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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南街的軍事監獄是一個介乎於感化院與軍營之間的地方。要說前者，它擁有麻風病人一般的單人囚室，逼仄狹小的庭院，還有一種貧乏而又令人沮喪的飲食。要說後者，它有一批遲鈍而又僵硬甚至於固執的監管人員，有一套鋼鐵一般的紀律，以及極其緊密的組織機構。這在平常的時間裡就已經顯得很過分了，而如今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沒有絲毫的平常之處。前景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明顯地顯露出一種巨大而又無望的崩潰，這越來越沉重地壓在囚徒們的身上，而這些囚禁者，在看守者的眼中，具體體現為導致了人們稱之為失敗的各種罪孽。

  置身於尋南街監獄中的，是整整一大批的政治犯和違抗軍令者。前者主要來自那些無政府主義者，中間也雜七雜八地夾有一些真正的破壞者、所謂的間諜以及假定的賣國賊。至於違抗軍令者，則從臨陣脫逃者到不服從命令者都有，甚至還有那些故意拒絕服兵役者。而在所有這一切之中，還包括那些犯了普通刑事罪的軍人、竊賊、搶劫犯、殺人犯，五花八門的都有。由於早先曾有過幾次短期坐牢的經歷，拉烏爾比起加布里埃爾來，倒是能更容易地融入監獄生活中，但是，這裡的條件要比別處糟糕得多了。他就躺在連狗熊都不願意躺的草褥子上，整夜輾轉反側，無法入眠。

  監獄的氣氛絕非只用可怕一詞就能形容。隨著敵軍的漸漸迫近，尋南街軍事監獄的看守們對那些囚犯滋生出一種憎惡，而這一憎惡最後必定會走向仇恨。戰爭的脈搏一直跳動到了這家監獄的走廊中。尋南街監獄幾乎成了法蘭西軍隊遭受的種種挫折的一個共鳴箱。法軍不是在色當遭到了失敗嗎？加萊不是已經被敵軍占領了嗎？於是，這裡的懲罰措施也就變得更為嚴厲，棍棒之擊就會紛紛落下；法軍不是在敦刻爾克成功保護了盟軍的撤退了嗎？那麼，去院子裡放風的時間則又變得幾乎正常了。

  拉烏爾和加布里埃爾有過兩次分開，又有過兩次重逢。而每一次，加布里埃爾都會死死地糾纏他，想讓對方證明自己的清白。

  「你別擔心，一定會得到解決的，」拉烏爾回答他說，「再過一個月，我們就全都出去了。」

  再沒有什麼比這更不靠譜的了。法國軍隊可以昧著良心同意讓它的士兵一批一批地派出去送死，卻無法忍受他們中的一員是個罪犯。這會讓它，讓這軍隊惱火的，它會感覺自己受了玷污。

  拉烏爾的樂觀主義全都建立在一個事實之上，即他向來總能化險為夷。始終都能。儘管有時候會很難很難，而且要付出一些犧牲的代價，但他想到，憑著他從小到大所經歷的那一切，他不難做到死裡逃生，若是換作別人，恐怕早就死去好幾回了，而他卻活得好好的，「始終屹立不倒」。

  

  拉烏爾甚至還在監獄的食堂里吃了好幾天的集體飯。人們對猜牌賭博的興趣是到處都一樣的，因為它的基礎就是要證明，我們的感覺是值得自豪的。而加布里埃爾，儘管總是禁止自己去參與賭牌，卻很是羨慕這個傢伙身上屢屢被證明的那股子機靈勁。就這樣，從進監獄之日起，拉烏爾已經從一個看守那裡贏得了一個保證，要為他傳遞一封信，不經過上級審查就寄走。「那只是寫給我的姐姐的。」他這樣解釋說。看守倒也是光明磊落，他反正是賭輸了，願賭服輸，也就樂得送了他一個人情。

  拉烏爾同樣也嘗試著說服加布里埃爾，讓他好歹也明白明白道理。

  「我要求見一個律師!」加布里埃爾當時正對著一個開始同意見他的軍官這樣說。

  「您是說要求……」

  「我是想說……」

  他根本沒時間補充一個詞，一記槍托就落到了他的肚子上，讓他乖乖閉上了嘴。

  「你就平靜平靜吧，我的老兄!」拉烏爾始終這樣勸告他說。

  「你的事，很不好呢……」一個士兵對他說，此人是因為喝酒的時候捅了一個戰友一刀被抓進來的，「掠奪罪，他們可是很不喜歡的。我也不知道那是為什麼，興許這樣做很沒有一個軍人樣吧……」

  加布里埃爾有些被嚇住了，於是在拉烏爾的座位上重新坐下。

  「以後，當被召見的時候，你就得說實話!」加布里埃爾不斷地對他重複道。

  而拉烏爾每次回答這一條訓令時，都會開玩笑似的答以種種各不一樣的論據，加布里埃爾真不知道他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什麼，要說實話嗎？」拉烏爾說，「我不能夠說你當時不在場，因為你當時被抓了個現行。」

  「現行嗎？」加布里埃爾嚷嚷起來，「什麼現行啊!」

  對此，拉烏爾則報以一絲大大的微笑，以及背後的一記拍打：

  「我是在開玩笑呢，中士長，我開玩笑呢!」

  實際上，拉烏爾很喜歡加布里埃爾，在特雷基耶爾河的橋上，他表現得很勇敢。他自己是個暴躁鬼，炸一座橋是很對他脾氣的事，整個的童年期間，他都不得不與暴力作抗爭，打架鬥毆對於他就是家常便飯。但是，從這個小個子數學教師的角度來說，那樣做可就是非同尋常的了，拉烏爾覺得他實在很好。

  恰如各家監獄常常會有的情況那樣，尋南街上的這座監獄是全巴黎消息最靈通的地方之一。來訪者是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有，信息面自然也十分廣闊。而在六月的最初幾天裡，在此處流傳的種種信息則糟糕得簡直不能更糟了。

  敦刻爾克的種種事件早已動搖了那些最堅定者的信念。這一可怕的階段中，法軍與盟軍抵抗德國入侵的英勇行為也對囚徒們也產生了深重的影響。正是在這一時刻，法國的行政機關(也就是說，是法國政府)考慮並質疑了種種軍事監獄的命運，而尋南街這裡恰好是監獄系統的最佳體現。

  自從跟德國軍隊的最初衝突以來，行政方面已經接到了一些指令，說是要轉移重要的東西到安全地帶，以防遭受意外的打擊。他們就加快速度地裝箱子，裝口袋，裝紙箱，轉運走了決不能丟棄給侵略者的那些東西。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到那些故事，說是那幾個部門的人已經在大量地燒毀文件資料，或者已經連夜把一些東西裝車運走。政府本身也很嚴肅地考慮了撤離巴黎的問題。人們實在不願意冒險，讓自己突然就被敵人抓住，在受侮辱的基礎上再添加一種滑稽可笑。

  如何處理尋南街監獄囚徒，這個問題就此提了出來。

  作為眾所周知的國家監獄，它所關押的大都是恐怖分子，按照所有不是恐怖分子的那些人的想法，他們可都算得上是納粹的幫凶，因此，問題也就提了出來，假如局勢轉向糟糕，而這也恰恰是目前正在發生的情況，那麼，監獄的命運又該如何？在高層，人們想像，這些囚徒中絕大多數人都是第五縱隊的成員，一旦機會來臨，他們就會得到那些在巴黎尚能自由行動的恐怖分子的釋放，並將為德國軍隊效勞，幫助他們來更好地完成占領首都並控制居民的任務。

  這一威脅苦苦地折磨著看守與囚犯。德國人越是逼近，氣氛就越是凝重，看守們也就越是具有威脅性，因為他們也不願意被敵人抓起來，他們實在不想被人視為法蘭西之敵的看守人員。

  六月七日，一份由看守帶進來並四下傳看的《小報》聲稱：「我們的軍隊英勇地迎頭痛擊蜂擁而來的德軍。」軍隊總司令部的官方公報也證實：「我們軍隊的士氣十分高漲。」第二天，報刊承認，法國空軍不得不「以一當十地戰鬥」。六月九日：「在奧馬勒與努瓦永[11]之間，德軍施加的壓力陡然增強。」

  而突然，就在六月十日，十一點鐘的那頓飯之後不久，一陣奇特的沉寂產生了。沒有任何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種種傳聞開始不脛而走。一些人說，「德國佬將到達巴黎」。另一些人則打包票地說，「政府已經逃亡了」。囚徒們詢問看守，而看守則突然變成了大理石面具，一言不發，看來大事不妙。

  兩個鐘頭的沉默之後，所有人都明顯感到，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

  在一個牢房中，有人終於說出了縈繞在每個囚徒頭腦中的那個詞：

  「他們要槍斃我們了。」

  加布里埃爾幾乎感覺到了疼痛。他的呼吸變得急促，他缺氧。

  「啊，不，」拉烏爾說，「你不能連連咳嗽著去挨槍斃，這會有失尊嚴。」

  他只穿著貼身的內衣，躺在他破爛的鋪位上，機械地捏弄著羊拐骨，那是他跟另一個囚徒交換來的。這遊戲，實際上，被他用來當念珠玩。他也一樣，被局勢弄得憂心忡忡，但他習慣於掩飾自己的內心焦急。

  沒有任何人出面來闢謠，這些流言就繼續著它們混亂的傳播路線，從一個牢房傳到另一個牢房。有一個囚徒說：「他們不能夠在這裡，在院子裡，槍斃好幾百囚犯，不然，他們該拿那麼多屍體怎麼辦呢？」另一人則回答道：「他們要是把我們裝上卡車去，那就是說，他們會在別的地方幹掉我們。」

  突然，只聽見有人高聲吼叫道：

  「統統出來，帶上你們所有的用品!」

  這是一通可怕的亂鬨鬨的騷動，看守們揮動著手中的棍棒，啪啪啪地敲打著鐵欄杆，猛地打開牢房門，粗暴地催促著囚徒們趕緊出去。

  「假如我們得拿上自己的用品，那就是說，他們要把我們轉移走。」加布里埃爾說，心裡一陣輕鬆，他想到，被槍斃的前景正在漸漸離他們遠去。

  「或者，他們不願意在他們身後留下任何東西。」拉烏爾一邊回答道，一邊匆匆地胡亂收攏起他自己的物品，梳子、肥皂、牙刷、餅乾，還有幾件內衣。

  一個看守已經在用槍托推他們出牢房了。

  短短几分鐘之後，所有人都站到了院子裡。在囚犯中間，種種問題在流傳，卻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到了街上，只見有幾十個摩洛哥士兵以及機動衛隊隊員把守著，他們全都端著槍，團團圍住了蓋有雨篷的軍用卡車。一個軍官高聲喊道：

  「任何有意逃跑者，都將被處死!我們將不會警告，而是直接開槍!」

  他們把囚徒們趕上車。

  拉烏爾被猛地推到了卡車中，正好位於加布里埃爾的身邊。他臉色煞白，像是一張白紙，嘴角掛著一絲苦笑。

  「這一回，我的中士長，我覺得我們的末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