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的事業2
2024-10-14 04:05:51
作者: (德)托馬斯·曼
塞特姆布里尼想緩和一下氣氛,無奈他的嗓音仍激動得很厲害,因為他說,納夫塔先生,上帝知道為什麼,老是以一種目空一切的貴族老爺口吻談什麼「庸碌的資產者習氣」,好像那反面——誰都知道生活的那個反面是什麼——真的就是更高貴的一面似的,叫他實在受不了!
多麼時髦新鮮的詞彙!現在他們談到了高貴不高貴以及貴族的問題!由於天氣寒冷,問題又是那麼尖銳,漢斯·卡斯托普臉紅筋漲,氣衰力竭,一直在想自己剛才的表達方式是否明白易懂,是否太過冒失,腦子已是暈乎乎的。這時他卻又笨嘴拙舌地表白,死在他的想像中歷來就像一個裝得挺挺的西班牙領圈,或者說與禮服配套的「弒父者」,端莊氣派,而生卻相反,只是現代那種平平常常的小硬領……說到這裡,他自己大吃一驚,他怎麼竟像喝醉了酒或在做夢似的,講起話來如此不得要領,於是趕快聲明,他要講的不是這個。不過,在生活中是不是確實也有一種人,一種特別的人,你簡直就不能想像他們會死,原因就在於他們太平庸了!這意思是,他們太能幹,活得太帶勁兒,讓人覺得他們永遠不會死似的,仿佛他們就不配受到死的莊嚴祝福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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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特姆布里尼希望自己沒有估計錯,漢斯·卡斯托普講這種話只是想讓他來糾正自己。他講,在抵禦這類精神傳染病時,年輕人會發現他塞特姆布里尼永遠準備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漢斯·卡斯托普講「活得帶勁兒」?並且用一種輕蔑的口氣?如果換成另一個詞兒:「活得有價值!」——把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對他就會構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價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聯想,就會想到「值得愛的」[42]「可愛可親」「友好和睦」這些詞,因為它們的意義太相近了,簡直可以說只有對於生活真正有價值的才是值得愛的。對生活真正有價值的和值得愛的,這兩者加在一起,才構成我們稱為高貴的東西。
漢斯·卡斯托普認為有意思,很值得一聽。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動形象的理念,完全讓他服了。因為你想怎麼講,就可以怎麼講,例如,可以講生病是一種提高了的生命狀態,有了實在的可以捉摸的東西。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強調和突出了肉體的重要性,好像突然人退回或者退化為肉體,從而大大降低乃至於消滅了人的尊嚴,因為它把人貶低成了單純的物體。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極符合人性的,納夫塔立即反駁;須知是人就會生病。不錯,人從本質上講就是病態的,正是病態使他成為人;誰想使他變得健康,讓他與自然和解,讓他「返歸自然」——事實上他卻從來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盧梭信徒,諸如再生論者、生食素食者、露天生活者和行日光浴者在那兒一個勁兒搞的那些名堂,結果都只能變人為非人,變人為野獸……什麼叫人性?什麼叫高貴?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脫離自然,使這種自覺與自然對立的造物明顯地優越於其他所有的有機生命。也就是說,人的尊嚴和高貴存在於精神之中,疾病之中。一句話,他越是病得厲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比之健康的守護神,疾病的守護神更加富於人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位自稱人類之友的先生竟然閉眼不看這些基本的真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侈談進步,可又仿佛不知道,進步如果存在,就該歸功於疾病,也就是說,歸功於天才——天才正是疾病,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麼東西!他仿佛不知道,在所有時代,健康人都是靠著病人取得的成果活著的!有那麼一些人,他們自覺自愿地生病和發瘋,以便為人類獲取知識;這些通過瘋狂獲取的知識變成了健康,在當初的英勇犧牲之後,占有和享用知識和健康就不再以疾病和瘋狂為前提了。這真正是偉大的獻身,就像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啊哈,」漢斯·卡斯托普暗忖,「你原來並非正統的耶穌會教士,瞧你這些推論,瞧你對耶穌上十字架的詮釋!現在清楚了,你為什麼沒當上神父,(肺上)有浸潤點的病弱的耶穌會士!嗯,咆哮吧,雄獅!」他心裡想的是塞特姆布里尼。這一位也真的「咆哮」起來,稱納夫塔所主張的一切全是欺人之談,全是詭辯,只會造成世人頭腦的混亂。「您可敢講,」他衝著對手大聲吼道,「您可敢講,可敢以一個教育者認真負責的態度,對著富於可塑性的青年的耳朵直言不諱地講:精神即是疾病!真的,您這樣子將鼓起他們投奔精神的勇氣,爭取他們信仰精神!另一方面,您宣布疾病和死亡為高貴,健康和生存為鄙俗——這也是您敦促您的學生造福於人類最穩妥的方法!確實,罪過呀!」塞特姆布里尼像位騎士似的捍衛著健康和生命的尊嚴,自然所賦予的尊嚴,不需要為精神擔心的尊嚴。他喊出:形態!納夫塔便趾高氣揚地對之以:邏各斯[43]!可塞特姆布里尼不屑於知道什麼邏各斯,便說:「理性。」這時,邏各斯的崇奉者又以「激情」與之抗衡。真是亂七八糟,東拉西扯。「客體!」這個說;那個講:「自我!」臨了兒,甚至一方大談「文藝」,一方大講「批判」,不過翻來覆去談得最多的還是「自然」和「精神」,還是哪一個更高貴的問題,「更有貴族氣派的問題」。
然而,談過來爭過去,卻未理出任何頭緒,澄清任何問題,就連爭論雙方本身也是如此。因為一切不僅相互反對,還相互攪和;不止是對手之間彼此批駁,他們也經常自相矛盾。塞特姆布里尼對「批判」發出禮讚的次數夠多的了,但最後卻又將其反面——這就該是「文藝」啦——當作高貴原則加以肯定。納夫塔呢,不止一次充當「自然自覺」的捍衛者,反對塞特姆布里尼將自然貶斥為「愚蠢的力量」,純粹的既定事實;在它面前,理性和人類尊嚴不該自慚形穢,但同時又站在精神和「疾病」一邊,認為只有這兒才找得到高貴和人性。反之,塞特姆布里尼又變為自然和健康的辯護士,壓根兒想不到什麼解放。是的,在「客體」與「自我」的問題上也不見得好一點,簡直是同樣雜亂無章,而且程度更嚴重,以致誰也弄不清楚,兩人中哪個是虔誠的教士,那個是自由主義者。納夫塔正言厲色地禁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自詡為「個人主義者」,因為塞特姆布里尼否認上帝與自然之間存在矛盾,把人的問題,把個人內心的衝突,單單理解為個體與集體利益的衝突,堅持一種與生活緊密聯繫的資產者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認為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最終只是平平庸庸地追求有用有利,視道德立法為國家的要義;反之,他納夫塔則認為人自身的問題更多是在於感覺與超感覺之間的矛盾,只有那自由的和主體的人才代表真正的個人主義,神秘的個人主義。情況若確實如此,漢斯·卡斯托普想,那麼他對「匿名和集體性」又將如何解釋?——這只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例子。此外,他在寄宿學校曾與翁特爾佩廷格神父就黑格爾這位國家哲學家的天主教傾向,就「政治的」與「天主教的」這兩個概念的內在聯繫、就它們共同形成的客觀的範疇,都發表過一些驚人的見解,它們又做何解釋呢?統治術和教育,這不歷來都是納夫塔的教團之所長嗎?這是怎樣一種教育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無疑也算得上一位熱心的教育家,熱心得到了礙事和討厭的程度;可是,在苦行主義的蔑視自我的務實精神方面,他的那些原則簡直不可和納夫塔的同日而語。納夫塔相信絕對命令!鐵的紀律!強制!服從!恐怖!這可能不失其榮耀,可是對個人的尊嚴、價值卻毫不顧及。這就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和西班牙的羅耀拉的訓練規範,虔誠和嚴格得讓人流血。只存在一個問題:納夫塔究竟是如何認識到這血腥的必要性的呢?他不是自稱不相信任何純粹的知識和缺少前提的研究,簡言之,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客觀的、科學的真理嗎?對於塞特姆布里尼來說,追求真理卻意味著一切人性的最高準則。在這點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虔誠而又嚴謹;相反,納夫塔卻馬虎而無原則,把真理拉回到人自己身上,宣稱凡是對人有益的都是真理。這不簡直就是庸碌的資產者習氣和庸俗功利哲學,竟如此使真理服從人的利益?嚴格地講,鐵一般的客觀務實精神不多了,已摻和進更多的自由和主觀性,只是納夫塔不肯承認罷了。——與此情況完全一樣,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發過有關「政治」的高論,說什麼自由就是仁愛的法則。這顯然意味著讓自由受到約束,就像納夫塔讓真理也受到約束,受到人的約束一樣。於是乎,虔誠有餘,自由不足。可是就連這也只是一個暫時的區別,它在爭論過程中隨時都可能消失。唉,這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並不枉為一位文學家,也就是一位政治家的孫子和一位人文主義者的兒子。他對批判和婦女解放懷著崇高的信念,常在路上對年輕姑娘們哼歌曲;反之,尖刻、矮小的納夫塔卻受到嚴格的誓言的束縛。然而,納夫塔恰恰思想放肆,生活奢靡;另一位相反倒是位老道學,漢斯·卡斯托普想說。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害怕「絕對精神」,卻企圖把精神絕對地固定於民主進步;他驚訝像軍人一般的納夫塔信仰的隨意性,竟然將上帝與魔鬼、光明與惡行、天才與疾病混為一談,沒有價值定規,沒有理性批判,沒有意志。哦,究竟誰自由,誰虔誠,究竟什麼決定人真正的地位和國籍:是沉淪於吞噬和平衡一切的集團里,同時放蕩不羈和奉行苦修禁慾的這一位呢?還是自命為「批判的主體」,但在其身上輕浮放蕩與嚴格的資產者道德卻相互不斷干擾的那一位呢?唉,原則和側重確實不斷相互干擾,自相矛盾的情況多的是,這樣就使一個有教養和責任心的人感到異常困難,不止是難於在矛盾雙方之間判明是非,也難於分辨和理清各自的觀點,以致出現一個巨大的誘惑:乾脆一頭栽進納夫塔那「倫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去算啦。普遍的陣線交叉,敵我模糊,極大的思維紊亂,言語含混;漢斯·卡斯托普自認為,爭論雙方因此都心裡感到壓抑,不然就不會表現得如此勢不兩立。
一行人已走到上面的「山莊」。接著,三個住在裡面的人又送另外兩位到他們的小屋前,站在那兒的雪裡,任納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繼續爭論——從教育目的出發,漢斯·卡斯托普心裡明白,為了影響追求光明的青年的可塑性。對於費爾格先生來說,這一切,如他自己一再聲明的,都太高深了;而魏薩爾呢,自從結束了體罰和刑訊的話題以後,就表現得對討論漠不關心。漢斯·卡斯托普用手杖戳著雪地,思考著整個討論雜亂無章的問題。
終於,大伙兒分了手。總不能永遠站著,討論的內容無邊無涯。「山莊」的三位療養客重新踏上歸途,兩位勢不兩立的教育家卻不得不走進同一所小房,一個回他綢子包裹的安樂窩,一個回他有著寫字幾和水瓶的作家書齋。到家後,漢斯·卡斯托普跑到陽台上,耳朵里還充滿著兩軍對壘時響成一片的吶喊聲和兵器撞擊聲。這兩支大軍一支來自耶路撒冷,一支來自巴比倫,在兩面旗幟的指引下遭遇在一起,混戰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