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新聞的海洋」

  正當《衝擊波》聲名遠揚之際，新聞界內部卻為此掀起了一場爭論。《人民日報》社的評報欄上貼出了一些批評性的評報意見書。其中有的意見十分尖刻：

  「新華社的這篇談『衝擊』的報導，通篇散發出一股陳腐氣，似乎廣州改革開放的現實，是某種歷史舊狀的回歸，是某種舊物的印證。本報評論員為它貼了一塊漂亮的補丁，可惜鮮花插錯了地方。我們應該多登載那些報導現實生活順應改革開放大勢的新聞，少登載那些歪曲開放、改革事實去論證某種『天條』正確的杜撰之作。」

  當然，也有一些人站在肯定的立場上出來主持公道。由此在上海的一家公開刊物《新聞記者》上居然發生了一場關於《衝擊波》的筆戰，在新聞史上留下了一個有趣的註腳。

  此時的王志綱正在大興安嶺的密林深處追蹤新的新聞線索，他並不知道北京、上海的動態，但是，他卻憑本能預感到：《衝擊波》一文帶來的衝擊波並沒結束。他在日記中寫道：「起碼得持續到年底，好戲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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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大興安嶺探秘是王志綱自選的調查，他單槍匹馬獨闖關東，料不到因《衝擊波》正好發表，使當地把他當成「大記者」來接待，頓頓大酒大肉，差點把肚子都吃壞了。王志綱在日記中對這種現象十分反感，他寫道：不知是什麼時候興起的規矩，每到一個單位採訪，對方必得「熱情」地請你吃一頓飯，陪吃的少則五人(盟委常陪人員一人，主管部門一人，司機一人，被採訪單位二人以上)，多則兩桌。席間，雞、鴨、魚應有盡有，一桌不上十二三個菜絕不罷手。最可怕的還是酒，成箱的啤酒、成瓶的白酒，勸酒的詞兒有的是，「中央來的王記者」是法定中心人，簡直沒法脫逃。不喝吧，大家會鬧不愉快；喝吧，又喝不了——人們還美其名曰：我們內蒙人實在！其結果，揮霍民脂民膏，陪者吃得油光水滑，我這被供請者則被弄得十分苦悶——內蒙古的「這種熱情」我算是悉數領教了!這種種感受在兩三年後，促使王志綱寫下了一部調侃世情的《中國「食林外史」》。

  而當時，他的興趣在於調查的歷史價值，他準備寫一篇名為《走上高高的興安嶺》的報告文學，踏訪蒙古族的「千古之謎」，考察「民族融合的必然性和進步意義」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移民方式」。

  沒想到，在南方來的養蜂戶基地，卻有意外發現。王志綱本來是帶著獵奇的心情去的，孰料這富有浪漫生活色彩的「追花人」此時正身陷困境，而又求告無門。記者的良心和責任感驅策他下午加了個班，寫成一個題為《東北鐵路沿線蜂箱積壓嚴重，南方蜂農求告無門叫苦不迭》的內參，並於當夜發往分社。

  在北大荒的一片沼澤地里，有一個已建立32年的勞改農場，由於其性質而被命名為「保安沼」。王志綱在大興安嶺採訪的同時，專門抽出時間探訪了這一神秘的所在。

  這是保安沼地區關押成年犯人的一所監獄。鐵門緊閉，高高的圍牆，牆上裝有電網，崗樓里有荷槍的士兵。

  進入鐵門後王志綱的感覺卻同進門時大不一樣。如果不是鐵門電網提示這裡的性質，眼前景致儼如一所學校：寬闊的庭院中央辟有花園，庭院兩側排列著磚瓦結構的平房。

  犯人的宿舍面積一般有兩間教室大，睡通鋪，每間宿舍二十多人，實施軍事化管理。每間宿舍均配有電視和報紙，電視只能在規定時間收看。宿舍十分整潔，被褥疊得方方正正，床鋪陳設整齊劃一。能顯示個性的物件是：有的犯人床上放有吉他，有的枕邊壓有文化書籍，更引人深思的是，一個犯人把自己父母的照片也帶進來，恭恭敬敬地掛在牆上。

  王志綱進一步了解到，同「文革」前的犯人相比。現押犯人有三大特點：一是年紀輕，35歲以下的犯人占犯人總數的72％，20歲左右的占了一半；二是文化低，絕大多數人實有文化程度達不到小學畢業水平；三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者多，家庭教育不力。上述特點致使這些人表現出兇悍、蒙昧、做事不計後果的特性，逃跑、抗拒勞動、打架鬥毆的行為不斷，使管教工作難度增大。他在報導中寫道：過去，監獄對犯人的管教主要是強制、高壓。近年來，中國的法制建設日臻完善。在監獄，管教人員開始貫徹以往以法治監的總原則，犯人違反監規，有記過、警告、禁閉直至加刑等處罰辦法。但無論怎樣處罰，打罵犯人，則是不允許的。監管人員違紀打了犯人，必須公開向犯人檢討。經過七八年不懈的努力，以高壓為特徵的傳統管教方法終於被扭轉過來，以法治監、文明管理的勞改體制基本形成。

  保安沼勞改農場有五百多名天津犯人。這些人大多是「二進宮」、「三進宮」(進獄二三次)的流氓犯，兇悍粗野，十分難改造。1986年春節，監獄方面用錄像設備將他們的生活改造情況錄成片子專門送到天津，讓其父母親人觀看，又將父母親人的囑託錄回帶給他們。放映時，這些經常叫嚷「腦袋掉了碗大個疤」的粗野漢子，竟一個個痛哭流涕，紛紛發誓要痛改前非，努力改造，重新做人。正當王志綱在大興安嶺發掘新聞題材的時候，在北京，一個決定他命運的機會又向他撲面而來。

  由於穆青高度評價《廣州經受三次衝擊更有生氣》的稿子，並希望廣東分社應與其「報導地位相襯」，能多出這樣的大稿子，當時總社工業組組長、1986年工業小分隊的組織者於有海就落實總社指示，牽線搭橋，讓內蒙的王志綱去廣東分社「加強重頭報導」。

  於有海是個識才、愛才、惜才的老編輯，在這次小分隊之戰中，他對脫穎而出的王志綱十分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既有紮實的理論功底，又有敏銳的新聞觸覺，文筆揮灑自如，思路新穎開拓，是個好苗子。「好馬，就要放到更廣闊的天地里去馳騁。」於有海為此主動當了「紅娘」。當時廣東分社正苦於人才不足，捉襟見肘，於是，一拍即合。

  內蒙分社的張選國社長，同樣是一位心胸開闊、愛才惜才的領導，他並沒有因為抽走了手下一名「先鋒」而耿耿於懷，相反為王志綱找到了用武之地而高興。多年之後，王志綱在談到自己的人生軌跡時，仍念念不忘這兩位良師益友：於有海和張選國。

  「此去南海有三千，莫忘西北有高原。」1986年10月31日，豪情萬千的王志綱寫下這樣的詩句，告別了內蒙大草原，直飛嶺南廣州，開始了他一個「新客家」的生涯。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幾百年前，北宋大文豪蘇東坡被放逐到廣東惠州時，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而今，王志綱客居嶺南之後，卻多次發出這樣的感嘆：廣東和內地在觀念上和生活方式上的時間差幾乎可以以十年甚至十年以上計。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廣東是個新聞的海洋，新聞題材俯拾皆是。廣東分社多年來為何沒有大出息?一個不可忽視的客觀原因是：零敲碎打的報導分散了人們的心力，有鑑於此，我在此不準備多寫小稿，主要精力打算放在經營大稿上，半年一篇，不發則已，一發驚人!

  廣州，的確是一個豐富多彩、生氣勃勃的城市，在這種地方，若干不出一番驚天動地的業績來，真是枉為人!在廣東分社，王志綱被分到工商組，在此以前，全組共兩個半人，組長戚休，一名54歲的老記者。組員有青年記者小江，還有一位老同志，因其有病，故只能按半人算。戚休和小江對於王志綱的到來都表示了發自內心的高興，特別是小江，與王志綱年齡相當，專業相同，脾性相似，此前雖只曾謀過一面，但一見如故。

  當然，也有一些人對從內蒙飛來的「貴州仔」看不慣，主要是心理不平衡，時不時冷落、排擠王志綱，給他一個「下馬威」。

  王志綱不管那麼多，他一個猛子扎進「新聞的海洋」，一撈就一大把。

  10年後，功成身退的王志綱回顧自己的新聞生涯，十分感激的人中又多了一個人物，這就是原廣東分社老社長黃紹進。他說：「那是一個開明豁達的老頭。正是他的無為而治之策，使我有了充分發揮自己才幹的天地，才能有今天的一點成就。若一開始就遇到一個不太喜歡部下有個性的上司，對你處處設防，你就成不了氣候，那命運恐怕就得重新改寫了。」

  在王志綱發黃的筆記本里，記錄著他當年對廣州的調查思考：一、交通業現狀——外部四肢發達，內部心肌梗塞

  二、旅遊業(國際、國內)刺激了餐飲業的興旺

  三、房地產，從公房管理的小天地里解脫出來

  注意：

  宏觀指導思想轉變之一：從乞求建立獨立完善的體系，轉變為揚長避短、加強協作，這樣，廣州才有可能從自身的特點出發，制定加強第三產業的戰略。

  廣州經濟的開放發展，促進城市功能的完善：開放對城市功能完備提出了國際化要求；開放為第三產業製造了市場；開放為第三產業引進了資金。

  四、多層次消費及服務結構的形成當時廣州正對發展戰略進行定位，一種觀點(主流派)認為：廣州是華南經濟中心，應以第二產業的工業、製造業為重心；另一種觀點(非主流派)則認為：廣州應成為國際化都市，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成為金融、旅遊、科技、文化、服務業的中心。剛到廣州才幾個月的王志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發展第三產業的迫切性，並在提綱中把它作為重點。他對廣州的商業、財貿改革進行了一系列調查，一連串發表了多篇有關第三產業的考察報導。

  《頂著壓力堅持放開》是一篇反映廣州物價改革的報導。在總結了「放——活——貴——多——降——穩」的改革規律後，他寫道：從事物價改革就像進行一場艱苦的拔河比賽，一方是習慣力量，一方是改革力量。既然上了陣，就得抱定非贏不可的決心。改革一方若頂不住另一方的拉力，輕易鬆了手，到頭來不僅連原有陣地都保不住，還會被弄得人仰馬翻。另一篇考察廣州蔬菜市場的文章則意味深長地揭示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變化：放開前是一個腦袋想問題，計劃種植、計劃上市，計劃總趕不上市場變化；放開後是市場調節，調動了成千上萬的人在動腦筋、想辦法。市場運轉得出乎意料的好!統包不如放開，長痛不知短痛。新舊機制的轉換要經得住陣痛才能成功!更為生動的是對廣州夜生活的考察：晚上9：00，北京、上海等城市大多已是店鋪關門、路人歸家、街巷冷清的時候，廣州的街頭卻燈火正明。

  各種檔次的音樂茶座、影院舞廳、電子遊藝室等娛樂場所競相開放，燈火輝煌的商店、酒樓，熱氣騰騰的大排檔(個體飲食店)、餐館，爭奇鬥妍的露天燈光夜市，更是交相輝映，構成一幅絢麗多彩的夜景圖。

  激烈的外在競爭環境和追求利潤的內在動力，驅策出豐富多彩的服務內容和無微不至的服務精神，這是廣州服務業生氣勃勃的奧秘。而這一格局一經形成，就能產生一種奇異的良性循環效應：經營者吸引消費者，消費者吸引經營者。相互吸引的最終結果是：適應人們生活需求的夜市蓬勃發展，人們的娛樂生活內容日益豐富多彩。1987年初，一年一度的小分隊戰役又開始了，王志綱受命與另一名記者一起進行「中南五省區消化引進技術的調查」，這一調查的成果是三篇頗有分量的報導，提出了「聯合開發廣東的引進成果」、「從一隻羊身上多剪幾茬毛」等建議，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

  就在調查過程中，對經濟生活十分關注的王志綱，卻順手抓住了兩條活蹦亂跳的新聞「大魚」。在湖南長沙一次便餐時，人們閒聊中的幾句話引起了王志綱的興趣：100萬人口的長沙市，今天吃豆腐靠的竟是安徽來的「農民個體戶」；安徽農民在長沙做豆腐，河南農民跟著發了黃豆財；河南人在長沙販黃豆，河南駐馬店一帶的黃豆生產隨之大發展……有人還念了一句打油詩：河南黃豆安徽工，得利長沙百萬人。王志綱靈機一動，抓住不放，走訪了各界人士，探清了這奇妙市場的形式、它的孕育發展史及呈現出來的「連環套」效應。

  20世紀80年代初，長沙的豆腐嚴重供不應求，一賣就排長隊。供求失調狀況加劇，豆腐店的服務態度就惡劣。晚開門、早關門、走後門，豆腐成了緊俏貨，人們的牢騷更大了。

  安徽省有個能人彭仁章，趁機打入長沙，開辦個體豆腐作坊。每天加工的2500公斤豆腐均一搶而空，一個月下來，淨掙1000元。安徽老鄉聞訊蜂擁南下。

  長沙市政府不失時機，頒布了國有、集體、個體「一視同仁，提供服務排憂解難」的「綠燈」政策，更使安徽人如魚得水。短短兩年多時間，進入長沙的安徽豆腐大軍就達到了一千兩百多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安徽和縣人。

  隨著安徽豆腐工的進入，長沙國有豆腐店簡直一敗塗地，潰不成軍。許多店已繳械投降，或關門或經營他業。

  面對這一競爭格局，王志綱又請長沙市負責人發表看法：要通過改革來釋放國有豆腐商店的活力，從而形成一個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市場格局，但絕不因此遷就國有豆腐業，更不能為保國有而壓制個體豆腐業。為了搞活長沙經濟，長沙的城門對任何人都是敞開的。

  這篇題為《豆腐啟示錄》的長篇報導，在《經濟參考報》上刊發後，引起了「新聞轟動」。

  另一條「大魚」是在武漢商場上無意中捕獲的：「酷暑未至，記者踏訪武漢市場。發現今年的飲料市場又有新動向，漫步大街小巷，易拉罐飲料充滿商店、攤頭，熱銷得很。據介紹，去年，這類高檔消費品的大主顧還只限於少數宴席上的食客和舞會上的伴侶，今年一下子擴散到了『尋常百姓家』!僅市糖菸酒公司這條渠道，今年3、4兩個月光『健力寶』一種飲料就銷出4個車皮．共24000箱，遠遠超過去年全年總和o

  「一個易拉罐只能裝半斤左右的啤酒、可樂、汽水或其他飲料。這點飲料僅值O．3至0．4元錢。而一罐飲料售價是1．50元至1．60元，買一罐飲料。三四毛錢下肚，其餘開銷則伴隨罐子扔掉了。」王志綱為此感到憂慮．這個從貴州山區闖出來的青年人，對正在興起的一種現代消費形式，顯然還不能適應。他寫出了《冷一冷，易拉罐!》的報導．提出了這樣的見解：「就我國目前的生產和消費水平而言，易拉罐罐裝飲料是一種超前消費品。現在我國易拉罐的國產化問題還沒根本解決。國內市場上的易拉罐大多是各個廠家通過各種途徑從國外進口的。國內市場消費量越大，國家外匯消費越大。更令人憂慮的是，易拉罐罐裝飲料在國內市場的熱銷，正在刺激內地許多飲料廠家上設備、換包裝的『競爭』熱情不少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如焚。」《人民日報》、《經濟參考報》等都發表了這一報導。當年，此稿獲得新華社總社的一等好稿。

  儘管從今天看來，「易拉罐」一文的斷言不無偏頗之處,然而，作為一名記者，積極主動捕捉新聞的敏感．還是值得讚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