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的事業

  列奧·納夫塔出生在離加里西亞與佛爾西尼亞交界處[36]不遠的一個小地方。他父親是當地的一名schochet，一個猶太教屠夫。列奧在談起他父親時總是懷著尊敬，顯然是感到自己與他出身的世界之間已經拉開了足夠的距離，說一點好話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何況，猶太屠夫跟作為手藝人和商販的基督教屠夫之間，還存在天壤之別哩。至於列奧的父親，情況更加特殊。他是一位公職人員，而且系教會性質。是拉比[37]在考察了他信仰的堅定性之後，才賦予他全權去按照摩西的法規，遵循猶太法典的章程，殺掉那些可以宰殺的畜生。據他兒子的描述，艾利亞·納夫塔長著一對像星星一般明亮的、炯炯有神的藍眼睛，本身就有某種莊重的祭師氣質，使人不由得想到在遠古時代，屠宰牲口這一行道事實上就是祭師們在干。列奧，小時候叫萊布，曾得到許可看他父親如何在院子裡完成其神聖的使命：他有一個壯實的僕人，一個年輕的猶太大力士做幫手；站在此人旁邊，蓄著金黃色絡腮鬍子的瘦削的艾利亞更顯得文弱纖細；牲口被捆往腳，鉗往嘴，卻沒有失去知覺。但見他父親揮起長長的屠刀，一下子深深刺進牲口的頸椎部位，僕人趕緊拿盆子去接噴涌而出的血，很快就接滿一盆又一盆。列奧在孩提時代目睹的這一幕，透過感性深入到他的本質，化作了生著一雙星眼的艾利亞之子的某種特有稟賦。他知道，基督教的屠夫總是按要求用木棒或斧頭先將牲口擊暈，然後再殺它們。他知道，之所以做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避免牲口受罪，避免太殘忍。他的父親呢，雖然比那些蠢驢斯文得多，還長著他們誰也沒有的星星般的藍眼睛，卻堅決按教規行事，給那仍然神志清醒的畜生狠狠一刀，讓它流盡鮮血，直至倒下。小萊布覺得，那些蠢笨的異教徒的方法只是出於心腸軟，帶有可饒恕的世俗的性質，不像他父親習用的方法那樣莊嚴無情，能表現對於神的敬畏。這樣一來，他想像中的虔誠便總與殘忍聯繫在一起，正像他目睹著噴涌的鮮血，鼻子嗅到血腥味兒，腦袋裡卻縈繞著神聖的宗教精神一般。因為他看得很清楚，他父親之所以選擇這個血腥的職業，不像那些身強力壯的基督教小伙子甚或他自己的猶太夥計那樣，是嗜殺成癖的緣故；相反，以他文弱的體質，完全是由於精神方面的原因，並且和他那雙星星般的藍眼睛有密切關係。

  艾利亞·納夫塔確實是位思想者，喜歡沉思默想，不止研究一般學問，而且還做經典的詮釋，因而常與拉比討論其中的字句，發生爭論的情況也不在少數。在當地，而且不止在他的教友中間，他算得上一位見多識廣的特殊人物——在宗教問題方面是這樣，在其他問題上亦如此，雖說還沒有達到十分使人疑懼的程度，卻已經超乎尋常。他身上帶著某個特異教派的味道，像獲得了神的信賴，跟巴爾-謝姆或查迪克一樣，是位異人，事實上他也真的治好了一個滿身膿瘡的婦女和一個瘋癲少年，僅用血和咒語。然而，正是他身上這一與他職業的血腥味不無關係的神秘色彩，使艾利亞·納夫塔遭了殃。在一次民眾暴動的狂潮中——起因是兩個基督教兒童不明不白地被殺害——他讓人殘酷地處死了：他被釘上十字架，然後吊在了自家被縱火焚燒的房子的大門上。他的妻子儘管害肺癆病臥床不起，還是帶著孩子、萊布和四個弟妹，哭天喊地地遠走他鄉，逃命去了。

  多虧艾利亞未雨綢繆，早有打算，遭到不幸的一家人還不是一貧如洗，得以到福拉爾貝格[38]的一個小鎮上落腳安身。在那兒的一家毛紡廠中，納夫塔太太找到了工作，直干到筋疲力盡，而大一點的孩子們則上了國民學校。可是，這樣的學校提供的精神食糧，只滿足得了列奧的弟妹們的水平和需要，對於他這個老大卻遠遠不夠。從自己母親身上，他得到了肺癆病的胚芽；從父親身上，除去纖弱的體態，他卻承繼了超乎尋常的聰穎和其他一些精神品質，使他心中早早地滋生出自命不凡的抱負，執著地追求著更高貴的生活方式，熱烈地渴望擺脫貧賤的出身環境，渴望著出人頭地。放學以後，十四五歲的列奧自己找來許多書讀，無定規地、急不可待地增長學識，提高領悟力。他所想所說的事情，常常令他病弱的母親驚嚇得仰起腦袋，把兩隻瘦骨嶙峋的手向老天伸去。在上宗教課時，他的氣質和他的答問引起了縣裡拉比的注意，這位虔誠而博學的人收他做了私塾弟子，教他希伯來語和古典語言，教他邏輯學，領他入數學之門，以滿足其求知慾。然而，這位好心人卻沒得到好報；時間越往後事情就越清楚，他在自己懷中養著一條毒蛇。就跟當年艾利亞·納夫塔一樣，列奧和他的拉比也合不來了：在師生之間常常發生神學或哲學爭論，而且越來越尖銳。年輕的列奧是如此固執倔強，吹毛求疵，動輒抬槓，而且詭辯起來咄咄逼人，誠實忠厚的老學究真是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最近，列奧好鑽牛角尖和抬槓的德行又帶上一點革命的色彩：他結識了一位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兒子以及這位群眾領袖本人，使他對政治熱衷起來，在他的邏輯學愛好中增添了一種社會批判傾向。他最近發表的一些言論，足以令珍視自己保皇立場的好拉比毛髮倒豎，師生二人的關係徹底破裂。簡單講，事情發展到列奧·納夫塔被他師父趕了出來，從此不准再跨進他書房的門檻。這個時候，他的母親拉赫爾·納夫塔正好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也是那個時候，就在他母親剛去世後不久，列奧認識了翁特爾佩廷格神父。十六歲的列奧坐在所謂瑪格萊特卡普園林中的一條長凳上，一個人孤零零的。那地方是鎮子西邊的一個山丘，在伊爾河畔，可以飽覽開闊的萊茵河谷的明媚風光。列奧坐在那兒，墮入了對自己命運和前途的冥思苦想，這時碰巧有一位叫作「晨星會」的耶穌會寄宿學校的教師來散步，坐到少年的旁邊，把帽子放到自己邊上，並在修士袍子底下蹺起二郎腿，開始讀他的祈禱書。讀了一會兒，兩人便交談起來，越談越投機；這樣就決定了列奧的命運。這位耶穌會士曾經是個雲遊四海的見多識廣的人，是位善於識人和抓人的熱心教育家，寒酸的猶太少年在回答他的問題時雖怨天尤人卻思路清晰，沒說幾句就讓他留意起來。他感覺出其中有一股受到壓抑的逼人的靈氣，進一步發現了淵博的知識和敏銳而邪惡的思維；這一切，跟年輕人寒磣的外表加在一起，只叫人更加驚異。他們談馬克思，列奧讀過他的《資本論》普及本。他們談到黑格爾，列奧也讀過足夠多的介紹黑格爾的書和他自己寫的書，要發表幾點關於黑格爾的獨到見解並非難事。不知是原本好發怪論呢，還是出於討好的動機，他稱黑格爾是一位「天主教的」思想家。神父笑吟吟地問這話怎麼解釋，須知，黑格爾作為普魯士的國家哲學家，應該算作地地道道的新教思想家才是啊。列奧·納夫塔答道，正是「國家哲學家」這個頭銜，有力地證明黑格爾是天主教的，儘管他這講法是信仰意義上的，而非教會教條意義上的。須知——納夫塔極喜歡用這個連接詞；這個詞在他嘴裡獲得了某種不容抗辯的、置敵於死地的氣勢；每當用上這個詞，他的眼睛總會在鏡片後邊放出光彩——須知，政治的概念與天主教的概念在心理學上是聯繫在一起的，它們構成同一個範疇，這個範疇包含著客觀的、實存的、行動的、有實現力的、影響著外在之物的一切。與其相對立的是靜觀的、產生自神秘主義的新教範疇。在耶穌會的理論中，天主教的政治精神和教育精神非常顯著；統治和教育，它們始終被這個教派視為自己的領地。他還提到歌德，說歌德紮根於虔信主義，無疑是個新教徒，卻有著強烈的天主教的一面；這多虧他的客觀主義精神和有為哲學。他說歌德曾為秘密懺悔辯解，作為教育者，差不多也是位耶穌會士。

  納夫塔講這些話，可能因為他真相信它們，也可能是覺得它們有意思，還可能是順著聽者的意思說。他作為一個窮光蛋，必須討好人家，必須多長心眼兒，知道怎樣對自己有利，怎樣對自己有害。可是，神父倒不怎麼關心他的話有多少真理價值，而是更注意他表現出的才智。談話繼續進行，耶穌會教士很快就對列奧·納夫塔的身世有了了解。這次邂逅結束時，翁特爾佩廷格對列奧·納夫塔發出了邀請，讓列奧去「晨星會」的寄宿學校找他。

  這樣，納夫塔便得到允許，踏上了「晨星會」的領地，那兒非凡的學術和社交氣氛，可以想像，早已使他心馳神往。還不止於此，事情的轉折帶給他一位新的老師和保護人，比起前一位來，他更器重納夫塔的品格，善於發揮他的長處。他是一位大師，由於見過世面，他的善良就其本質而言是冷漠的；納夫塔極其渴望能深入到這樣一位長者的生活圈子裡去。跟許多賦有靈氣的猶太人一樣，納夫塔由本能所決定，既是革命者又是貴族，既贊成社會主義，又做著也能過上足以自豪的、高貴的、少數人才能過的和有意義的生活的迷夢。在一位天主教的神學家面前，他情不自禁地做的第一番表白，雖說純粹是以分析比較的方式說出來的，卻是向羅馬教會獻媚。在他的感覺中，羅馬教會是一個既高貴又頗為精神化的力量，也就是反物質、反現實、反世俗的力量，歸根結底是革命的巨大力量。而且，他對羅馬教會的這種崇拜是真誠的，產生於他人格秉性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分析的，猶太民族以其現世的務實的精神，以其社會主義和政治智慧的傾向，自然地親近天主教精神，而對追求沉思默想和神秘主義的主觀感受的新教要疏遠得多——正因為如此，一個猶太教徒可以皈依天主教而不在精神上感到勉強；反之，一個新教徒要走這條路卻更加艱難。

  和自己先前教會的牧人決裂以後，納夫塔成了孤兒和離群的羔羊，心中充滿著對更加純淨的空氣，對他天生的稟賦使他有權去過的生活方式的嚮往。其時，他早已達到自立的年齡，急不可待地準備好改變信仰，這就省去了他的「發現者」所有的麻煩，不費吹灰之力便替自己的教會爭取到了這個靈魂，不，應該說這個非凡的頭腦。還在接受洗禮之前，納夫塔已通過神父，在寄宿學校找到了臨時的棲身之所，得到了滋養身心的食糧。他搬了過去，在離開他的弟妹時表現得一如精神貴族似的冷漠和無動於衷，任隨這些智力低下的人去承擔他們活該承擔的命運，去靠貧民救濟聊以為生。

  寄宿學校占地廣闊，房舍眾多，有在校學生近四百名，整個校園包括了幾片樹林、一塊牧場、六個運動場、一幢幢農場建築、一間間養奶牛的廄舍。學校在供給學生食宿的同時，還兼為模範農場、體育學校、研究院和繆斯神殿，因為在校內經常要演戲、開音樂會。這兒的生活同時是寺院性的和貴族化的。它既嚴謹又華貴，既快活又克制，既重精神又講究起居飲食，日程安排豐富多彩、一絲不苟，這一切都使納夫塔稱心如意，深感幸福。一日三餐，他都在寬敞的齋堂中享用著精美的菜飯。在那兒，規定要保持肅靜，就跟在校內的所有走廊上一樣；只不過在齋堂中央有一個高高的誦經台，一位年輕的高年級學生坐在上面朗讀經文，替進餐者解悶。納夫塔在課堂上學習熱情似火，儘管肺不好，下午在運動和遊戲時仍拼命充好漢。每天望早彌撒和星期日參加做神功，他的虔誠樣子必定都叫那些神父兼教師高興。還有納夫塔的社交情況，同樣令他們十分滿意。每逢節假日的下午，在享用了蛋糕和葡萄酒之後，他總穿著灰色和綠色的校服，襯著硬領，紮緊褲腳口，頭戴闊邊小帽，跟大伙兒一起排著整整齊齊的隊伍散步去。

  校方鑑於他的出身，是個新改宗的基督徒，對他個人的境況都給予寬容和照顧，納夫塔真是感激不盡。似乎沒任何人知道，他是免費進這所學校的。學校的規定讓同學們察覺不到，他事實上既沒有家，也沒有故鄉。一般說來，不允許讓家裡寄食品和零食來。要是仍舊有寄的，就拿出來分，納夫塔同樣得到一份。學校的世界主義性質，使得他的種族特徵一點也未顯露。這兒有些年輕的外國人，葡屬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人，看上去比他還更像「猶太佬」，於是乎，這個觀念便壓根兒不復存在。還有一位與納夫塔同時進校的衣索比亞王子，甚至是個長著一頭黑色捲髮的摩爾人，只不過氣質非常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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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演課上，他委婉地表達出學神學的心愿，為了取得有朝一日被吸收入教士團的資格。這樣做有了效果：他獲准從費用較低和生活較簡樸的「二等宿舍」，搬到了一等宿舍，卻仍然免費。從此，他吃飯有人伺候，住的寢室也一邊挨著西里西亞的封·哈布瓦爾與夏馬雷伯爵，另一邊挨著從莫德那[39]來的迪·朗果尼-桑塔克羅西侯爵。納夫塔以優異成績畢了業，謹守自己的誓言，學生生活一結束就遷進毗鄰的修道院，開始過試修士的生活，謙卑地伺候上帝，默默無聲地服從，潛心虔誠地修煉。從這樣的生活中，納夫塔獲得了無數與他狂熱的初衷相符的精神樂趣。

  在此期間，納夫塔的健康卻遭到了損害。倒不是試修士生活嚴格直接造成，因為身體並不缺乏營養，更主要在於心理精神因素。以他的聰明和機敏，試修士的課業對於他的天賦秉性正好適合，並且激勵它們更好地發揮。他將整個白晝和一部分夜晚，都花在了做神功上；他審視自己的良知，沉思默想，靜觀求索，不知不覺被自己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狂熱所左右，卷進了千萬個難題、矛盾和論爭之中無法解脫。納夫塔令自己的導師失望，雖然同時也使他懷著巨大的期望；他用自己詭辯的狂熱，用他缺少簡單明晰的推理的言辭，日復一日地折磨苦惱著他的導師。「那麼你又怎麼樣？」他眼鏡片閃閃發光地詰問。……神父被逼得沒法子，只好叫他去祈禱，以恢復內心的寧靜：「無論如何，你得靜下心來。」然而，他如果辦到了，這樣的「寧靜」就表現為他個人的生活徹底窒息，他變為一個純粹無生命的工具，一片精神墓園般的死寂，其外表特徵極其可怕，納夫塔本人雙目失神，對周圍一切瞅來瞅去，卻又對它們視而不見。這樣的「寧靜」他還是永遠別達到才好，它將毀掉納夫塔的身體。

  這些討厭的情況並沒影響指導者們對他的器重，說明他們確實是精神品格非凡的人。兩年試修屆滿，神父把納夫塔叫去，和他談話，批准他加入教士團。年輕的經院學者於是在隆重的典禮上被授予四個低等聖職，即看門者、輔祭者、誦經者和驅魔者的職司，並完成「普通的」宣誓儀式，將自己永遠許給了教會。隨後，他便被遣往荷蘭法爾肯堡的神學院深造。

  其時，納夫塔剛好二十歲；三年後，由於受對他有害的氣候的影響，加之用功過度，他從母親那兒遺傳來的肺病大大加重了，再待下去定有生命危險。一次咯血讓院方警覺起來，在熬過生死未卜的幾個星期以後，納夫塔馬馬虎虎算痊癒了，被學院遣返回原來的地方。在他曾經做學生的同一所學校里，他當上了年級主任，當上了人文學科和哲學學科學生以及教師的監視者。這原本也是照章辦事；只不過，一般人在幹這差使幾年後還得重新回神學院去，以便繼續完成長達七年的神學研究。可納夫塔兄弟不能這樣做了，他一直病體欠佳。醫生和校領導判定，當地空氣很好，管管學生，干點農活兒，對他來說暫時是適合的。這期間，納夫塔修士得到第一個比較高的聖職，有權在星期天做彌撒時參加唱《使徒行傳》中的聖詩了——可這個權利他卻無法行使，一則因為他完全是個音盲，再則他那病得喑啞的嗓音，也不大適合去唱歌。他呢，也就只停留在輔祭的職位上，沒有授副主祭的聖職，更別提主祭。這時，他又咯起血來，體溫也降不下去，只好由教團出錢讓他到山上長期療養，一養便養了六年——療養已說不上，勉強過著修士的清貧生活，收入微薄得很，只好在病童中學裡教教拉丁文，聊作補貼……

  這段身世以及其他進一步和詳細的情況，漢斯·卡斯托普都是在交談中聽納夫塔親口講的。他常去那用綢子包裹起來的小房間拜訪他，有時一個人，有時在同席的費爾格和魏薩爾陪伴下；這兩位也被他引薦給了納夫塔修士。除此而外，他在散步時也偶爾碰見納夫塔，便與他邊走邊聊，直送他回到「村」里。——也就是說，他了解納夫塔的身世全憑偶爾的機會，或者零零碎碎，一星半點，或者聽他前後連貫地講述。他認為不止自己對它們感興趣，還鼓勵費爾格和魏薩爾也好好注意聽，這兩位自然照辦。不過費爾格提了一下，對他來講一切高深的問題他都摸不著邊，因為只有這次患了肺病，才使他破天荒頭一回超出了人生的平庸常規；相反，魏薩爾卻喜形於色，他對一個貧賤出身的人交上好運感到欣喜，雖然此人看來暫時受了挫——總不能讓樹一直長到天上去呀——染上了和他一樣的疾病。

  漢斯·卡斯托普自己對納夫塔的停滯不前則感到惋惜，不禁想起酷愛榮譽的約阿希姆來，既為他驕傲，又為他擔心。約阿希姆以他的英雄氣概和艱苦努力，終於掙脫了貝倫斯顧問的堅韌羅網，逃奔到軍旗下去了。在漢斯·卡斯托普的想像中，他這會兒沒準兒左手正握著軍旗柄，舉著右手的三個指頭在宣誓吧。就像納夫塔在向漢斯·卡斯托普介紹他的教團時自己所說的，他也曾對一面軍旗宣誓效忠，也被接納到了這面軍旗之下。不過，他顯然不如約阿希姆忠於自己的旗幟，他的言談中有那麼多離經叛道的聯想發揮——自然，在聽這位從前的或者說未來的耶穌會神父談話時，作為平民與和平之子的漢斯·卡斯托普更堅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教士和少尉彼此都欣賞對方的職業和地位，因而引為知己。要知道他們都屬於戰士等級，這個是，那個也是，而且在多重意義上是如此：都既要求「苦行」又重視等級，既要求服從又重視榮譽。後者在納夫塔的教團中十分盛行，因為它也起源於西班牙，它的教規跟普魯士的腓特烈後來在自己步兵中頒布的軍規一樣，原本都是用西班牙語擬定的，難怪納夫塔在講述和說教時常常用一些西班牙語詞彙。例如他談到「兩面旗幟」，談到所謂「兩面旗幟」，在這兩面旗幟下聚集著兩支大軍，準備決一死戰：一面是地獄之旗，一面是教會之旗；在耶路撒冷，一切善良人的「總指揮」耶穌基督統率著教會大軍——而在巴比倫平原，鬼王撒旦則是另一支大軍的「主將」或者說首領……

  「晨星會」的寄宿學校不是儼然一所軍官學校嗎？學生們被編成了團和連，嚴格要求施行教會加軍隊的禮儀，可以說就是「硬襯領」與「西班牙花邊領圈」的中和吧。在約阿希姆那一行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的榮譽和出人頭地的觀念，在納夫塔的教團里同樣顯得多麼突出啊，漢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納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罷了!聽他講，他那教團全部由一些極有抱負的軍官組成，人人只有一個心愿，就是恪盡職守，出人頭地，用拉丁文講就叫「insignesesse」。根據耶穌會創始人和第一位將軍、西班牙神父羅耀拉定的教義和教規，他們比那些僅憑健康的理智行動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職責。而且還不止於此，他們要完成超過自己份額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說，他們不止要像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樣，好歹抵抗住肉體的暴動——「rebellionicarnis」，而且要與感官享樂，與愛自己和愛塵世的傾向做鬥爭，即便在那些被允許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為與敵人做鬥爭，「agerecontra」，亦即進攻，比只是自衛，比「resistere[40]」來得更有意義，更加光榮。削弱敵人，摧毀敵人!戰鬥規程中寫著。在這一點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羅耀拉，又和約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魯士的腓特烈的意見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戰鬥規程也是：「進攻!進攻!打得敵人屁滾尿流!進攻!」

  然而，在納夫塔的世界與約阿希姆的世界之間，最根本的共同點卻是它們對流血的態度。這是它們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在鮮血面前，不應該將手縮回去。在這一點上，它們作為世界、團體和等級，真是難分軒輊，完全一樣。對於一個平民來說，納夫塔講述中世紀那些窮兵黷武的僧侶值得聽一聽，講他們苦修禁慾，骨立形銷，然而滿懷對教會的權力的貪婪，為了迎接上帝之國，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統治的到來，不惜讓人類流血。納夫塔講到好鬥成性的教士，說他們認為在與異教徒的戰鬥中犧牲，比在床榻上壽終正寢更有價值，認為為了基督而被殺或者殺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無上的光榮。很好，塞特姆布里尼不在場!他要是聽見這些言論必定又會扮演街頭搖風琴藝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調來的——雖然對於反維也納的爭取民族獨立和文明的聖戰，他絕對不說一個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對他這種偏頗的熱情，納夫塔自然不免蔑視和嘲諷。至少，只要義大利人還熱衷於宣揚這樣的情感，納夫塔便會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義來對抗，說他樂意稱世界的每一個而不是單單某一個國家為祖國，並斬釘截鐵地重複一位叫尼克爾的教團將軍的話：對祖國的愛是「一場瘟疫，將確定無疑地導致基督之愛的死亡」。

  很顯然，是從禁慾苦行的觀點著眼，納夫塔才稱對祖國的愛是「一場瘟疫」，因為，苦行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有著無所不包的含義；在他看來，與苦行和上帝之國背道而馳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止對家庭和故鄉的眷戀是這樣，對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屬此列。當義大利人文主義者侈談和平與幸福的時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對他進行指責。對肉體的珍愛，喜歡肉體的舒適，都遭到他大肆非難。他不留情面地對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對生命和健康有一丁點兒重視，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為。

  一天，已經臨近聖誕節，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由這樣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場關於健康和疾病的大論戰，而且所有的人都參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納夫塔、漢斯·卡斯托普、費爾格和魏薩爾——全都有點兒頭昏腦熱，都因在嚴寒中行走和談話而激動，麻木不仁；沒有例外，全都有點兒哆嗦顫抖，不管他們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納夫塔似的積極參加辯論，還是多半在旁聽，只是偶爾插那麼一兩句話。總之，所有人全都興致勃勃，忘乎所以，常常走著走著就停下來，一群人又比又畫、七嘴八舌，忙忙乎乎擋住了去路，對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著圈子繞過他們，有的則同樣停住腳，豎起耳朵，驚奇地聽著他們天南地北地爭個沒完。

  論戰原本是由卡棱引起的，這位手指尖開了口的可憐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漢斯·卡斯托普對她病情的突然惡化和死一點也不知道；否則，他會以病友的身份去參加她的葬禮——何況他原本是喜歡葬禮的，他自己也承認。只是院裡的保密規定，他知道卡棱的去世已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經在那個有一座頂著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園子裡，被放平身體，永遠地安息了……漢斯·卡斯托普說了幾句表示哀悼的話，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談興，開始對他扶貧濟困的活動，對他去看萊拉·格恩格羅斯小姐，看無事忙羅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齊默爾曼太太，看那位「兩個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兒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納塔利亞太太等，大肆諷刺，最後還加上一句，說他很可惜那些珍貴的花，漢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們去討好這幫既無希望又可笑的渾蛋。漢斯·卡斯托普卻指出，這些受到他關照的人，除去納塔利亞太太和男孩特迪暫時不算，不全都死得很嚴肅嗎？塞特姆布里尼隨即反問，難道這就使他們變得可敬些了嗎？可漢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里尼所指的，還有所謂對苦難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里尼駁斥他，納夫塔便開始談起中世紀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舉，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狂熱行徑來：國王的女兒們親吻麻風病人惡臭的傷口，故意讓自己染上這種病，並稱自己身上長出的膿瘡為她們的玫瑰，還飲洗膿血的水，飲完後說從來沒什麼飲料比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里尼裝出要嘔吐的樣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聯想在生理上引起他噁心，他解釋說，更多的是在這種對於仁愛行為的理解中表現出來的變態狂悖心理，使他反胃。接著，他挺直身板，恢復樂天和莊重的神態，大談新時代人道主義扶病濟困的先進方式，談到戰勝瘟疫，談到以講衛生、進行社會改良以及發展醫藥科學等實際行動，去對抗人類的可怕災難。

  這類資產階級的可敬舉動，納夫塔回答，對他剛才提到的世紀都甚少補益，而且對兩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麼，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樣；後者之所以對前者表現溫柔敦厚，不是出於對他人的同情，而是為了自己靈魂得救。須知，通過成功的社會改良，健康人失去了為自己靈魂辯護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則被剝奪了神聖的地位。因此，為了兩部分人的利益，貧困和疾病應該長久存在；這樣的觀點將一直是正確的，只要可能堅持純宗教的立場。

  那是骯髒的立場，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是愚蠢的觀點，對這樣的觀點他幾乎不屑於駁斥。因為「神聖的地位」也罷，工程師跟著別人講的「基督教對苦難的敬重」也罷，統統都是謊言，都建立在欺騙、妄斷和心理錯覺上面。健康人同情生病的人，並將同情提高為敬重，是因為他簡直無法設想，要是換上自己該如何才能忍受那樣的苦難——這同情被嚴重地誇大了，跟病人毫無關係，只是一個思維和幻想的錯誤結果，表現在健康人把自己的體驗方式強加給了生病的人，仿佛後者也是一個不得不承受病人的痛苦的健康人似的——這完完全全是個錯覺。病人就是病人，有著病人的脾性和改變了的感受方式；疾病造就了病人，使他與它相安無事，誰也離不開誰；還有感知力的減弱、喪失、麻痹，以及自然的種種精神和道德的適應與緩解措施，都被健康人天真地忽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這兒山上的一幫肺病患者，都那麼輕浮，那麼愚蠢，那麼放蕩，那麼缺少恢復健康的誠意。簡單地講，只有那個敬重疾病的健康人自己病了，喪失了健康，他才會認識到，原來病人們自成一個等級，但絕不是體面的等級，而過去他自己對它是太認真了。

  這當口，安·卡·費爾格跳了出來，反對塞特姆布里尼對肺結核病的誹謗和污衊。怎麼，什麼話，對肺結核太認真了？感謝之至!請多原諒!他巨大的喉結和濃密的鬍子一上一下地蠕動著，表示不允許人家對他忍受的病痛做任何蔑視。他只是普通人，一個保險公司的旅行推銷員，一切高深的思想他都摸不著邊際——這樣的談話已經超出他的水平。可是，如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肺結核也扯進他所說的範圍里——這是個瀰漫著硫黃味兒的地獄，把靈魂折騰得臉青面黑、死去活來——那他必須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多包涵了。因為這裡絲毫談不上感受力的減弱、麻痹和想像的錯誤；那樣講是天底下最大最無恥的謊言，誰要不曾像他一樣親耳聽見，誰就不可能對它的卑鄙無恥有一個……

  哎喲喲，哎喲喲!塞特姆布里尼說。費爾格先生生病的時間越久，他的病痛也將越加了不起，最後簡直成了繞在他頭上的靈光。他塞特姆布里尼確實不大尊重那種要求得到讚賞的病人。他自己也生著病，而且不輕；但老實說，他反倒為此感到恥辱。再者，他講的話不是針對個人，而是做一般性的哲學探討；至於對病人和健康人在天性和感受方式上的不同，他發表的那些見解也有根有據，各位只要想想精神病，想想幻想狂，比如說吧，在他的同行者中如果有一位，就說工程師或者魏薩爾先生吧，他如果今天傍晚在一個屋角上看見自己已經過世的父親，看見老人家目不轉睛地望著他，和他說話，這對作為當事者的先生來講無論如何是件可怖的事，是一次極度令人震驚以至於神經錯亂的經歷，準保會使他馬上離開房間，去要求接受精神治療。難道不是這樣嗎？然而好笑就好笑在，你們兩位根本不可能出這種事兒，因為你們是精神健康的人。可要是你們碰見了，那你們就不健康，就有了病，就不會像健康人似的做出反應，就是說不會驚恐不安地逃出房間，而會處之泰然，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並且跟那幻影交談起來，就像幻想狂患者常做的一樣；認為他們這時也會產生健康人似的恐懼，正是沒患病的人容易產生的想當然的錯誤。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講屋角上的父親時既滑稽又繪聲繪色，大伙兒都忍不住笑了起來，連費爾格也不例外，雖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對他的可怕病痛表現輕蔑，使他覺得深受侮辱。義大利作家呢，卻利用大家的好情緒，繼續探討和闡述幻想狂患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所有病人都不值得尊重的論點。這種人，他說，放任自己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據他有時候去參觀瘋人院所見，他們常常原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為。每當有一位醫生或生人出現在門口，幻想狂患者多半馬上會停止裝鬼臉，停止自言自語和嘟嘟嚷嚷，而是表現得規規矩矩，一直要等到不再有人觀察他了，才又發作起來。要知道，在很多情況下，他無疑是在裝瘋賣傻，要麼以此逃避巨大的苦悶，要麼作為軟弱的天性抵禦過分沉重的命運打擊的保護措施；像這樣一個弱者，是不會有勇氣神志清醒地承受命運的打擊的。如上所說，任何人都可以去試一試；他，塞特姆布里尼，僅僅用他的目光，僅僅以毫不含糊的理性的姿態去對付他們的胡言亂語，就使好些瘋人至少是暫時神志清醒了……

  漢斯·卡斯托普發誓說，剛才塞特姆布里尼講的情況他每一字每一句都相信。這時，納夫塔冷笑一聲道，如果他能想像出塞特姆布里尼是怎麼笑嘻嘻地以不屈不撓的理性去正視那些瘋子，那麼他也能理解，這些可憐蟲將怎麼不得不振作起來，乖乖兒恢復神志，因為他們自然會感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現是個極值得歡迎的消遣……不過，納夫塔他也參觀過一些瘋人院，能想起曾在瘋人院的一座「重患者樓」里待過。在那兒，他見到了一些場面和情景，對他們，我親愛的主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充滿理性的目光和富有震懾力的影響，恐怕是毫無作用的：但丁《地獄篇》中描寫的場景，令人恐怖而又難受的荒誕畫面，瘋人們赤條條地蹲在水裡，擺著各式各樣恐怖和僵硬麻木的姿勢，有的大哭大叫，有的高舉著胳膊，大張著嘴巴，發出一陣陣狂笑，全都摻和著地獄的氣味……

  「啊哈。」費爾格先生說道，隨後又突然閉住嘴巴，險些笑了起來。

  簡言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面對那「不安之樓」里的情景，只好把他無情的教育理論統統收拾起來，納夫塔繼續說，倒是基督教對它們表現的敬畏，是一種更合乎人道的反應，而傲慢的理性道德說教則不然，只有我們這兒這位天馬行空的太陽騎士和所羅門王的攝政，才愛用它去對付癲狂。

  漢斯·卡斯托普沒工夫細想納夫塔加給塞特姆布里尼的新頭銜是什麼意思。他匆匆決定，一有機會就提出根本性的問題。可是，眼下進行著的討論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住了；因為納夫塔正在深刻地分析人文主義者的一般傾向，認為是這些傾向決定了他們推崇健康，而儘可能地貶低和誹謗疾病——不過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採取的同一立場中，卻表現出了某種值得注意乃至讚賞的忘我精神，因為他自己也是位肺病患者。但是，他的態度儘管光明磊落，卻並不因此變得正確了一點兒。它產生的根源在於對肉體的尊重和崇拜；這種尊重和崇拜，只有在肉體尚處於上帝創造世界時的原始狀態，才可能是正確的，可現在事實上肉體已經處於墮落狀態。須知，肉體初創時是不朽的，後來因犯原罪而敗壞了天性，終致遭受唾棄和厭惡，成為一具會死亡和腐爛的軀殼，不啻是靈魂的監獄和囚籠，正如聖伊格納提烏斯說的，只能喚起我們的羞愧和迷惘之情罷了，羞愧和迷惘之情。

  人文主義者普羅提努斯也曾表達過這種感情，眾所周知，漢斯·卡斯托普高聲插話道。可塞特姆布里尼將胳膊往腦頂上一甩，要求他別混淆不同的觀點，最好還是悄悄待著聽人家講。

  接著，納夫塔指出，基督教中世紀對肉體苦難表示的敬畏，乃產生於對肉體疾患的外在表現的肯定。因為身體的膿瘡不止使人對其本身的敗壞沉淪一目了然，而且也以一種令人頭腦清醒和精神滿足的方式，暗示著靈魂一樣會腐敗淪落——反之，身強力壯卻是一個使人誤入歧途的欺侮良知的假象，人最好用摧毀病痛的辦法將這假象消除。誰能拯救我，使我脫離這死亡的軀體？這是神靈的呼聲，也永遠是人類的呼聲。

  不，這是黑夜的呼聲，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動地指出，是一個理性和人性的太陽不曾照臨的世界的呼聲。是的，他本人儘管體弱多病，卻保持著精神的健康和純潔，以便在肉體問題上好好地給納夫塔教士以駁斥，並且拿靈魂開開心。說到興頭上，他竟將人的身體抬高為上帝的真正的廟堂。納夫塔反唇相譏，稱這肌體只不過是隔在我們人類與永恆之間的一道帘子。這又引起塞特姆布里尼的異議，要求納夫塔從此永遠別再濫用「人類」這個詞。

  一行人凍得臉上面無表情，光著腦袋，穿著橡膠套鞋一會兒踩在撒了炭灰、使人行道比平時高出一截的雪殼子上沙沙作響，一會兒又像犁地一樣，行進在車路上疏鬆而厚實的積雪裡，在身後留下道道深溝。塞特姆布里尼穿著冬大衣，海狸皮的領子和袖口有些地方脫了毛，顯得挺寒磣，好在他知道怎樣穿它而不失體面。納夫塔的黑大衣長齊腳背，扣子一直扣到脖根下，只是以皮毛做襯裡而外邊絲毫不露痕跡。兩人爭論著那些原則，大有勢不兩立之勢，但講話時面孔常常不是朝著對手，而是朝著漢斯·卡斯托普，正在發言的一位總是向他闡明自己的看法，充其量不過朝真正的對手歪一歪腦袋，或者用拇指指一指。他們把卡斯托普夾在中間，他腦袋便不住地轉來轉去，一會兒對這個表示贊成，一會兒對那個表示同意，或者停下來仰面朝天，戴著山羊皮手套的手比畫著，發表一點自然還極不成熟的觀點。至於費爾格和魏薩爾，他們倆則總是圍著三個人轉，時而在他們前邊，時而在他們後邊，時而又和他們走成一排，直至過往行人再次將他們的陣線打亂。

  受了插話的影響，爭論一下子轉到更實在的題目上，眾人的情緒也隨之高漲起來，先後談到了火葬、體罰、刑訊和死刑的問題。提出體罰來談的是斐迪南·魏薩爾；照漢斯·卡斯托普看，由他來做這個動議再合適不過。一點不使人感到意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高嗓門，以維護人的尊嚴為理由，從教育的觀點乃至司法的觀點兩個方面，反對體罰這種野蠻行徑——同樣不使人感到意外，卻由於冷酷放肆過了分而令人驚訝，納夫塔又出來替體罰塗脂抹粉。依他的看法，在這兒胡謅什麼人類的尊嚴實屬荒謬，因為我們真正的尊嚴存在於精神中，而不存在於肉體裡；人的心靈太過分傾向於從肉體中去吸取整個生命之樂，給肉體一些疼痛因而就成了絕對值得提倡的手段，用它可以敗壞感官享樂的胃口，就像將樂趣從肉體中趕出來，讓它回到精神中去，以便精神重新取得統治地位。把笞刑指責為尤其可鄙的手段，是很愚蠢的。聖女伊莉莎白就讓她的懺悔神父——馬爾堡的康拉德抽打得鮮血淋漓，結果「她的靈魂」，便如傳說中講的，「興奮起來，一直到開始第三次合唱」；她自己也鞭打過一個窮老婆子，就因老人在懺悔時打瞌睡。還有一些教團和教派的成員乃至一般的信仰誠篤者，他們為增加內心對精神原則的信念而自己對自己施以鞭笞，你當真敢講這是野蠻的、不人道的嗎？一些自詡高貴的國家以立法的形式取締了體罰，有人相信這是真正的進步；其實這信念越是堅定不移，就越加滑稽可笑。

  嗯，漢斯·卡斯托普認為，到此已絕對可以肯定，在肉體與精神這一對矛盾中，肉體無疑體現著邪惡的、魔鬼的方面……哈哈，只是體現，因為當肉體還保持著自然本性——自然的本性時，它也不壞!——而當其本性與精神和理性相反，徹底變壞了以後，肉體就是邪惡的了，要是容許他不惴自己教養和知識的淺鄙斗膽地說的話。基於這個觀點，給肉體以相應的對待，對它實行紀律的強制，就順理成章。這種強制手段，要是容許他斗膽地講，也同樣可以稱為邪惡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是身體虛弱而未能去巴塞隆納出席世界進步大會嗎？要是當時他身邊有一位聖女伊莉莎白就好啦……

  大伙兒一齊笑了起來。義大利作家眼看就要發火，漢斯·卡斯托普趕緊開始講他自己挨打的故事：在他念的那所人文中學裡，低年級還部分地施行體罰，因此班上總備有馬鞭在那裡；儘管考慮到他的社會出身，老師沒親自動手，讓班上一個有力氣的大個子同學把他揍了一頓；那有彈性的棍兒抽在他大腿和僅僅穿著薄襪子的小腿肚上，痛得鑽心、要命，叫人永遠忘不了，簡直難以想像。一陣劇烈的抽泣，憤怒和屈辱的眼淚——請魏薩爾先生千萬原諒我用這個詞[41]——便奪眶而出。難怪漢斯·卡斯托普曾在書上讀到過，在監獄中受笞刑時，就連最強壯死硬的殺人越貨的盜匪也會號啕大哭，跟小孩兒似的。

  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用套在脫毛的皮袖筒中的雙手蒙住臉，納夫塔卻以一位政治家的冷峻問道，除了用鞭子和棍子，用這些與監獄絕對般配的東西，還能用別的什麼辦法去制伏那些桀驁不馴的罪犯呢？一所施行人道主義的監獄從美學上講不倫不類，是妥協折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儘管口口聲聲講美，卻根本不懂得美，至於說到學校教育嘛，納夫塔講，那些想把體罰排除出去的人所謂的人類尊嚴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植根於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時代的自由個人主義，植根於自我的開明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正趨於滅亡，正讓位於一些新興的更堅強的社會思想，讓位於約束、制服、強迫和服從的思想。遵循這些思想，沒有神聖的殘忍精神不行；而對於體罰，人們便得另眼相看。

  「於是便有了死屍般的盲從一說!」塞特姆布里尼譏諷道。納夫塔馬上回敬他，說既然上帝為了懲罰肉體的罪孽而讓它可恥地腐爛，那麼對同一個肉體施以鞭笞，最終也算不上大逆不道吧。——由此，話頭馬上轉到了屍體火化問題上。

  塞特姆布里尼贊成火化。這樣可以免除腐爛的恥辱，他高興地說。人類出於功利目的和其他理念的動機，正打算消除它。他聲稱正參加籌備一個討論火葬問題的國際會議，會址看來多半會選在瑞典。計劃要展出一座參照以往所有經驗設計的模範火葬場，連帶著還有骨灰陳放館；屆時可望受到多方面的啟發和鼓舞，毫無疑問。土葬這種辦法真是太陳舊太過時了——在現代的環境條件下!城市擴張!大量吞食土地的墓園!飛漲的地價!不得不使用現代交通手段使葬禮合理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對這一切都知之甚詳，言之鑿鑿。他特別嘲笑那種老鰥夫，還學他們彎腰駝背地每天去亡妻墳前的樣子，說是去那兒和她談談知心話。這樣的老古董該首先享用可貴的生命財富，好好度過自己所剩無多的光陰才是。再說，現代化大公墓里人挨著人，對於他們思念故舊的悠悠情懷，不也很煞風景嗎？讓烈焰來消滅屍體，這是多麼乾淨衛生，多麼莊嚴高尚，比起任它自行腐爛和蛆蟲咬噬的可悲結局來，簡直可以說是富有英雄氣概!是啊，使用這種新的方法，心靈——人對永久存在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滿足。因為在火中消失了的，原本就是那些變化著的東西，那些人體裡尚在出生前就處於新陳代謝狀態的成分；至於另一些很少參加新陳代謝而不變地陪伴著人一輩子的成分，能經住火燒，也就變成了骨灰。因此，活著的人搜集收藏骨灰，就等於將故去親人身體裡永不泯滅的一部分珍藏起來了。

  「妙!」納夫塔道。啊，太好了，太好了。人身上永不泯滅的一部分，骨灰!

  哦，那還用說。塞特姆布里尼打算抓住人類對生物學事實的非理性態度不放。他指的是那些原始信仰的階段，那時候死是一種恐怖，始終被令人戰慄的神秘氣氛包圍著，因此人不能用理性的清醒目光去審視這一自然現象。有多野蠻啊!對死的恐懼發源於文明程度極低的時代，那時人通常都死於暴力；而事實上這樣的橫死總帶著可怖的性質，久而久之，人一想到死，自然就感到害怕。可是，隨著健康科學越來越發達，個人的安全越來越有保障，自然死亡便成為常事；而對於一個勞動者來說，在辛勤一生之後想到永久地安息更一點不覺可怕，倒認為是正常的，值得歡迎的了。不，死既非可怖的事，也非殉難犧牲；死純粹是一種合乎理性的、生理學上必然的和值得歡迎的現象。不過再沒完沒了地討論這個問題，將是對生命的剝奪。也正因為如此，在那座模範火化場和附屬的骨灰館也即「死亡館」的旁邊，還計劃建一座「生命館」，在這「生命館」中將融建築、繪畫、雕塑、音樂和詩歌藝術於一爐，以便引導繼續活下去的人們的意識離開死的體驗，離開默默無聲的憂傷和無所作為的哀怨，回到生的享受中去……

  「迫及不待地!」納夫塔挖苦道，「不然，他們對死就殷勤過了分，對那個簡單事實的敬畏就過了頭。當然了，沒有這個簡單的事實，恐怕壓根兒就既不存在建築，也不存在繪畫，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樂以及詩歌吧!」

  「他為入伍而當了逃兵。」漢斯·卡斯托普像在做夢似的說。

  「您的話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師。」塞特姆布里尼回敬卡斯托普，「暴露出您腦子有毛病。對死的體驗歸根結底必須是對生的體驗，不然就活見鬼。」

  「在『生命館』里是否會裝飾一些淫樂的象徵，像古時候的棺柩上那樣？」漢斯·卡斯托普問得一本正經。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納夫塔語氣肯定地說。要以古典主義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現人體這罪惡之軀。人家已使它免於腐爛，毫不足怪，因為人家純粹出於溫柔體貼，甚至連用鞭子抽它也不讓……

  這時魏薩爾又突然提出刑訊來，他那尊容就活像一個在受刑的人。令人難堪的審訊——不知道幾位對它怎麼想。他，斐迪南·魏薩爾，總是喜歡利用去各地辦事的機會，到那些古蹟名勝中參觀曾經以審訊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隱秘角落。他見過紐倫堡的刑訊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訊室，為了長見識，在室內很好地觀察過。確實，為了靈魂的緣故，在這些地方對肉體很不客氣，而且用了些別出心裁的方法。甚至於叫也不讓叫，硬把一隻梨子塞進犯人張大的嘴裡；這隻聞名遐邇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麼美味——所以接下來再怎麼幹怎麼使勁兒都靜悄悄的……

  「卑鄙。」塞特姆布里尼喃喃著。

  費爾格也發表了意見，既稱讚梨子，也稱讚靜靜的幹勁兒。他認為，至少那時候還沒誰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意兒。

  這是替他治病!

  靈魂麻痹了，正義遭到破壞，一樣容許人暫時拋開同情心。再說，刑訊還是理性進步的結果。

  納夫塔先生大概神經不正常吧。

  誰說!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位文學家，所以對中世紀的司法史顯然不甚了了。事實上，那是個不斷理性化的過程，也就是講，漸漸地，基於理性考慮，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為人們發現，強者總是獲勝，即使他並不在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式的懷疑者和批評家利用了這一發現，努力使古老簡單的司法程序為宗教裁判所取代；為了捍衛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干預，而是想方設法使被告吐露真情。沒有口供，不能判決——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間都聽得見：本能根深蒂固，取證的鏈條即使再嚴密，缺少自供的判決仍然使人覺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種種單純的跡象，種種純粹的嫌疑之後，再查出真情？一個隱諱和拒絕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該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腦？他的靈魂既然是邪惡的，你就別無他法，只得轉而對付他的肉體，肉體實實在在地摸得著。於是乎，刑訊作為不可缺少的取得供詞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採用了。若問要求實行並且真的開始使用重視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誰，那便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如此說來，他也是刑訊逼供的倡導者。

  義大利作家請其他先生千萬別相信納夫塔的話。那純屬魔鬼開的玩笑。要是情況真的完全像納夫塔胡謅的那樣，要是理性真是刑訊逼供的始作俑者，那也只是證明，它在所有時代都是多麼苦於缺少支持，多麼迫切需要啟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們沒理由擔心地球上什麼時候理性會太多!只不過適才發言的那位說錯了。恐怖司法的發明權算不到理性的帳上，只須考慮它的根子乃是對地獄的迷信這個事實就夠了。先生們最好去參觀一下博物館和刑訊室：那些挾、抻、絞、燒等種種刑罰，顯然都出自一種幼稚而痴迷的幻想，出自一種誠惶誠恐地模仿彼岸世界的地獄情狀的願望。這且不說，人們這樣做還自以為是要幫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憐的靈魂是拼命要懺悔的，就是肉體作為惡的原則極力違抗它的意願。於是人們自信為了他好，就必須用酷刑來迫使肉體屈服。苦行主義的愚妄……

  那些古羅馬人是否也沉溺於此呢？

  古羅馬人？鬼話!

  當初，他們不也知道刑訊成為司法手段了嗎？

  邏輯上的尷尬……為了打圓場，漢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張，好像引導談話的方向是他的職司所在，提出了死刑問題來討論。刑訊儘管廢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辦法叫被告服輸認罪。但死刑看來將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開化的那些民族仍堅持保留著它。法國人企圖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慘痛的教訓。當局簡直不知道除去砍掉他們的腦袋，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有效地處治那些「人形禽獸」。

  他們不是「人形禽獸」，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糾正說，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師，以及發言者本身一樣的人——只是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會的犧牲品。他講到一個重罪犯人，一個殺死許多人的兇手，屬於檢察官們在最後的公訴狀中習慣地稱為「獸性的」或「人形禽獸」一類的人。這個人卻在牢房的四壁寫滿了詩句，而且寫得很不壞，這些詩句比起他的檢察官們偶爾心血來潮的創作不知要好多少倍。

  這說明文藝是件有點特殊的事，納夫塔反駁道。除去這點，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講的情況毫無意義。

  漢斯·卡斯托普說他估計對了，納夫塔先生贊成保留死刑。在他看來，納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樣也是革命者，只不過是保守意義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說，世界將會認真對待這種反人道的革命。納夫塔先生在對文藝表示過懷疑之後，該坦率談談他這革命是連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採用的吧。用這樣的極端主義，不可能爭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個以取締所有文明國家死刑為目標的國際聯盟，不久前剛剛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該聯盟成員。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尚待確定；不過人類可以相信，屆時大會的發言者都會有足夠的論據武裝自己!他當即便引了幾條論據，諸如誤判誤殺的可能性總是存在，永遠也不應放棄犯人會改惡從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至引經據典，論證一個國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著眼於使人變得高貴善良的話，那就不該以惡對惡。他先從科學的決定論出發，抨擊了「罪」的概念，然後否定了「懲罰」這個概念的合理性。

  緊接著，「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見，納夫塔如何一條一條地扭斷塞特姆布里尼的論據的脖子。他嘲笑這位人道主義朋友對鮮血的恐懼和對生命的尊重，認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只屬於那些最平靜無風的資產階級時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動的情況下，一旦有某種超出「安全」考慮的考慮，也就是非個人和超個人的思想起了作用——這本是唯一符合人類尊嚴，在更高的意義上講因而也是正常的狀態——那麼任何時候都不但會毫不猶豫地為更高的思想犧牲個體生命，而且還將要求個人志願地為這種思想鋌而走險。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仁慈嘛，他說，只會導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嚴峻的因素，只會閹割生命，連他那所謂科學的決定論也只能起這樣的作用。可真實的情況是，「罪」這個概念並未因為有了決定論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並且變得更令人不寒而慄。

  說得不壞。他是不是要求社會的不幸犧牲者老老實實地感覺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場並非無辜呢？

  不錯，罪犯自然會全身心滲透著犯罪意識。因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願意成為別樣的人；而這正是罪惡的本性。納夫塔先生將罪惡與功勳的概念，從經驗範疇提升到了形而上的範疇。他說，在行為和行動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決定作用，無自由可言，但存在中顯然有自由。人正好是他想要成為的那個樣子，而且至死不會改變；他正是「為他的生」而樂於殺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為償還，這並不過分。他希望死，因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滿足？

  最大的。

  大伙兒全都無言以對。漢斯·卡斯托普輕聲咳嗽兩聲，魏薩爾把下巴撇到一邊，費爾格先生連聲嘆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溫文爾雅地指出：

  「大家看見了，有人就是這樣拿他個人的情況去推論世人。請問，您能從殺人中得到滿足吧？」

  「這與您毫不相干。不過，我真要這麼幹了，我將當面嗤笑那個無知的人道主義者，他竟願意餵我豆子湯直至我死。讓殺人者比被殺者活得更久，這毫無意義。他們兩人分享和共同保守著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將他倆聯繫在一起；換一種類似的情況，兩人還一樣，只不過一個忍耐，另一個行動罷了。他倆應該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認，他缺少理解這種死亡與兇殺的神秘主義的器官，也不稀罕有這樣的器官。他毫不懷疑納夫塔先生的神學天才——在這方面他無疑望塵莫及，不過卻聲明自己並不羨慕。一種無法克服的潔癖，使他遠遠避開剛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說的那種敬重苦難的環境。在那兒，顯然不止對肉體的苦難是如此，對靈魂的也一樣，簡單地講，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錢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榮耀無比。

  納夫塔證實，德行和健康確實不是虔誠的狀態。如果弄清楚了信仰與理性和道德根本沒任何關係，他說，那就收穫不小。須知，他補充說，信仰與生活毫無牽連。生活所依賴的條件和基礎，一部分屬於認識的範疇，一部分屬於道德的範疇。前者系時間、空間和目的，後者指倫理和理性。所有這一切對於信仰來說不止是異已的和無意義的，而且是敵對的；須知，正是它們構成了生命存在，構成了所謂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絕對的反面，而且是絕對天才的反面。說到天才，他納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認天才在生活領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種樂天知命的資產者，他們氣魄宏大的市儈之風，他們出類拔萃的庸人習氣，不可否認，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為我們發現，他們那麼倒背著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活脫脫成了無信仰的化身。

  漢斯·卡斯托普像位教書先生似的舉起食指。他說，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開罪；不過這兒顯然談到了進步，談到了人類的進步，也就是在一定意義上談到了有教養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對此他認為，生活與信仰之間的差異，抑或如納夫塔先生可能想說的矛盾，都可以歸究到時間與永恆的矛盾上去。因為進步只存在於時間之中；在永恆里不存在進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辯論。在永恆里，人可以閉著眼睛不動腦筋，一切全憑上帝安排。說得籠統一點兒，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區分。

  他表達方式的幼稚還不十分堪慮，塞特姆布里尼說，更可慮的是他害怕衝突，因而向魔鬼讓步妥協。

  嗯，關於魔鬼，一年多以前他們，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他漢斯·卡斯托普，已經討論過了。「哦，撒旦!哦，叛逆!」他又到底向怎樣的魔鬼讓步妥協了呢？是那個反叛者、勞動者和批判者呢，還是另外一個？真是危險到了極點——右邊是一個魔鬼，左邊也是一個魔鬼，叫他怎麼穿過去呢!

  以這樣的方式，納夫塔講，並沒有將事情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期盼的那樣講清楚。他世界觀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將上帝和魔鬼說成兩個不同的人或者原則，把「生活」擺到他們中間去作為爭論的對象，而且嚴格按照中世紀的模式。實際上呢，兩者對待生活，對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對待倫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持反對意見——作為一種由他們共同體現的原則。

  「好一盤令人作嘔的大雜燴!」塞特姆布里尼大聲呵斥。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一切全攪和在一起!沒有判斷!沒有意志!但有譴責該受譴責的東西的能力!納夫塔先生是否知道，他在青年耳朵邊將上帝與魔鬼混為一談，並假雜亂無章的二位一體之名否定倫理的原則，他這麼做結果到底否定了什麼？他否定了價值——否定了任何價值判斷本身——說來叫人噁心!太妙啦，不再有善惡之分，只有一個倫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也不存在各有其批判價值的個體，只存在包容一切、平衡一切的整體，只存在整體裡神秘的沉淪。個人……

  有意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自詡為個人主義者!真要這樣，他就必須了解道德與幸福之間的區別；可遺憾的是，我們的光明派信徒和一元論者先生並非這樣。只要愚蠢地將生活當作目的本身，不再追問除此還有沒有意義和目的，那起主導作用的就只是種屬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就只是脊椎動物的道德觀，而並非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單單寓於信仰和神秘的範疇內，寓於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謂的「倫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道德究竟是什麼，企圖是什麼呢？它與生活緊緊相連，也就是說，僅僅有用罷了，連可憐巴巴的一點兒英雄氣概都沒有。它之存在只為了人能長壽、多福、富貴、健康，如此而已。這種理性和勞動的庸人哲學就是他所謂的倫理道德；相反，納夫塔卻要大膽地堅持所謂的粗鄙庸碌的資產者習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