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章」一炮打響

  很快，機會來了。當時，在新華社社長穆青同志倡導下，一種「把握大局，調查研究」的採訪報導方式應運而生。每年，總社定期從全國各地分社中抽調有膽識、有朝氣、有功底的年輕記者，集中到北京培訓，選擇當年全國性的「熱點」、「焦點」問題，組成「小分隊」，分頭出擊，橫空南北，縱貫東西，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形成一批「轟動」性的報導。這是穆青立足於發掘人才、培養名記者的一著妙棋。

  正是由於「小分隊」的組建，偏遠地區有才華的記者才有了到北京去打擂台的機會。王志綱是幸運的，他才調到新華社三四個月，就碰上了1986年小分隊的組建之機，內蒙分社慧眼識英才，大膽推薦王志綱北上參加工業小分隊，讓王志綱有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嶄新天地。

  當時，王志綱已有一個秘密計劃，準備自己選題搞一次「黃河流域調查」，從青海發源地一直追蹤到山東入海口，最後匯總為一本書，名為《黃河萬里行》。他還想就神秘的大興安嶺進行一次探秘，寫出一組《大興安嶺的昨天、今天、明天》的系列報導。這兩組報導都帶有深度報導的調查性質，正符合他「攻好稿」、「攻名稿」的目標。

  然而，「槍聲就是命令」，小分隊的召喚就如同賽場上的起跑令，使30歲的王志綱充滿了熱血的衝動。「三十而立」，他知道，決定自己一生命運的又一個轉機到了，是騾子是馬，北京擂台上見。

  1986年4月1日，各路精兵在北京宣武門新華社的9號樓會師。不少分社推薦上來的都是年輕人，總社國內部一位領導對此頗為失望，在會上說：「小分隊必須是精兵強將，否則就要砸鍋。有些分社隨便派一些小青年來，完全是馬虎應付。」王志綱聽出這話多半是針對自己這類「無名小輩」來的，他暗暗在心裡較勁：咱們走著瞧吧！

  小分隊兩人一組，配對調查。和王志綱搭配的是黑龍江分社的謝金虎，他是北大荒兵團知青出身，當時已33歲，每年均有幾篇報導獲總社好稿獎，是東北記者中幾個「小老虎」之一。最初，他對王志綱也沒有多大信心，可是王志綱斬釘截鐵地對他說：「放心，你和我搭檔，決不會吃虧。」

  重要的是選題，一些當時的「熱點」題材，早就有人捷足先登了。分配給王志綱、謝金虎的，是這樣一個既難以轟動又難以下手的題目：改革開放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

  調查的背景是：當時有的人對改革開放的「副作用」多有指責。認為：物質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來了，是自己衝垮自己。有人在考察了廣東、深圳等特區以後，竟然痛哭失聲——除了國旗還是紅的，一切都改變顏色了。

  

  題目是頗有現實針對性的，理論色彩也很重。王志綱毫無怯意，他早在一年前，已對「生活方式」進行了一個宏觀的中西考察，對「西方衝擊」有了一個理論分析。他決定迎接這個挑戰。

  按當時一般記者通常的采寫慣例：心中有了點子，只要下去找幾個例子，就可以關起門來寫稿子了。但王志綱卻不以為然。

  他認為，在一片光輝燦爛中肯定有陽光照不到的陰暗角落，而在一片污泥濁水中也說不定會長出一朵鮮花。用一個角落來證明陰暗如同用一朵鮮花來證明純潔一樣，都是實用主義的。要歷史唯物主義地反映時代真實，就必須大跨度地、立體地透視出事物發展的歷史進程。

  他們選擇了廣東作為考察地。廣東，8年開放，香香臭臭。究竟是洪水猛獸，還是大浪淘沙?兩人帶著滿腦袋問題南下探秘了。

  1986年4月16日，在濛濛細雨之中，兩個「北方佬」踏上了這塊眾說紛紜的土地。進入廣州市最繁華的中山路，猶如進入了「爪哇國」，話聽不懂，文字招牌也看不懂，什麼「肥佬褲拍賣」、「中國最新潮服裝」之類的GG觸目皆是。十來里的一條大街，燈紅酒綠，紅男綠女摩肩接踵。「美容院」、「美發廳」、「遊藝中心」鱗次櫛比，「燉老貓」、「蛇羹」等古怪小吃不時可見……

  10天後，王志綱在一封信中寫下了他對廣州的初步觀察：廣州給我的印象遠超出我對它的想像——這是一座充滿活力、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好地方，在北京時，常見到用廉價白粉抹臉、塗唇紅、描眉毛的女郎，人們說這是從廣州學來的，我當時就想：既然北京都「普及」到這個程度，廣州「港化」之甚該是令人不敢想像了吧?孰知徜徉於廣州街頭，瀏覽了成百上千女郎，竟然沒遇到一個描眉抹唇紅的人。更令人感慨的是：廣州人的穿著打扮簡單樸素，大方實用。雖款式眾多，但注重實用，毫無內地趕時髦之人穿著上那種疊床架屋式的印跡。在廣州著名的「文明一條街」——南華西街，採訪時，他們對廣州精神面貌的了解又深了一層。

  老廣州有句話說：「有錢人住東山，沒錢人住河南。」所謂「河南」，即珠江南岸的那一片古老擁擠的街巷，南華西街便處在這樣一個地方。這裡原來是一條住房擁擠、巷道狹窄的街道。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面上，居住著七千兩百多戶人家、近三萬人口；街道下轄75條小巷弄堂，大多狹窄得不能通過一輛大車，而且還是污水橫溢、蚊蠅亂飛的天地。

  可是，就在這樣一個地方，兩位青年記者看見了一條樂園式的新街道。從1980年起，經過6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這裡實現了綠化、美化、淨化活動，使這條古老的街巷處處芳華，成為聞名羊城的「綠街花巷」。

  徜徉於這條綠街花巷，觸目皆是奇花異草，環境整潔，鳥語花香，寧靜清幽，儼如一座都市裡的村莊。居民們美化生活的熱情令人嘆絕：狹窄的地段，貼著牆根壘起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花壇花基，栽上各種花木；稍稍寬敞點的轉角處，則建起一個個園林小景：「龍騰畫壁」、「錦帶環珠」、「紅樓繞綠」，名字取得傳神而又形象，還有追逐雀躍、天真活潑的孩童。

  如果說這還是「表面文章」的話，那麼再深入到人的心靈看一看。

  入夜10時，喧鬧一天的馬路剛剛沉寂下來，突然又從四面八方響起了車鈴聲和歡笑聲，只見成千上萬輛自行車又匯集到馬路上，每天由數十萬從夜校放學的年輕人造就的這股車流，被廣州人稱為「第三次交通高峰」。南華西街十之八九的男女青年，天天出現在「第三次交通高峰」中。

  這些年輕人在學習企業管理、外語、財會、幼教、旅遊服務、建築設計、電器修理等課程。他們的學費，除少數單位選送的青年由單位供給外，大部分青年都是自己出錢的。街道辦事處也捨得花錢，每年投資二三萬元，建設學習中心，聘請教學人才，購買教學儀器，還辦起了圖書室。

  更有震撼力的，是廣州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現身說法。王志綱、謝金虎此次採訪摒棄陳規舊習，沒有找過一位省市負責人。他們認為「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是從下而上建立的」，也應該從下而上進行審視。因而，在廣州採訪，他們深入到社會最基本的細胞——街道、居委會、家庭，採訪的全部是基層幹部、群眾，有青年工人、婦女、街道幹部、學生，最大的不過是個區長。感受的角度雖然不一樣，但一談起改革開放8年的歷程，許多人都感慨「衝擊可大啦」。什麼「進口貨衝擊」、「牛仔褲衝擊」、「錄像帶衝擊」、「向錢看衝擊」，都是群眾活生生的語言和感受。

  一位海關人員向他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80年以前，羅湖橋頭最暢銷的貨物有兩樣：扁擔、尼龍包。當時，海關規定入境攜帶貨物限重35公斤，內含食品10公斤，然而，經常有人突破。由於攜貨太多，人們到此大多要買上一根扁擔，幾個大尼龍包。所帶貨物以布匹、舊衣服、食品居多。食品除麵包干外，花生油、豬油渣也成罐成罐地往內地帶。有一次，一個福建籍華僑老太太晃悠悠地挑著兩個大尼龍袋入境，裡面裝的豬油渣超重，看到她那勞累不堪的神情，海關人員問：「您老這麼大年紀，還千里迢迢地帶這些肉渣，值嗎?!」她說：「值!這東西在家鄉可是稀奇貨!親友們沒肉吃，能吃上這東西就謝天謝地啦!」國內與國外的差距，海關這個窗口反映得再明了不過了!

  「現在情況大不一樣了。」這位工作人員說：「今年春節，國務院讓我們對旅客貨物進行摸底。結果令人驚訝：入境者攜帶行李不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均攜帶貨物量不足20公斤，一般食物和舊衣服已基本沒人帶。入境者反映，這些東西國內已沒有人要，要求能允許免稅帶一兩件高檔電器產品。與此相反，出境者攜貨五花八門，同前些年完全顛倒過來!」

  這樣一來，羅湖橋頭的扁擔、尼龍袋自然就沒了生意。

  還有一次，因採訪途中突遇雷陣雨，王志綱、謝金虎攔住一輛「的士」。在車上，司機談鋒甚健，他們見縫插針，就廣州出租汽車問題，窮追不捨。司機說：前些年，計程車剛發展時，由於車少人多，加之缺乏管理經驗，廣州計程車曾出現過拉遠不拉近、收外匯券不收人民幣和欺詐旅客等現象。但這一兩年不同了，計程車發展到近萬輛，競爭格外激烈，司機實行經濟承包，港客、外國客人數量有限，哪容你挑肥揀瘦?

  不知不覺，車到目的地，「2塊4毛錢！」司機關上計價器，掏出了發票，近兩公里路程，兩人共2．4元錢，服務還如此優良。值!

  當時廣州的出租汽車不僅價廉，而且服務質量在國內也是最好的。為什麼好?有人說得益於車多，有人說得益於社會監督制度，有人則歸功於出租汽車業搞了承包，司機同利益掛了鉤。

  王志綱則認為：「廣州出租汽車業乃至其他行業服務質量優於其他城市，得益於商品經濟較為充分的發展，得益於以等價交換原則為核心的商業道德得到了體現。這猶如一個蘋果，半生不熟時又澀又酸，熟透則芳香撲鼻，廣州是一個熟得最快的蘋果!」

  在廣州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中國大酒店，兩位青年記者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跳槽，而且是大批人跳槽，跳槽者又大多是有本事的人。酒店總經理、德國人卜格大感困惑，追究跳槽原因，跳槽者的回答很簡單：寧當小廟中的大和尚，不做大廟中的小和尚，在這裡幹得再好，弄個經理副職就到了頂，正職全是外資集團的人，沒什麼大的奔頭。最後一條理由是：工作實踐證明，我們完全勝任國際級酒店的工作。既然如此，我何不到有奔頭的小一點的酒店去干一番事業呢？就這樣，不到兩年，酒店陸續走了幾百個人。原以為自己是「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卜格感慨地說：看來酒店也得像鄧小平先生倡導的那樣，搞個第三梯隊啦!

  記者們認為，上述變化表明，廣州經濟已進入一個興旺發達、良性循環的階段，與此相適應，帶有封建主義痕跡的傳統觀念，諸如「從一而終」的嚴重依附心理，人分上下尊卑、職業分三教九流的意識都受到了衝擊。

  衝擊!衝擊!衝擊!王志綱、謝金虎在廣州到處都感受到這種外來的衝擊激發出來的內在活力。

  衝擊是刺激，是挑戰；它讓人驚惶，也讓人興奮；它也在傳遞著信息，使人明白，使人變得豐富。

  經過對種種事例與觀點的分析，王志綱歸納出這樣一個主題：廣州在對外開放的八年間，經受了三次衝擊。但是，記者最近的調查表明，廣州人不但勝利地經受住了這三次衝擊，而且從外來影響中汲取到許多有益的東西。人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在同世界的橫向比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樹立了一些過去在封閉狀態時所缺乏的有益的觀念。社會主義的廣州正更加生氣勃勃。這是對傳統思維方式的否定，也是對廣東的「否定之否定」。王志綱運用他研究過方法論的長處，把廣東改革開放的8年，作為一個對立統一的過程來觀察，這就避免了片面性與主觀性，給那些指責廣東「物質豐富，精神淪喪」的二元論者以有力的回答。

  6月初，奔赴各地的小分隊陸續返京，大家都在緊張地整理材料，準備匯報選題。「打擂台」一決高低的時候到了。每隊限定只講半小時，而從廣東「抱了個金娃娃」的王志綱卻如江河泄堤，滔滔不絕傾訴了兩個半小時……

  沒有一個人打斷他的介紹。新華社國內部主要領導、那位原先看不起「無名小輩」的負責人，激動得坐不住，連叫：抓到一條大魚了!全場的人都被這南方來的「衝擊波」沖得搖搖晃晃，連連感嘆：大題材、有氣魄。

  第二天，小分隊正式向新華社領導層作匯報。素有「激情社長」之稱的穆青，聽了王志綱的一小時演說之後，也興奮了起來，當場表態說：這個調查是成功的，記者進入了角色，鑽了進去，趕快寫出來，先發清樣。

  穆青強調：歷史責任感，是新華社記者必備的素質；調查研究功底，是確立歷史責任感的物質基礎。只有經常地、深入地調研，才能避免人云亦云、亂颳風等惡習，最終才能當好一個人民的記者。他充分肯定了小分隊這一形式的成功，「出成果、出機制、出人才」，同時也指出了要強化廣東分社的力量，報導要與廣東地區的重要性相稱。

  「穆青效應」的直接結果是，王志綱與謝金虎的廣州調查趕寫了內參，中央領導同志指示：修改後可以公開見報。隨後幾家中央級大報為爭取發表權而你搶我奪。而由於穆青支持了小分隊調查並強調了廣東分社的報導地位，又使得王志綱的命運在兩個月後發生了另一個重大轉變。

  8月2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題為《對外開放八年勇敢迎接挑戰——廣州經受三次衝擊更有生氣》的長篇報導，署名：新華社記者王志剛(一個月後王志剛才改為現名)、謝金虎。

  文章概括了廣州對外開放後出現的三次衝擊波：20世紀70年代末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衝擊」，1983年左右的「西方文化衝擊」，1985年前後的「唯利是圖思潮衝擊」。而結果是：資本主義物質文明誘惑力減少，西方庸俗文化的影響逐步削弱，唯利是圖的腐朽思潮漸居下風。

  《人民日報》為此配發了一篇激情洋溢的評論員文章——《在波浪衝擊中前行》：對外開放使我們從一個封閉的港灣中駛出，進入了世界文明波濤洶湧的海洋，陣陣浪潮撲面而來，形成了一次次衝擊波。

  在衝擊面前，我們的情況怎麼樣呢?廣州是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可謂首當其衝。記者從那裡帶來的材料，應該說是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它說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是經受得住外來衝擊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建立在沙灘上的，絕不會一衝就垮，它有足夠的內在活力來迎接一切挑戰。

  這種內在活力，只有在開放中才能激發出來，只有在經受衝擊中才能得以顯示。一方面，開放帶來衝擊；另一方面，開放又賦予我們以經受衝擊的力量。文章發表後，在社會上、在新聞界也產生了一股「衝擊波」。當時的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公開向新聞界發表談話，稱讚這一篇廣州調查「不但觀點抓得好，而且十分鮮明，材料豐富，說服力強。能從高處、大處著眼，全面地反映出廣州在對外開放八年間的基本面目……廣州一定能在波浪衝擊中繼續前行」。

  而當時的廣東省省長葉選平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也對「衝擊波」一文進行了肯定的評價。他對英國記者說：我介紹你看一篇近日各報都刊載過的文章，題目是《廣州經受三次衝擊更有生氣》，通過這篇報導，你能了解到，我們在實行開放和改革中得到了很多東西，但也碰到了不少問題。國內外三十多家報刊轉載《廣州經受三次衝擊更有生氣》，許多群眾來信稱讚這篇報導。

  一封讀者來信說：「《廣州經受三次衝擊更有生氣》以及評論員文章《在波浪衝擊中前行》是幾年來少見的好文章……有極為深刻的內涵，對我們目前如何對待改革、理解改革和如何改革均提出了有益的啟示。」

  另一封讀者來信說：「文章所表達的觀點既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又不是生硬的說教；既如實地揭示了矛盾，又指出了正確處理這些矛盾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廣州的經驗，對辦好經濟特區、對全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乃至兩個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衝擊波》發表的時候，王志綱已經回到內蒙分社，正在奔赴大興安嶺採訪的途中。他是在連夜搭乘的火車上聽到「新聞聯播」介紹他這篇文章的，此時，真是思緒萬千，感慨不已。

  幾年前，當新華社著名記者郭超人發表《歷史的審判》這篇宏文之時，剛從蘭大畢業的王志綱，在老岳父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說了一句：「郭超人能寫《歷史的審判》這種大稿子，我王志綱為何就不能寫《審判的歷史》這種大文章呢?」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三十已立，王志綱終於在全國一炮打響了。

  3個月的「小分隊」實踐，王志綱與謝金虎一共發表了4 000字以上的報導15篇，《衝擊波》獲當年新華社一等好稿，質量與數量「雙奪冠」。原先覺得與王志綱搭檔「吃了虧」的謝金虎，樂得嘴都合不攏，連連表示：找到你這個好搭檔，運氣!運氣!

  這是王志綱人生中的一次「奇襲白虎團」，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第一個夢想。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這樣回顧：人的潛力相當大，起碼我認為自己的潛力是很大的。若我繼續留在社科院，雖可成為那裡的佼佼者，但卻是在一個封閉的圈子裡；若我一直待在內蒙分社，雖能成為內蒙分社的好手，但在新華社系統卻只是一名小卒；而一旦讓我登上新華社這個大舞台，我照樣能成為一個佼佼者。這個佼佼者的層次和分量與前面就大不一樣了，故曰：志當存高遠!競爭目標應樹得遠大一些!

  感謝機遇為我提供了一個競爭的天地，在這個擂台上，我能隨時享受到擊敗對手的勝利喜悅，因為，我這個人天生就是一個不甘寂寞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