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探尋中國坐標之謎

  北京。

  1988年8月27日(星期六)，一個十分平常的日子。在新華社總社招待所，當我們同平時一樣，正在閉門謝客、揮汗如雨爬格子的時候，中南海卻發生了一件與我們直接攸關的大事。是夜，中央領導同志看到了我們采寫的《中國走勢採訪錄》一組3篇文稿(公開稿見《瞭望》雜誌1988年第39期和40期)後臨時決定，將擬定於8月29日(星期一)召開的中央一次重要會議的議題改變，專門討論在這組材料中提出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中央領導同志對這組材料給予了較高評價，並圍繞這組文章闡發的區域之間、地方同中央之間關係的現狀及走勢問題，對當前經濟形勢下的改革思路發表了長時間的講話，並強調提出了「治理環境、整頓秩序」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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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9月2日，在中南海，總理辦公室的同志轉達了李鵬同志對我們的問候，稱讚我們做了一件重要工作，並對這組材料和新華社的工作給予了較高評價。

  消息如一石擊水，引起了波瀾。周圍的同志們在對我們兩個「小字輩」的「奇遇」紛紛表示驚訝和祝賀的同時，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作為一個記者，你們是怎樣想到去抓這個大題目的？你們是如何去做這篇大文章的？

  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提問。可要回答這個問題，卻非三言兩語可以盡敘。

  改革呼喚新秩序

  20世紀50年代末，一個偉人推出了他劃時代的理論著述——《論十大關係》，為成立不久的共和國首次權威地闡述了區域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這一理論之光的照耀下，產品經濟新秩序的框架得以確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之輪得以順利運轉。

  不是毛澤東想寫這篇論文，而是現實生活需要他出來闡述這一問題。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也迴避不了的基本問題。

  物換星移！放眼今日域中，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內容的改革，歷經10年，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產品經濟的傳統秩序被打亂了，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自待建立，新舊之間衝突、摩擦頻繁，「無序」狀況的加劇使得以茫然不知所措為特徵的「浮躁」情緒感染了整個社會。超穩態結構的社會似乎一下子變得動盪和迷離混沌起來。

  透過複雜紛繁的社會生活和迷霧，人們可以感覺到：要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區域之間(沿海與內地、東部與西部、加工省與資源省)、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其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烽火遍及全國的各種資源大戰、東部和西部日益加劇的矛盾衝突、經濟震盪、宏觀失控、社會經濟秩序混亂……舉凡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問題，都可以從上述兩大關係的現狀中找到其肇始原因。

  地方與地方、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如同兩條規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經緯線、坐標軸，要澄清迷離混沌的現象、將千頭萬緒的現實理出頭緒，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就是要重新確立和把握縱橫兩大坐標軸的關係。

  我們沒有能力來闡述上述關係，但有責任提出這一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思路，提請社會注意。道理很簡單：我們是新聞記者，不僅有歷史責任感，還有職業優勢。

  以上，是我們思想的發端。1988年6月，當我們把這個醞釀近兩年的思考一提出來，立即得到了《瞭望》編輯部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開放」與「割據」、「變通」與「失衡」是我們這次採訪重點涉及的核心問題。作為一個全新的社會經濟現象，就我們視野所及，國內迄今還沒有一個具體部門，也沒有一個人在系統研究之，能權威闡述之。顯然，要破解這個全新的問題，客觀上要求記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職業優勢，「集眾思廣眾益」，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集眾思廣眾益」

  要達到上述目的，首先必須實現採訪方式上的革新和突破。「三者採訪法」就是我們嘗試的一種特殊採訪方式。

  中國走勢如潮如涌，跌宕起伏。各類人物中，對改革大勢感受最深、最有發言權的離不開三種人：省市領導、專家學者、資深記者。省市領導作為改革進程的承上啟下者，對改革和形勢有深刻的理解；專家學者長於理性思辨，對現實有冷峻超脫的觀察；資深記者緊貼生活，閱歷豐富，握有大量第一手材料。

  但是，因時空所限，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帶有職業局限：省市領導受區域利益所限，難於超脫；專家學者偏重理性思考，疏於實踐；記者求新奇，行色匆匆，對社會的把握失之零碎和浮泛……然而，如果能將這三者的智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取長補短，那麼這種智慧的結晶體就將具有立體感，也有可能放出客觀全面的光芒。

  基於以上認識，我們著手擬定「三者」採訪計劃。這是一個龐大的採訪計劃，列入我們計劃的採訪對象多達兩百餘人。從北京出發前，我們就採訪了不下二十名頗有見識的資深記者。他們有《經濟參考報》總編輯喻權域和來自天南海北、常年奔波在生活第一線的分社記者們。採訪完全是採用爭論形式進行的，通過撞擊反射，這些「活信息庫」不僅給了我們不少活生生的材料，而且給了我們諸多閃光的思想，為我們即將展開的大跨度採訪規範了一個比較科學的坐標系。

  遍訪「三者」，能防止以偏概全的弊端，對問題能求得深層次的立體了解，但它卻不能防止空間上的以偏概全。時下中國，伴隨改革開放的十年進程，東西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對同一社會問題，即使是同一階層的人，因地域的不同，其價值判斷和反應常常也是大相逕庭的。為了能從宏觀上更好地把握主題，講好「普通話」，在遍訪「三者」的同時，我們打破常規，充分發揮小分隊的優勢，採用了東西南北「大抽樣」的採訪法。具體做法是：依中國傳統的五大區域劃分法，以東北、華北、華東……為序，每一個區精心挑選出一兩個最有代表性的省市，在最有代表性的省市中，再選擇最有代表性的採訪對象。

  例如，在東北，我們選擇了黑龍江省和瀋陽市兩個點。黑龍江作為我國原材料(原煤、原油、原木、原糧)輸出大戶，其心態頗能代表原料輸出省區。在這裡，我們選擇了採訪省委書記孫維本和哈爾濱市市委書記李根深。兩位領導都是中央委員，前者是務實型幹部，後者是學者出身的專家型幹部。

  搞活經濟與宏觀失衡，是一個正在日益強烈地困擾著我們的大問題，但又是一個大家都說不清楚的問題。就像大海上飄浮的冰山，人們都能依稀辨別它那露出海面的頂端，但卻說不清其深藏海水中的龐大體積。正是這種困惑，促使許多關心中國走勢的有識之士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以共同探討這一話題。

  同孫維本同志的交談，持續了整整一天。先在他的辦公室談了一個上午，剛欲告辭。餘興未盡的省委書記主動提出了下午同我們繼續談的要求，並驅車親自來分社。李根深同志也是專門騰出時間，同我們整整談了四個小時。事後常常有同行問我們：這些「封強大吏」，對你們兩個年輕人為何如此「厚愛」？答案一言難盡，但前面所述的「冰山現象」不能不是解答這個疑問的一個重要原因。採訪武迪生的經過頗能說明這一問題。

  武迪生同志為科技人員出身，當過「右派」，歷經坎坷，是一個有見識、很灑脫的領導人。我們趕到瀋陽的前一天，武迪生剛剛接受過一撥記者的採訪。按常規，是不好再打擾人家的，但依我們的計劃，又非得採訪他不成。遼寧分社老記者趙文泉抱著試一試的心情，負起了為我們牽線搭橋的工作。兩人在聯繫時，曾有這樣一段精彩的對話：武：我很忙，採訪是否免了？

  趙：人家可是專門奔您來的(趙介紹了我們的個人情況和採訪內容)。

  武：明人不說暗話，這兩個記者值得見嗎？

  趙：值！

  武：好，明天見!第二天，當我們同武迪生「爭辯」完畢、正欲分手之際，他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接受記者採訪，我的原則是等價交換。你們要從我這掏東西，我也要從你們那裡獲信息，絕不干虧本買賣。老實說，我同記者交談很少有像這次這麼長的時間。老趙說得對，同你們的交談值!」

  在我們這次長達70天的採訪中，諸如此類的故事屢屢發生。

  要把握好一個宏觀難題的採訪，記者不僅要充分發揮「集思廣益」的優勢，還必須具備「集思廣益」的能力——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力和敏捷的調整能力。不然，隨時都會有「迷失方向」的危險。

  採訪之初，我們曾一度被「聯邦制」的設想所吸引，並在這一思路上注入了不少精力。

  經過1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東西南北齊步走的格局已逐漸被「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地帶——內地」這一分層次發展的格局所取代。但因改革不配套，宏觀調控上暴露出一個突出問題：多元化的放活政策同單幹化的「收縮」政策之間的矛盾。所謂「一刀切」及其震盪就是這一矛盾衝突的體現。為最大限度地擺脫「一刀切」造成的不良後果，不少地方紛紛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來對付中央。這是造成中央宏觀調控能力日益削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之風日盛的「合理」因素之一。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一些專家學者的觀點是搞「聯邦制」。大意是：中央只管外交和軍事，其他權力下放。主要論據是：如此即可徹底解決區域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糾纏不清的矛盾。有的學者還博採古今，著書立說闡述這一問題。

  乍一看，這個思路倒是個簡單易行、順理成章的方案。但通過廣泛採訪包括閱讀國內有關學者對這一論題的著述後，我們終於認識到：這是一個可以在理論上深入探討的學術論題，但絕不是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有效良方。於是，趕快調整思路，從而避免了「誤入歧途」的危險。

  離開東北後，在華東，我們找了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在中南，我們找了廣東主管工業的副省長匡吉；在西北，找了甘肅省省長賈志傑……與此同時，我們在各省區召開了若干次記者座談會，除了同新華社駐各分社記者對話切磋外，還同地方新聞界同行座談。通過廣泛深入地採訪，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寶貴材料，開拓了思路。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採訪和緊張思考，我們終於有了較為明確的主題思想。然而，在哪裡「收網」呢？經過反覆比較，我們選擇了重慶，採訪對象定為重慶市市委書記肖秧。選擇肖秧的理由有三：一是因為他能代表西南地區；二是因為他是我國第一個綜合改革試點城市的首腦；三是他在高級幹部中以有見解、敢於直言見長。

  這次採訪頗具戲劇性，當我們冒著40℃高溫的炙烤，趕到這座山城時，肖秧正好去北京了。市委秘書長只好把我們的來意及採訪提綱火速傳到北京，肖秧真不愧是肖秧，豪爽痛快！見到提綱後，認為有深談的必要，立即提前結束在京日程，飛回重慶，同我們進行了促膝長談，使我們順利完成了「收網」工作！

  「人生能有幾回搏」

  要想干成點事業，沒有一點玩命精神是不行的。這次大跨度採訪，按常規，我們兩人搞一個題目就行了。但是，為了能充分利用好這次寶貴的採訪機會，在《瞭望》總編輯陳大斌和經濟組負責人林晨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除主要采寫「中國走勢」外，還擔負起了《城市交通問題調查》、《GG意識大透視》的採訪任務。採訪同步進行，思維交叉展開。每天日程，按早、中、晚分割，猶嫌不夠。到任何地方，不僅無心觀山望景，甚至連停留時間也不敢延長。

  在福州，新華分社領導安排我們在鼓山風景區遊覽，車就停在樓下，我們婉言謝絕了；在廈門，支社同志安排我們逛鼓浪嶼，說「不到鼓浪嶼，不叫到廈門」，我們也只能忍痛放棄；到貴陽，面對分社領導安排去花溪風景區遊覽的盛情，我們也只能報以歉意的一笑。

  為了趕時間，從廈門到廣州，我們乘長途汽車。炎炎夏日，二十來個小時走下來，屁股上長滿了水泡，身體就像被風乾似的，再喝多少水也解不出尿來；為了搶時間，半夜挑燈夜戰到一兩點是常事……

  艱苦的採訪、不規則的生活，損耗了我們的身體：夏陽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流起來就止不住。鼻血流多了就頭暈耳鳴，但工作還得干。我在稿子脫手後大病了一場，上吐下瀉，低燒不止。

  8月10日，我們趕到貴陽，利用這宜人的山城氣候，找了一個清靜之地，閉門5日，一氣寫出了這套調查報告。稿件在中央決策層引起了高度重視，取得了預期效果。可繼之而來的省市一級的熱烈反應，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文章剛剛發出，重慶市市委書記肖秧同志首先托人給我們打來了電話，說他看到了文章。作為地方領導，他首先感謝我們為中國改革出了力，接著說了三條意見：一是完全贊同文章的觀點和分析，二是認為文章所引起的觀點完全正確；三是他願同我們交流更多的思想。並表示趁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之便，希望同我們再見見面。

  緊接著，黑龍江省委書記孫維本、哈爾濱市市委書記李根深、瀋陽市市長武迪生等我們採訪過的各路「封疆大吏」，也反饋回來了類似的信息。

  春華秋實，思考者的喜悅莫過于思想被社會所認同；爬格子者的滿足莫過於文章被人們所理解。我們的勞動得到了社會的承認，並有可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作為一個記者，再沒有比這更令人高興的了！「人生能有幾次搏」我們的辛勞已得到了最大的補償，此行足矣！

  （原載於《中國記者》一九八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