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約 拿[43]2

  新的摩根國際公司趕走了老雇員，而由謝潑德·普爾領導的一批更富有經驗的摩根史坦利人員來經營這家公司。他們正趕上歐洲債券興盛時期。一旦摩根史坦利擺脫了作繭自縛的做法，發現了外面的世界，它在巴黎便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為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鋼鐵公司、伊思特曼·柯達、德士古、美國菸草公司、普羅克特和甘布爾、阿莫科等等一大批企業融資。巴黎業務的憂鬱氣氛消失了，並超越了所有對手。到1975年，它每年可發行50億美元的證券。

  創建了摩根國際公司以後，摩根的集團利益更直接地涉足海外證券交易。摩根財團又不聲不響地融為一體，儘管這是一種鬆散的夥伴關係。摩根擔保公司對巴黎業務的參與比較被動，僅是其掌握的眾多少數股份之一，而且，小約翰·邁耶主要視之為一種避免將歐洲業務客戶轉給大通銀行或第一國民城市銀行的途徑。儘管摩根國際公司有其局限性，但它畢竟代表了部分地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在華爾街23號，摩根擔保銀行由於將巴黎業務控制權拱手送給摩根史坦利而痛心疾首。摩根史坦利的人認為摩根擔保銀行從來就不曾履行諾言，介紹原有的客戶，而摩根擔保銀行則認為自己將摩根史坦利送出國門後並未得到充分的感激（令人驚駭的是，摩根財團內部互相之間總是這麼敏感）。對摩根史坦利而言，這是個轉折點，在歐洲已有了至關重要的立足點，並輪流向巴黎派送稱為「左輪槍手」的輪訓人員，以獲取國際業務經驗。摩根史坦利自豪地將其除澳大利亞以外的所有海外發行的證券均打上新的摩根國際公司的招牌。那時，摩根擔保銀行還不曾醒悟，不知道它正在扶植一個競爭對手，或者說不知道到80年代這將是一家與摩根抗爭的投資銀行。

  摩根擔保銀行還是自己保留了一塊歐洲業務。1968年，它在布魯塞爾開設了名為「歐洲清算」的最大的歐洲證券清算系統，這也是第一個對市場實行自動化管理的清算系統。一開始，這一系統遭到了各歐洲銀行偏執而強有力的抵制。這些銀行認為它們的內部機密會因此而泄露給摩根財團。而實際上，「歐洲清算」的聰明之處並不在此，而在於其極為有利可圖。交易商留在系統里的錢可貸給其他系統成員，借款人可用他們的歐洲證券作抵押。摩根史坦利從未被邀請加入布魯塞爾業務。摩根各銀行之間的集團利益總是集團自利。一旦一家銀行發掘了寶藏，總是把它藏起來，不讓其他摩根兄弟知道。所以，在這一時期，摩根各銀行之間的合作，與其說是把它們拉到一起，不如說是最終把它們拆開，使它們互相猜疑，相互譴責對方在耍兩面手法。它們的關係最終發展到家族積怨所特有的仇恨。

  日本這個國家造成了摩根擔保銀行和摩根史坦利之間最為持久的摩擦。除歐洲和北美洲外，各國財長總是認為各摩根公司實際上都密切隸屬於摩根財團。這一誤解在日本最甚，因為日本有其自己的財團，這些財團都是圍繞核心銀行組織起來的。摩根擔保銀行的傑克·洛克倫回憶說：「日本報紙每次報導我們，都稱我們為控制通用汽車和美國鋼鐵公司的『摩根財團』。」(47)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由於日本從其慘敗中緩慢復甦，這個問題似乎一直停留在學術界。1949年，東京證券交易所重新開張，這一事件影響不大，只是區域性的。在美統期間，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根據美國做法改革了日本金融，甚至還授權頒布了一項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相類似的65條款，將銀行業務與證券業務分離開來。麥克阿瑟將軍想分化財團，消除它們的力量。這些財團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主宰著日本，並且與軍方勾結征服東亞。一段時間，日本各銀行都改用占領區的中立名字。美國人撤走後，三菱、住友以及其他銀行又返用傳統名字。日本被占領期間，有4家美國銀行建立了分行為軍人服務，包括國民城市銀行、美洲銀行、大通銀行和製造商銀行。在允許美國運通公司經營旅行支票業務後，日本大藏省不再允許外國金融滲透，「竹帘子」垂落下來。

  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停止了債務償付。50年代初，日本經濟復甦，因而想以償還摩根兩筆舊債而重新樹立其完美無瑕的信貸聲譽。這兩筆舊債就是1923年的地震貸款和1930年的金本位貸款。日本人吹牛說他們有兩千年不欠帳的歷史，並舉辦了一個盛大儀式，表明已恢復償債並與摩根重修舊好。1951年，日本與美國簽訂和平協議，此後，一位大藏省官員來到華爾街23號，說：「我來兌現我的簽字。」(48)在史密斯-巴尼和銀行家信託公司的幫助下，日本全額償清債務，裕仁天皇還為兩位史密斯-巴尼的官員授了勳章。

  J.P.摩根公司一直以自己在日本出類拔萃的地位而引以為榮。這家銀行總是津津樂道於裕仁天皇為傑克·摩根、湯姆·拉蒙特和拉塞爾·萊芬韋爾所授的勳章。但在50年代，這家銀行傾其有限的資金，都投在英國和法國，無法與日本重建特殊關係。在與擔保銀行合併後，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擔保銀行是日本政府和電業債券的主要受託人，也是許多日本銀行家在華爾街的培訓基地。這些銀行家照抄擔保銀行的單證格式，把它們帶回日本，用於自己的銀行業務。

  這兩家銀行做日本生意還有另一個有利條件——它們實際上壟斷了「美國證券托存收據」業務，這是早在1927年由銀行家信託公司發明的。美國證券托存收據使得美國投資者在美國購買外國股票幾乎沒有什麼麻煩。實際上，他們購買的是存放在外國銀行保險庫中的股票的收據。協作的美國銀行把股息轉成美元，免去了投資者外匯兌換的麻煩。1960年，摩根擔保銀行的美國證券托存收據業務的傳播者里吉斯·莫克斯利訪問日本，宣傳這一業務的好處。日本大藏省擔心這一業務會削弱國家對資金的控制，只是謹慎地同意索尼公司做這一業務。這也是該項業務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日本股。後來，野村證券公司的董事長田淵節也說：「如果說日本金融市場國際化有一個里程碑的話，那就是1961年索尼在美國發行美國證券托存收據。」(49)

  自從施瓦布事件後，摩根擔保銀行很長時間未涉足海外市場，現在卻又像上次那樣無意間引發了日本國內市場的怒火。美國證券托存收據業務要求摩根財團在紐約發行可交易的票證時，須指定一家外國銀行保留實際股份。莫克斯利天真地想在日本各銀行間民主地普及這個業務，並試探讓東京銀行作為索尼美國證券托存收據業務的監護人。他沒有認識到索尼的主要銀行三井對這種侵蝕其領地的做法十分反感。一個三井代表團怒氣沖沖地來到摩根門前，抗議這一嚴重違反常規的行為。摩根擔保銀行的鮑伯·溫聲稱：「他們差點要了我的腦袋。」當這家銀行向東芝、日立及富士鋼鐵公司發行美國托存票證時，沒有重犯這個錯誤。

  在60年代，摩根擔保銀行決定鑽過「竹帘子」，將其辦事處升格為日本分行，這在當時是極其困難的事。摩根史坦利對日本的態度就是一大障礙。摩根史坦利將絕大多數海外業務局限於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和義大利這樣的「久經考驗」的西方客戶。摩根史坦利被美國客戶捧慣壞了，它和摩根擔保公司不一樣，對國外市場的態度比較矛盾。使問題更為複雜的是，摩根史坦利的幾位合伙人還是老軍人，公開對日本表示敵意。50年代，這種態度還無所謂，因為日本當時仍然貧窮，從世界銀行大量舉債。然而，到50年代末，世界銀行行長尤金·布萊克告訴兩位日本大藏省的代表說，日本經濟已經復甦，從世界銀行畢業了，日本應該自己到華爾街尋找貸款。當他們問及該見見什麼銀行時，行長給了一份世界銀行募資說明書。完全出於巧合，第一波士頓銀行和摩根史坦利排在最前面。

  當時，日本正在準備為東京市發行債券。日本人先拜訪了第一波士頓，印象非常深，因此接受這家銀行擔任聯合主幹行。日本期望在摩根史坦利受到同樣的禮遇，心想難道摩根財團不是日本的忠實朋友嗎？但是，日本人卻被冷冰冰地毫不客氣地回絕了。摩根擔保銀行的洛克倫說：「大藏省的元老們真的是震驚了。」(50)洛克倫當時不得不為華爾街23號處理這一不愉快事件的後果。

  為什麼摩根史坦利狂傲地拒絕日本呢？這包含了生意盤算和排外情緒這兩方面的因素。摩根史坦利仍堅持一種堅定不移的政策，即證券發行的經營要麼獨攬，要麼不干。這種勢利狂妄的做法油水甚豐，這家公司可獨吞所有的管理費。日本人盲目地冒冒失失撞進來，並不知道由於他們草率地首先接受了第一波士頓銀行，使得摩根史坦利無法再介入，否則就要觸犯它自己的戒規。但摩根史坦利對世界銀行做過唯一的例外，這無疑對日本有誤導作用。

  為什麼不再做一次例外呢？曾是摩根史坦利合伙人的亞歷山大·湯姆林遜解釋說：「給世界銀行融資要比給一個戰敗國融資風光得多。日本人不了解這個問題對我們而言有多麼敏感：參與過戰爭的合伙人對與日本做生意不感興趣，而且年長些的合伙人對襲擊珍珠港事件很反感，他們認為自己與日本的私人關係受到了傷害。」(51)此外，在西方人的眼裡，日本似乎只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強者，而非羽翼豐滿的工業強國。60年代初，日本緊隨印度，是第二大負債國。

  無論業務角度合理性如何，摩根史坦利的決定還是帶有微妙的種族歧視色彩，因為類似的反對從沒有阻止該公司與義大利或德國做生意。一位前合伙人譏諷地說：「德國人有點改邪歸正了，似乎所有的納粹都被清洗了。」當時，摩根史坦利的一個合伙人就可以投票反對一項重大決定。有一個合伙人曾是戰鬥機飛行員，他做了一次煽動性的愛國演說，引用了裕仁、偷襲珍珠港事件、出售戰爭債券等等事實。時至今日，佩里·霍爾對這一決定終無悔意：「即使現在，我也不會與日本人做生意。」(52)儘管年輕的合伙人認為老傢伙們都是一幫頑固不化的笨蛋，老傢伙們也毫不動搖自己的立場。

  這種不妥協的態度給J.P.摩根公司帶來了大麻煩，因為該公司當時力爭從日本大藏省拿到一大筆資金。由於擔心摩根史坦利羞辱日本從而產生不良後果，J.P.摩根公司國際部的負責人約翰·邁耶與他的密友、負責摩根史坦利海外業務的高級合伙人約翰·揚進行了冗長而怒氣沖沖的對話。1964年9月東京會議後，這一問題對摩根擔保銀行變得尤為緊迫。摩根擔保銀行董事老史蒂夫·比克特爾和他的朋友、前德國軍管司令盧修斯·克萊上將一起說服邁耶，力爭開設東京分行。比克特爾說，東京正成為世界信息之都，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公司也計劃在東京開設辦事處——這一直是使得摩根人步其後塵的強大誘惑。摩根的戰略計劃是在世界上的主要市場建立分行，結束以歐洲為中心的一邊倒現象。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摩根決定開設日本分行。

  當時的日本遠比今天封閉得多，而且沒有一個官僚願意沾染上准入摩根財團這樣的政治污點。日本政府認為外國銀行已經夠多的了，批准更多的外國銀行進入是極其敏感的問題。1965年，曾在硫磺島和沖繩打過仗的湯姆·蓋茨首先向日本外相水田稻男申請分行許可證。即使跟日本人打交道，蓋茨仍然是不拘禮儀，單刀直入地要求成立一家分行。這次會晤遠遠沒有解決什麼問題，只是開始了一場漫長而抑鬱的鬥爭。日本人讓摩根卑躬屈節達29個月之久，足以補償日本對該銀行的點頭哈腰和低三下四。日本大藏省定下兩條規矩：摩根不能與美國大使館商談此事（此點可以遵守），也不能和某個律師商談此事（此點不能接受）。有時會談好像是耐力比賽，日本人煞費苦心地用聳肩、嘆氣等方式暗示種種無名的困難。

  一開始，摩根派了許多使者以及主管國際業務的小約翰·邁耶參加會談。邁耶後來於1969年接任蓋茨成為摩根擔保銀行董事長，是戰後該銀行董事長中最嚴厲和不具幽默感的一位，他魁梧而剛毅，圓腦禿頂，眉毛又寬又濃，日本人認為這是偉大的武士精神的標誌。當他帶著戒備神情，莫測高深地吸菸斗的時候，很少面帶微笑。他記憶力強，經驗豐富，總是顯得比別人超前幾步，因而他工作的細緻和全面在摩根傳為佳話。他1927年開始在擔保公司工作，至今仍能隱隱約約記得40年前的鐵路債券的細節。

  與風度翩翩的亨利·亞歷山大和湯姆·蓋茨不同，邁耶讓下屬覺得不安。他從富蘭克林·迪拉諾·羅斯福那裡借來了一個法寶：儘管他事先知道誰幹得最好，他還是把同一份活讓不同的人干。他總是裝著同意某個年輕銀行職員對一筆巨額貸款的判斷，而後看著他為此而輾轉不安。他對細節了如指掌，沒人能比得上他。但是，有的同僚認為這種做法有反作用。一位曾與他共事的人說：「即使是一份有關提供給愛爾蘭的金額小至900萬美元的信貸報告，他也從頭至尾讀得一字不漏。」

  邁耶使摩根財團嚴守秘密和小心謹慎的作風更進一步。儘管熟知政壇動靜，他卻是摩根董事長中最不願拋頭露面的。他一直關注世界金融信息，與接替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瑟·伯恩斯親密無間，兩人每星期日都進行電話長談。一位崇拜他的前同僚說：「邁耶應該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他是一個真正的有內涵的人，不動聲色而頗具影響力。」邁耶在位期間，摩根銀行不再在華爾街起著顯眼的領先作用，而對其前任們來說，充當領導是順理成章的。

  邁耶體力超凡，他心中的東京快樂周末就是爬富士山，而且比日本人還有耐力。每次邁耶在紐約問東京的洛克倫需要什麼東西，洛克倫總是拍回電報說：「耐心，耐心，耐心。」(53)耐心終於得到了報償：摩根擔保銀行成為1952年以來第一家獲准在日本開設分行、穿破「竹帘子」的美國銀行。

  在衝破日本封鎖線的過程中，摩根談判代表意外地受益於歷史。大藏省的許多老人仍記得湯姆·拉蒙特，而且也記得一位命運多舛的美麗藝妓，這就更有幫助了。1904年，傑克·摩根的侄子喬治·摩根住在橫濱，收集日本藝術品，與加滕由紀結婚。喬治的朋友告訴記者：「我認為與他結為伉儷的年輕女子出自一個良好家庭。」但喬治真的是贖回了一個年輕藝妓的契約。(54)他們在紐波特和長島度蜜月的時候，由紀·摩根被摩根家族所排斥，這對夫婦最後只好定居巴黎。喬治1915年死於西班牙，他妻子繼承了財產。

  由紀的信託基金由J.P.摩根管理，該公司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辦法給她付款。戰後，亨利·亞歷山大作為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委員會的副主席訪問科隆，他找到了由紀的下落，不僅付給她所有的利息，而且連複利也一同支付。後來，由紀遷回京都，她告訴鄰居：「摩根永遠值得信賴。」(55)

  1969年3月24日，摩根東京分行終於開張了，由紀在京都的一個鄰居趕來存入她一生的積蓄800萬日元（這時，由紀已去世），她被友善地告知摩根不是儲蓄銀行。有一部以由紀生平為素材的音樂劇也增加了她的知名度，該劇描寫她被贖出來嫁給喬治·摩根時，仍在戀慕著一位年輕學生。摩根談判代表在東京周旋的時候，沉穩的官僚們常常會轉而問起由紀·摩根。摩根的洛克倫解釋說：「日本人很容易動感情，40歲以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故事。」(56)

  摩根箭筒里的另一支箭是樺山愛輔。在戰前他是樺山伯爵，曾陪同湯姆·拉蒙特和弗洛倫斯·拉蒙特訪問東京，在30年代幫助拉蒙特建立一家情報局。美統期間，他不得不放棄他的頭銜，而現今是傑出的摩根顧問，受僱於新摩根分行，他只提供建議而不做枯燥無味的辛苦的具體工作。即使沒有頭銜，他那貴族身份也廣為人知，可以約見任何人，上至裕仁天皇。

  在其追求建立東京分行的努力中，摩根財團還有一個最後武器，一位國籍不明的人。他叫杉山覺，又叫戴維·菲利普斯。50年代，一位叫約翰·菲利普斯的美國教授在日本的美國空軍部隊工作，結識了《朝日新聞》社的杉山先生，後者想讓他兒子受美國教育（當時，受美國教育的人在日本很吃香）。菲利普斯收養了這個男孩，重新洗禮，起名為戴維·菲利普斯。戴維在加利福尼亞的長灘與菲利普斯一家生活了13年。他每天都學日語，從伯克利大學畢業後，到紐約摩根擔保公司的證券交易部工作。後來，移民及歸化管理局對戴維的收養問題提出質疑並威脅將他驅逐出境；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據理力爭也無濟於事。所以，1964年戴維·菲利普斯（杉山覺）被送往東京辦事處任摩根代表。

  菲利普斯的被驅逐在摩根王國內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他出任辦事處代表後，很快就被人發覺在為摩根設立分行一事進行秘密遊說。他說：「由於我的日本面孔，日本報界從來也沒有想到為什麼我總是出入大藏省。」(57)儘管沒有受過真正的銀行培訓，他卻善於尋求新業務，而且樂於深夜走訪東京的主要商業區銀座。他是個完美無缺的摩根混血兒——受兩種文化的徹底薰陶，並且能流利地使用兩種語言，穿著考究而昂貴的衣服，佩戴翻邊袖口鏈扣，口銜「登喜路」雪茄。

  菲利普斯的出現幫助摩根擔保公司解決了摩根史坦利問題。為了消除日本人對摩根銀行任何殘存的疑慮，約翰·邁耶一直催促摩根史坦利的約翰·揚開設一個日本辦事處。美國實行資本管制後，摩根史坦利必須到世界各地為其客戶尋求資金，而此時日本已強大得不容忽視。1970年，摩根史坦利同意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情況下開設東京辦事處：辦公地點毗鄰世界銀行東京聯絡處，戴維·菲利普斯擔任辦事處代表。摩根擔保公司答應了上述要求。

  菲利普斯在摩根史坦利的工作非常出色，1977年成為第一位非白種人常務董事。他總是讓新客戶感到驚訝。摩根史坦利的鮑伯·格林希爾說：「我有幾次與戴維一起參加會見，你能看到的就是難題迎刃而解。」(58)菲利普斯從日立、三菱、日本興業銀行和新日本制鐵株式會社那裡都拿到了生意。索尼公司的一筆生意競爭極為激烈，以至於有消息說，高盛公司都請求亨利·基辛格與索尼董事長鞠田愛子說情，可是他卻能從索尼爭取到一大筆私募生意。儘管摩根擔保銀行的人十分崇拜菲利普斯，但有時也感到吃驚，因為他們發現他在利用人們對摩根「財團」原來那種混亂概念。比如，摩根擔保銀行曾為日本一家醫藥公司武田製藥發行一筆可轉換歐洲債券，而老武田死後，他的兒子讓摩根史坦利發行債券，想以此報答老朋友。摩根擔保銀行的人認為，戴維·菲利普斯從來不曾澄清這一誤解。

  摩根擔保銀行新分行的業務盈利極高，貸款的借貸差額盈利很大。該銀行向美國在日本的跨國公司發行日元貸款，向日立、東芝、新日本制鐵株式會社、本田及日本電話電報等日本公司提供美元貸款。這兩家摩根公司均瞄準了三菱集團，該集團重點是造船和重工業，與摩根煙囪為主的業務正好吻合。而摩根銀行戰前的如意夥伴、負責提供衣服及其他軍需的三井公司，在停戰後日子就沒有這麼好過了。

  做日本業務之所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為向日本公司提供的美元貸款均由日本銀行提供擔保。1976年，日本第三大貿易公司安宅公司投資的一家紐芬蘭精煉廠因虧損而告破產，當時摩根在該公司還有一筆未償貸款。那天早上，鮑伯·溫一聽到這個消息就給國際業務部主任劉易·普雷斯頓打電話，他說：「劉易，看來你在日本第一次賠錢了！」但是，就在當天，日本銀行就介入並命令安宅公司的主要銀行——住友銀行解救該公司。當天下午，溫不無驚訝地又給普雷斯頓打電話，說日本方面要償還那筆未投保的貸款。「他們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幹？」普雷斯頓百思不得其解地問。溫答曰：「他們從政府那兒得到了進軍的命令。」(59)在日本這個銀行家的樂園，摩根擔保公司不斷擴大其貸款的國別限額。從不曾有人為開設日本分行所經歷的馬拉松式的艱苦磨難而後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