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由於安德烈被捕，那份法西斯主義大型日報的創辦計劃也就不了了之了，報紙也就一直沒能辦起來。

  這一戴爾庫事件的預審過程幾乎成了筆跡學專家們的一場論戰，前後持續了十八個月，最後，塞納省的刑事法庭(在法庭上，專家們又是一場唇槍舌劍)判處安德烈十五年的徒刑。

  1936年1月23日，瑪德萊娜極度無奈地得知，一個叫吉爾·帕里塞的人因一件酗酒事件而逮捕，而他的指紋跟從瑪蒂爾德·阿尚博家中提取的指紋竟然完全相符。

  

  這個帕里塞是市政信託銀行的雇員，說謊精，劣跡斑斑，住在他父母家中，他很快就招認，承認那個年輕女郎的墮胎與殺害都是他所為。這樣一來，瑪蒂爾德·阿尚博就有過兩個情郎了，一個是戴爾庫，他在現場留下了太多的痕跡，至今還在受到人們的懷疑；另一個是帕里塞，是他最終殺死了那女子。報刊遠沒有太多地抱怨司法錯誤，而是讚美了警方所採用的科學技術的完美成就，以及刑偵實驗室的有效工作。

  戴爾庫被立即釋放。

  瑪德萊娜聽到這一案件的尾聲，不禁暴跳如雷，氣得發瘋，迪普雷先生根本無法讓她安靜下來。

  安德烈·戴爾庫獲釋之後不到一個月，就莫名其妙地死去，人們紛紛推測死因，但始終找不到確切的答案。

  那是1936年2月20日，人們發現他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但渾身赤裸，雙腳和雙腕被綁在床柱子上。屍檢報告聲稱，他吞服了大量當時流行的一種安眠藥，但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大量的生石灰傾倒在了他的襠間。垂死的過程無疑持續了很長時間，而且非常痛苦。

  而這一死亡的確切細節從來沒能明示於眾。

  古斯塔夫·茹貝爾一案的司法周折同樣也很複雜。當時，叛國罪這一罪名還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更多地用於愛國宣言中，而不是用在司法庭審中，對他的指控大大地影響著法國與德國兩國關係的緊張度。一些人對納粹政權表現出極大的疑慮，主張採取一種懲罰性的判決，以彰顯法蘭西國家的決心；另一些人則認為必須跟一個黷武主義的第三帝國妥協，他們認為德國人的好戰意圖是純粹形式上的，為的是贏得簡單的放鬆，因而是一個和平的信號。

  茹貝爾非常特殊的身份給了這個案件一種特別的重要性，並大大刺激了爭論的強度。

  人們很快進入到了混亂中，那是一場耗時彌久的司法戰役，它相當形象地反映出了政權的危機，領導者的搖擺，對外政策的不明確，由果溯因地，也體現出共和國大多數當權者的缺乏清醒。人們最終更傾向於定義為私下通敵的罪名，而不是叛國罪，人們認為這樣定罪更為謹慎。1936年，茹貝爾被判處了七年徒刑，後來獲得減刑，並於1941年被釋放，次年，他死於癌症，是猝死，「比他的飛機還更迅速」，一個心懷惡意的記者在報導中這樣形容。

  剩下的還有夏爾·佩里顧，引起他隱退的那樁醜聞很快就銷聲匿跡。被指定的八十八位法官只得到了……四個會計學領域專家的協助，這一十分有效的方法推遲了案件的預審，並讓已經掀起來的風波又平落下來。

  面對右派報刊的叫囂，官方停止了對那些違法之人的身份的披露，由此剝奪了大眾的知情權，讓他們無從發泄自己的憤怒。一部分報刊更願意保持沉默，只是在花絮小文中提一下醜聞，體現出一種特別的謹慎。另一些則選擇了反擊，重複了反稅收的老生常談，因為稅收那饕餮胃口早已引來納稅人的極大憤慨。總之，醜聞逐漸地風化殆盡，幾個月之後，它便化為烏有，英國和瑞士銀行繼續從事它們的活動，甚至都沒有減緩過一絲一毫，那些勢單力薄的小納稅人則比最有優先權的那些闊佬繼續繳納更大比例的稅金。

  夏爾·佩里顧不再擔心什麼，但他已被失敗壓扁了。他一直沒有從妻子奧爾藤絲死亡的陰影中走出來。他家中的那「兩朵花」也始終出嫁無望，就像他早已預感到的那樣，她們追隨了一條混亂的路，不過這條路卻把她們引向了秩序之中，但她們並不為之而哭泣。她們於1946年去了印度的本地治里，並堅持讓她們的父親去那裡找她們，他也終於答應，並於1951年3月成行前赴印度。在那裡，他得到了他的「處女花束」的團團圍繞，並於第二年去世。

  保爾在GG方面早熟的才華，幫助他的香膏成功地贏得了市場，這生意得到了電台GG插播的一種精明推廣運動的強力幫助。「哎呀!好苗條!」這一口號早已成為大眾的內心表達，人們自始至終一直都在使用。婦女們很喜愛它，它能允許她們打著開玩笑的幌子犯一下無傷大雅的小小粗魯。佩里顧企業倒是並不怎麼承認它的產品。《插圖小報》上發表的關於保爾·佩里顧的報導，突然一下就把他從小有名氣推向了家喻戶曉。人們很喜愛這個坐在輪椅上的年輕人，他敢幹敢闖，又謙虛謹慎，他把他很大一部分時間都用來跟報刊新聞界解釋(條件是他們得有時間來聽)，偉大的女歌星索朗日·加里納托在去世之前是如何前去柏林向強大的德意志第三帝國挑戰，她是以何種方式，把她最後的那次演唱會變成了一篇反納粹的宣言，而德國當局又是如何殫精竭慮地炮製了一個傳說，卻又迫不及待地打碎了它，因為它徹底錯估了女明星的內心精神，等等，等等。當他一開始講這個故事，別人就根本無法讓他停下來。所有的百科全書都採納了他的這一說法，這都是靠著保爾的堅持不懈才獲得的成功。

  1941年他參加了抵抗運動。1943年被蓋世太保逮捕，他們根本無法把他從輪椅上抬下來去接受審訊。

  1944年8月的那些日子裡，他就在巴黎，整整七十二個小時期間，他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他的輪椅、他的窗口和他的槍。

  抵抗運動勳章、解放十字勳章、榮譽勛位團勳章……保爾接受了桂冠，但從來沒說到過他的戰爭，也沒有註冊參加過任何抵抗運動老戰士協會之類的團體。他從來都不願意再見他的父親，儘管後者總想通過這一點與兒子接觸。這兩個男人真的沒有選擇同一個陣營。

  他對藥物學的熱愛並沒有在卡呂普索香膏成功之後再持續下去。讓他著迷的，並非產品本身，而是銷售產品的方式。他獻身給了GG學，創建了佩里顧GG社，娶了格蘿麗亞·芬維克，一家同行競爭對手美國GG社的女繼承人，先是移居到了紐約，然後又返回巴黎，他有了很多孩子，還有了很多利潤和口號，在GG行內他是個強者。

  蕾昂絲·皮卡爾在擁有多種出路的時候，依然選擇了前往卡薩布蘭卡。她想回到出發點，以一個小姑娘玩跳房子遊戲的方式，一旦跳錯了腳，就返回來從頭玩起。此外，她也沒有帶上羅貝爾·費朗，後者對此大為驚訝，但又很快得到了自我安慰。

  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弄明白，她為什麼選擇了瑪德萊娜·讓維埃這個姓名。她重新開始了她的勘探，就像幾年前在巴黎時那樣。她並不求尋找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女士來做一個伴婦，最終遇上了一個諾曼第的工業家，嫁給了他，生了五個孩子，一年一個，在最後一次懷孕之後，蕾昂絲體重增加了不少，人們見了她的面可能都會認不出來了。

  啊，對了，弗拉迪，我們可別忘了弗拉迪。

  她嫁給了她的那位東線列車的檢票員，成了凱斯勒太太，定居於阿朗松，但始終就沒有學一句法語。她的長子叫阿德里安，眾所周知，後來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至於瑪德萊娜和迪普雷，他們彼此繼續以「您」相稱，一輩子都如此。

  他叫她「瑪德萊娜」。她叫他「迪普雷先生」，就像一個女商販面對著她的顧客。

  路德格，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