使。比較起來，最北的幽州鎮似乎對朝廷尚還忠誠，至少還未見什麼謀反的跡象。

  除此三鎮之外，在齊魯地區還有一個淄青鎮，自先朝至今更是一個潛在的對抗朝廷的重要力量。節度使侯希逸原為軍士擁立，後被表弟李正己所逐。李正己原名懷玉，是高麗人，正是他前幾日派使者入朝覲見德宗，奏言說是出於對聖上的景仰，願意獻錢三十萬緡。可見從藩鎮士兵到節度大將，都開始為德政所感化了。想到這裡，皇上更是由衷地高興，不過，對李正己過分的殷勤，德宗卻是有點懷疑。

  絕不可接受這三十萬——祐甫的態度斬釘截鐵。

  德宗大感意外，要他說明理由。

  「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舉無非是投石問路，試試皇上的態度。」

  在德宗看來，祐甫的話當然不無道理。皇上之所以猶豫，也是怕日後被其利用。不過——德宗顯然是有些擔心，他不可能不有所顧忌的是——「若予拒絕，豈不是會滋生事端？」

  「不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祐甫顯示出其對形勢的獨到體察，「派遣使節去淄青慰勞，用李正己所獻的三十萬緡頒賜將士，一方面普澤聖恩，另一方面也讓天下知道朝廷並不看重錢財。」

  德宗聽到這裡，禁不住拍案稱絕，下令照計辦理。

  這無疑是一次出色的策略，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嚴重的後果。不過，德宗和祐甫都無暇顧及了，祐甫正忙著進行大規模的薦延推舉，每日都要任命數十人。而皇上更是在考慮一個重大的決策，這是由幾天前發生的一件未遂政變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黎幹與一位宦官劉忠翼很親近，在某種程度上結成了死黨，兩人在行為上都有點狡險諛佞、恃寵貪縱的味道，引起了眾人的憤恨。德宗即位不久，長安城中紛紛傳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們皆參與了勸先帝代宗改立獨孤貴妃為皇后，而立其子韓王李洄為太子的密謀，由此可見這二人對當時的太子、現在的新帝早就心懷不滿。

  在德宗入繼大統的態勢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過去，但要想有所作為，黎幹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擔任的兵部副長官——兵部侍郎雖然掌握兵部的實權，但兵部本身卻並沒有軍權。不過，劉忠翼可是皇上身邊的人，無疑在這種事情上有著極大的方便。一天晚上，有人看見黎幹悄悄地乘車溜進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報告後立即採取行動，一查罪名果然成立，於是兩人皆被流貶。皇上這下子想到禁衛軍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亂後，禁軍甚至已成為唐室中央軍隊的主力，先後成立十軍，即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號北衙十軍。所謂「北衙軍」就是皇帝的近軍，而其中尤以神策軍最強，在朝廷政治中是舉足輕重的力量。回憶起肅宗、代宗時期的大宦官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先後典掌，均生驕橫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慄。目前神策軍也由宦官王駕鶴掌領，權傾中外，假如一旦圖謀不軌，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德宗在大明宮中苦苦思索了一天。中央必須直接掌握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對付日益驕橫的地方藩鎮和突發事變，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一支強大的武裝處在天子腳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結果就可能更糟。

  時間已經到了傍晚時分，德宗望著小太監默默地點燃蠟燭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數日前曾召見密語的司農卿白秀珪。

  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進入宮中，與皇上長談了一夜。最後，德宗賜白秀珪御名「志貞」，作為對他誓願效忠、受命不讓的恩賞。毫無疑問，他的身上寄託著天子的厚望。

  事情似乎已經定下，但新帝還是疑慮重重，他清楚地知道這件事非同尋常，每個細節都必須小心謹慎。於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單獨召見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後的行動計劃。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見。祐甫當時是首席宰相，有權處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務，駕鶴不敢怠慢，立即趕到了設在大明宮月華門外中書省中的政事堂。

  雙方一見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駕鶴一心以為有什麼急事，落座後，便等著祐甫發話，但祐甫卻不緊不慢地談起一些瑣事，有時還請駕鶴髮表看法。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駕鶴對他也一直頗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應付。不知不覺中時間過去好久，可宰相還沒有結束的意思，駕鶴不知祐甫葫蘆中賣的什麼藥，心中狐疑，但又不便開口詢問。

  就在這時，被御賜新名的白志貞已在數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軍軍營走馬上任，取代了駕鶴的職位。等到駕鶴回來時被告知，他此刻的職銜已經不是在任十數年的神策首領，而變成了皇家園林的總管——東都園苑使——一個名副其實的閒職了。就常理來說，在和平的局勢下，這一帶有詭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風範，皇帝的疑心病從開始就顯得有些過分，不過，這一果斷的舉動大大地鼓舞了朝臣們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這樣一種感覺：新時代即將開始了。

  這段時間中，朝臣們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間朝廷對安史餘孽最後會戰的情景來，當時封雍王的德宗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會同各軍攻打史朝義的最後據點東都洛陽，一舉平定兩河，成績是何等顯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雖然這些還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處，不過至少可以說明當今皇上倒也並非是庸懦之輩。國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高興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