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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來自瑪德萊娜·佩里顧，安德烈趕緊把它記下來，寫在一張紙上，並久久地細看著：

  「親愛的安德烈—標點—從朋友處得知—標點—蕾昂絲·茹貝爾將去德國—標點—奇怪不？—標點—您，瑪德萊娜。」

  他一開始還以為那是個惡作劇呢。來自於瑪德萊娜，實在難以令人相信，但這信息又是如此地驚人……假如這是真的呢，那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那個朋友又是誰呢，瑪德萊娜都不再有什麼朋友了啊……

  安德烈一下子停住了。他明白那是什麼把戲了。玩得太大發了。

  他想到了他的報紙，《斧棒手》，它的創刊號原定於一個月之後……不可能再等了。信息不能捂得太久，捂久了會變餿的，必須趁熱打鐵。

  他迅速地在他的文件堆中翻騰，尋找蕾昂絲·茹貝爾的電話號碼。無論如何，她是第一個目標。要不，她就還待在那裡，消息是假的，要不，她就真的……等待通話期間，他想像著種種結果。他是唯一一個知道內情的嗎？當然。他慶幸自己跟瑪德萊娜維持著聯繫，儘管它很疏遠。電話局的接線員回電過來了。說是對方沒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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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大步奔下樓去，叫住了一輛計程車，趕到了瑪德萊娜的家。

  「他們前天就出門了。」女看門人告訴他說。

  她很抱歉無法為這年輕人效勞，他的形象看來還真的很不錯。她是個寡婦。

  「他們去溫泉療養站了，」她補充說，「去諾曼第，但要告訴您在哪裡……」

  她看到安德烈的臉上很是驚訝的表情。

  「那是為了小傢伙，據說溫泉對他很有好處的，那可是醫生說的。」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這個嘛……夫人當時說，要待上十天半個月的……」

  安德烈一時間裡愣在了人行道上，遲疑再三。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的事，但是他實在不知道不那樣又該如何：二十分鐘之後，他來到了報社。

  儒勒·基約多把文稿揉搓在他粗胖的手指頭之間。

  「她去了柏林……依照她丈夫的指令？」

  「到底是有一個罪人，還是有兩個罪人，這都已經無所謂了。假如這事是真的，那她就是一個賣國賊……對於法蘭西，這就……」

  「對於法蘭西，我才不管它呢，」基約多說，「但對於報社，這是個極好的消息!」

  「必須打電話……」

  「嗨嗨嗨，不行!誰的電話都不許打，我年輕的朋友，您是想泄露消息還是怎的？」

  在計程車里，各人幹著各人的活兒。安德烈寫著他的專欄文章，他急切地對基約多吼叫：再過一會兒，這樣的獨家新聞就會從手指頭縫裡溜走啦。而基約多，如同平常那樣，正算著他的帳。

  「您敢肯定嗎？」威特雷爾問道。

  這是一個乾瘦乾瘦的男人，出身國家高級公務員家庭，從文藝復興時期起，這個家族就出了很多高等綜合工科學校的學生，他在內務部里有耳線。

  「我親愛的，」基約多說，「假如我們確信這一點，我們就不會來您的辦公室了，而這消息也早就刊登在《晚報》的頭版上了!」

  「虧您想得出!不，不，我要打電話找一個同事。」

  從這一刻起，消息便流傳開來，如同一股悄悄的卻又勢不可擋的春潮，它從內務部的領導層一直湧向反間諜機構的地窖。

  「您先什麼都別登，基約多。而作為交換條件，一有新的消息，我們將第一個通知您。」

  「這對我並不太合適……」

  威特雷爾對此沉默以對，就如他在行政事務中早就學會做的那樣。

  「我不想成為第一個，我想成為唯一的一個。不然，我現在就刊發!」

  「那好吧。您將是第一個，而且還是唯一的一個!這樣對您總行了吧？」

  他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很響亮。

  回到家裡後，安德烈開始寫他的文章，但他有些心不在焉。

  他興許掌握了一樁驚人的醜聞。甚或，一次復仇機會。茹貝爾曾經小看了他，而現在，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牢牢地釘在恥辱柱上。

  就這樣決定了，保爾將從舞台上內幕的一側觀看演出。首先，一個坐輪椅的殘疾孩子的在場，實在不怎麼符合帝國高層人士所夢想的關於人性的形象；另外，這樣一來，人們就不需要在本已足夠複雜的晚會上再加上一段意外的插曲，保爾想跟他的朋友索朗日以及弗拉迪待在一起，而弗拉迪已經滿懷熱情地同意接受一項她並沒有十分把握能完成的任務。

  離演出開始還有二十來分鐘，索朗日就安頓在了舞台上，她費勁地登上了布景台，不再挪動地方，服裝師和化妝師一通忙活之後，她就像一塊大理石一樣一動不動地面對著關閉的大幕，完全處在第二狀態中，而不到演出結束，她是不會從中擺脫出來的，就仿佛上帝本人打了一個響指，讓她重新下凡到了大地之上。理察·施特勞斯要求前來向她問候一聲，卻沒有獲准登上舞台。

  到了規定的時刻，大廳中幾乎都已坐滿，只有幾個包廂中，要員還沒有到，讓人等著。保爾的輪椅被推到幾道短幕之間，他現在死死地盯著弗拉迪，就仿佛她本人才是當晚的女主角，正準備亮相上台。

  大廳中一片嘈雜，保爾朝台下偷眼望去。原來是總理希特勒來了，整個內閣的成員跟隨其後，好些穿軍裝的男人，幾個打扮優雅的女人，保爾舉起了手，弗拉迪堅定地走上前來，手裡拿著一把梯子，比她要高上四倍，她把梯子放到作為布景的幾個大油畫框跟前。

  被遏制住的喊聲，憋在了喉嚨口的號叫……

  三個舞台監督一下子明白到，有什麼事情正在擺脫他們的控制，便趕緊衝上了舞台，但弗拉迪早已撐開了梯子腳，爬了有七八級橫檔……三個人抬頭望著她，猛地停住了。高高在上的弗拉迪已經伸出手指頭，抓住了一塊畫布，使勁一拉，就把它扯了下來，畫布慢慢地落到地面，在地板上自行捲成一團，就像一片巨大無比的水果皮，讓真正的布景一展英姿。舞台監督像是入了迷，呆呆地瞧著她在那裡肆意撕扯，竟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她的裙子底下到底有什麼，或者沒有了什麼，竟使得那三個男人如此地愣了神？這正是保爾對自己提的問題，而弗拉迪也正是選擇了這一時候，輕輕地轉身朝向他，向他拋來一個輕佻的飛眼，讓他不禁笑出了聲。

  短短几秒鐘，她就揭開了一半的布景。她一級一級地走下梯子，很慢很慢，移動了一下梯子，又爬了上去，準備撕扯剩下的另一半。奇怪的是，三個人中沒有一人做出任何動作來阻止她。他們重新回到自己作為勤雜人員的地位，站在梯子底下，目光朝天，仿佛被緊緊定在了天堂的大門前。

  布景的另一半也飄落到了地板上，弗拉迪下了梯子，撿起被撕破的畫布。

  此時，演出開始的鈴聲響了起來，像是對那三個人產生了一種電刑的效果，其中的一個趕緊奪過梯子，三人一起消失在了幕後，沒有一個人來得及好好地看一眼剛剛露出真面目來的布景圖案，大幕已經從容拉開，布景突然閃亮登場，全場頓時掌聲雷動。

  大廳陷入到黑暗之中，舞台則被照得雪亮，正中央，在一片珠羅紗、綢緞、絲帶的海洋中，端坐著索朗日·加里納托，雍容富態，威風凜凜。

  觀眾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那第一個音符就已經飄揚起來，無伴奏獨唱，所有人都想聽到的，那是一種傳奇般的音符，它唱出了三個簡單的卻早已環繞了整個世界的詞：

  我的愛……

  柏林歌劇院整個宏偉的大廳，都被女歌星的魔力緊緊抓住，她的嗓音，那麼強勁有力，那麼抑揚頓挫，像是被撕裂一般，前來對每個人的心兒傾訴，但觀眾同樣也被布景的魅力所吸引，圖案的動機很難解釋得清楚，跟原先的那一個截然不同，原先的畫面，體現了農業和勝利，毫無想像力，也無凹凸感，只是一種平庸的黃顏色，令人放心，人們早就宣告過了，也相信已經證實了。

  我們又來到這裡，在宮殿的廢墟

  我們當初第一次見面就在此地……

  確實，布景中所畫的，是一片廢墟，一把巨大的大提琴，已經用壞了，灰塵僕僕，一副衰老的樣子，人們會說它是從一個閣樓中找到的，上面缺了兩根弦。這樂器，仔細瞧的話，也很像一把吉他，因為它擁有一個被一隻打開了殼的牡蠣所徹底占據的玫瑰花飾。

  我們所在的這廢墟

  可就是我們所剩餘

  的全部？

  就這樣，年輕的畫家，一個二十九歲的西班牙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象徵性地創造了一個索朗日，然後又複製了另一個她，因為在畫布的另一端，面對著代表了她本人的這把大提琴，畫有一隻巨大的火雞，面對著觀眾，正裝腔作勢地展開翅膀，好像一隻開屏的孔雀。無論怎麼說，這就是極其普通的隨便一隻雞，總體來看一副呆笨的樣子，無神的眼睛，張開的角喙，但它擁有家禽場中其他成員的某種陌生特點(在布景畫的遠景中，人們可以看到幾隻家禽，很小，很遠)，那便是由尾部的羽毛所構成的這一巨大的圓輪，五顏六色，光彩奪目，充滿了肉感。

  但您可看到何等的混沌

  我們的生活沉浸於其中……

  在這一開場曲的演唱期間，一種混亂正在醞釀，索朗日從來沒有像這一次唱得那麼好過，她也從來沒有懷過那麼強的信念。混亂就飄蕩在了第一陣掌聲之上，這掌聲遲遲疑疑，稀稀落落，忐忐忑忑。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希特勒所在的那個包廂。

  按照節目表，樂隊演奏起了《我的心在血中遊動》[34]的最初幾小節旋律，但是，索朗日的嗓音響了起來。樂隊指揮不知所措，轉身朝向了她，看到她的右手指向了樂池，手心朝前，索朗日以一種命令式的口吻說：「Bitte !Bitte !」[35]

  樂手們亂作一團，紛紛扔下了他們的樂譜。幾秒鐘里，人們還以為樂器正在校音呢。寂靜復歸。全場沉默。索朗日閉上眼睛，開始唱了起來，依然還是無伴奏獨唱，那是洛倫茲·弗羅伊迪格的Meine Freiheit， Meine Seele(《我的自由，我的靈魂》)，這部作品應該被淹沒在節目表中，但她把它當作了她這次演唱會的真正開場曲。

  索朗日閉著眼睛唱道：「Ich wurde mit dir geboren」(我跟你一起誕生)。

  一分鐘過去了，然後，總理站了起來，所有人也跟著站了起來，索朗日始終還在唱：「Ich will mit dir sterben.(我將跟你一起死去。)」

  保爾在幕後激動得直落眼淚，官員們紛紛離開包廂，很快，所有人也都動身走掉了。

  索朗日還在唱：「Morgen werden wir zusammen sterben.(明天我們將一起死去.)」

  大廳漸漸走空，樂手們站了起來，樂器吱嘎作響，索朗日的嗓音被叫喊聲和起鬨聲覆蓋……

  大廳中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三十來個人。他們都是誰，人們永遠不得而知。他們站在那裡鼓掌。這時，劇場突然陷入絕對的黑暗之中，只聽見有一記嘹亮的笑聲響起，那是索朗日·加里納托的笑，一種依然屬於音樂的笑。

  在回程的火車上，保爾一直不敢睡覺，生怕這一切會像一場夢那樣悄然消逝，他想把這一切全都留住。

  柏林歌劇院的大廳暗了下來，引起了在場一些觀眾的一致抗議。索朗日的笑聲在迴響，可怕而又絕望。一分鐘或者兩分鐘就這樣流逝了過去。保爾從幕後聽到人們的響動，他們在台下，摸索著尋找出口的門，然後一道燈光突然亮起，正好就在索朗日的頭頂，她抬起了腦袋，那是頂部的一盞探燈，垂直照下來，突然照亮了索朗日·加里納托那亂成一團的衣裙羅紗與頭髮。

  保爾抓住輪椅的輪子。弗拉迪出現了，是她找到一個舞台工作人員，擰了一個開關。

  很快地，在這巨大的舞台上，就只剩下他們三個人了，這場演唱會前後持續了不到二十分鐘，但它把他們的心充得滿滿的，就像經歷了整整一生。

  弗拉迪過來跪在索朗日面前，保爾也跟著上來。他們擁抱在了一起，就那樣待了很長時間。

  「來吧，匹諾曹，我們該走了!」

  但是，索朗日並沒有嘗試努力地站起來，而是把弗拉迪的臉緊緊捧在她的雙手中。

  「你真的有一個美好的心靈，你……」

  她彎下腰來，輕輕地，幾乎就是靜悄悄地唱著《瑪儂》一劇的最初幾段唱詞：「啊，多美的鑽石……」然後，她親吻了她。一聲嘆息。

  「這是演出中最精彩的結尾：索朗日·加里納托要站立起來……」

  她做到了。

  現在，我們的這三個人物就在柏林歌劇院空蕩蕩的舞台上。在右側，是弗拉迪絲瓦娃·安布羅傑維奇，人稱弗拉迪。她見過很多世面，但在她的生命中，從來就沒有過任何事情能按照她的意願做到頭，她也從來沒有真正生活過、享受過。她清除了人們對她這個人可能會產生的某些看法，她也曾愛過男人，有過性的樂趣，突來的擁吻，狂亂的高潮，她快三十歲了，有一副強健的體魄，一張貪吃的嘴，一顆燕子般的心，而今天晚上，對她而言，某種東西已經結束了，她卻還不知道。

  在左側，坐在輪椅中的是保爾·佩里顧。自從我們見到他從三層樓上飛身跳窗而下，落到他外祖父的靈車上以來，他的生活中也發生了很多事。我們曾見過他患了緘默症、緊張症，幾乎要死去，然後，1929年12月的某一夜，他大聲號叫，回想起了可能落到一個孩子頭上的最可怕的一個場景，我們也曾見過他給自己緊緊披上了一件音樂的外衣，就像披上一件外套，瘋狂地愛上了這個明星，讓她的嗓音穿透他的心。

  而在他們兩人的中間，是索朗日·加里納托，在她藝術生涯最值得懷念的一次演唱會之後，她兩手分別撐著一根拐杖，步履維艱地走下了舞台。

  三個心靈準備爆發。

  今天這個夜晚將改變他們的生活。

  從幕後閃出了一個人影，那就是樂隊指揮，在整場演唱會上，他都沒有表演過哪怕四小節音樂。這一位，他還留在這裡做什麼？

  「謝謝。」他說，激動得熱淚盈眶。

  「行啦，」索朗日回答道，「還謝什麼呢？」

  但是，她心裡很清楚。

  她的背後，那邊舞台上，有三個人正在祈求上帝保佑他們第二天不受追究。他們正在撕那位西班牙畫家的布景畫，把碎片塞進幾隻大口袋，從此，將不會有人再看到這部作品了。

  「可以把燈開亮一點嗎？」索朗日問道。

  通常，她的化妝間總是人滿為患，崇拜者、官方人士、評論家，她會興高采烈，偶爾也假裝謙虛。今天晚上，卻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任何人。但索朗日很開心，這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夜晚。她常常為了一些次要理由而沾沾自喜，今晚上她很驕傲，但那是另一回事。

  「你看到了嗎，匹諾曹？」

  她卸了妝，弗拉迪遞給她棉球、乳霜。

  這就是保爾在返回巴黎的列車上所重見的那些形象。他真希望他母親能親自見證這一切……

  「去吧，」他對弗拉迪說，「你應該餓了吧？」

  「Oczywis??cie!」[36]

  列車一路駛向巴黎。

  保爾終於睡著了。他還稍稍打起了呼嚕，弗拉迪喜歡這個，這鼾聲。對於她，這是個信號，表示睡得穩，無牽無掛，不像那個年輕的檢票員，弗朗索瓦，他叫弗朗索瓦什麼來著，沒關係……對了，叫凱斯勒!正是這個。

  在走廊中，他們講德語。他解釋說他替了同事的班，說著他微微一笑。他所沒有說的，是他為再見弗拉迪的面而特地向同事提議換的班，因為他還沒有她的地址，甚至也沒有問過她的姓名，他還不知道她叫什麼，他只記住了她回巴黎的日期車次。

  索朗日·加里納托的列車則駛向阿姆斯特丹。途經漢諾瓦，不許她有別的選擇。晚上，一些德國士兵衝進了她的房間，一些穿制服的姑娘檢查了她的行李箱，說是得看一看如何。但那些人沒有擠撞她，他們應該是奉命而來，例行公事，但重要的是，她當即就得離開柏林，而阿姆斯特丹，則是第一次出發，同意，索朗日心想她將在周末回到米蘭，她哪裡都不住，尤其不住在這裡。她稍稍為那位西班牙畫家感到遺憾，但是，他將會為此而歡笑，她見過他一次，漂亮的小伙子，愛笑，一反傳統的人。

  至於施特勞斯，他沒來看望她，甚至都沒有給她寄一封信來，他很生氣，可以理解。

  索朗日想念匹諾曹，還有那個登上梯子的波蘭女子，好一個天性勇敢的姑娘。

  索朗日很疲憊。

  由於她事先根本沒有為這次出發做什麼準備，她隨身沒帶任何讀物，她就睡了。請看這樣一個場景。一節頭等車廂，夜行列車，整整一個包廂都預留給了這位傳奇女人，她肥胖得自己根本就起不來身，因為她身邊沒有人幫她一下。而通常，她周圍總是有人簇擁著，有人獻殷勤，有人跟她聊天，給她解悶兒，而今天夜裡，她孑然一身，被人從一個城市，從柏林趕了出來，而她在這個城市曾獲得過成功，贏得過勝利，理察·施特勞斯本人從來就只愛她，這是他在來信中說的。鐵路公司的一個列車員悄悄地敲響了包廂的門，誰？他打開了門，檢查車票，他很驚訝，請原諒，他又關上門，索朗日讓他害怕，這只是扔在座位上的一大堆滿是皺褶的皮肉，像一條鯨魚那樣喘息著。

  實際上，這是一個小姑娘。

  她七歲，正是保爾從樓上破窗而落時的那個年齡。她父親終於回家了，他渾身酒氣，幾把椅子倒在了廚房裡，她站起來，她習慣了，母親躺在桌子上，父親壓在她身上，這還阻止不了他打她，小姑娘衝上來，拉她的父親，但他很壯，彎彎扭扭的如同一根葡萄的枝蔓，他長年在室外幹活，肌肉結實，她抓過她能找到的唯一一個物件，高高地舉過頭頂，那是一口煎鍋，沉重得就如一塊鐵砧，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後腦勺上，拼命地一擊，足以殺死一頭牛。他倒在了一側，流了很多血，母親跟孩子們一起很快睡著了，就讓他那樣流著血，就讓他這樣死去，而任何時候都是這樣，任何時候，這父親，是一頭籠中的困獸。每一天他都帶來他的那一份暴力、恐怖，孩子們渾身青痕，在學校，沒有任何人說什麼，那是在農村，假如把身上有青痕的全都算上……

  幾點了，我們到哪裡了？她幾乎回想不起來，但她感到遠遠地來到的種種痛苦，原始的痛苦，由火車聲帶來的形象，而那火車就滾動在她的臟腑中。阿姆斯特丹，她跟莫里斯·葛朗台一起在那裡，他美得就像一個神，幾乎有些女性化，他就是在那裡創作了《世界的榮耀》，城裡頭，雨下了整整一個星期。他們住在一家旅館裡，窗戶朝向一條運河，這會是在床上做愛的整整一個星期。但莫里斯寫啊寫的，索朗日俯在他身上，呼吸著他的氣味，閉著嘴喃喃細語，音符一串串地寫在了樂譜上，一連好幾個小時，樂譜覆蓋著樂譜，還有很多頁被撕碎。索朗日耐心等待，莫里斯終於躺下，他倒在她的身上，精疲力竭，她把他吸入體內，他們睡著了，但是當她醒來時，他已經又伏在那張小桌子上，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面對著窗戶，面對著運河。當他結束時，他們在旅館的客廳中待了整整一下午，莫里斯坐在了豎式舊鋼琴前，索朗日手中拿著樂譜，試唱著，顧客們最終要求保持安靜，但是隨後，所有人都笑了，人們紛紛要求籤名留念。一天，在墨爾本，有一個男子過來見她，給她看了她當年為他簽名的那家旅館餐廳的菜單，上面還有莫里斯的簽名呢，索朗日激動得熱淚盈眶。

  另一扇窗戶，面對著大海，那是在藍色海岸，莫里斯是那麼美，始終那麼美，她給他買了一輛勞斯萊斯轎車，一種瘋狂，警察來到，門鈴響起，她還沒來得及穿上衣服，他們轉過身去，讓她趕緊披上一件浴衣，簡單地告訴她一句，莫里斯死了。

  她的才華，她把它全部歸於艱辛，歸於悲傷，因為這就是命中注定，就是她的星座，她是一個痛苦的孩子，從始至終都是，而現在，已達終結。

  凌晨兩點了，火車單調而又平穩的旋律催人入夢，索朗日入了夢，阿姆斯特丹車站快到了，年輕的檢票員用他的檢票夾拍打著包廂的窗玻璃，這裡是頭等車廂，請旅客們注意。夫人？我們還有幾分鐘就到了。

  索朗日還在柏林，「Bitte， bitte!」[37]她高喊道，她知道自己做不到的，這一暴力，這一勇敢。她很高興組織了這一音樂會，面對著她憎恨到了骨髓的這些人。這沒有用，興許，但她還是做了。

  她唱了起來。然後她輕輕哼著，她喃喃細語：

  Morgen werden wir...[38]

  列車駛入了阿姆斯特丹火車站。

  ... zusammen sterben.[39]

  索朗日·加里納托，本名貝娜黛特·特拉維耶，出生於多勒(汝拉省)，剛剛咽下了最後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