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約 拿[43]
2024-10-10 23:03:13
作者: (美)羅恩·徹諾
20世紀50年代末,似乎J.P.摩根公司的榮耀已經逝去,如同羅斯柴爾德和巴林公司所經歷過的那樣,這個名字帶上了一個令人敬仰但又有點過時的光環:一個銀行王國似乎終於衰落,走到盡頭了。摩根銀行家們仍死抱著批發業務的程式不放,而競爭已經把銀行業務推向大眾。像國民城市及大通這樣的大型商業銀行也開始狠抓消費者存款,進軍購物中心,吸引艾森豪時代的新生郊區中產階級。銀行家信託公司曾堅持帳戶最低額為5000美元,但最終還是取消了這一規定並做起小額零星業務。
是亨利·克萊·亞歷山大把摩根從被人遺忘卻又自視清高的境地解救出來。亨利於1955年接替喬治·惠特尼成為董事長。儘管他們倆對銀行業務的實質有某種共識,但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惠特尼是東海岸貴族,而亞歷山大,正如當時銀行的公關官員吉姆·布魯格回憶,「有南方人的隨和雅度,他談吐自如,對工作全神貫注,充滿熱情——額發零亂,一派好萊塢的英俊氣度」。(1)惠特尼和亞歷山大都非常英俊瀟灑,以至於他們出現在公共場合的時候,女人們一直沿街巷窮追不捨。
亨利·亞歷山大差不多是50年代華爾街最有名的銀行家。他的照片曾被刊登在《時代周刊》的封面,他的個人魅力部分得益於摩根財團的形象。作為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一名年輕律師,他曾在奈氏「死亡販子」聽證會期間替傑克·摩根辯護。傑克曾說過:「我喜歡那個年輕人。」這幾個字確保了亞歷山大福星高照。1938年聖誕前夕,傑克邀請他成為繼佩科拉聽證會後的第一位新合伙人。「考慮一下吧,」傑克說,「咱們一個月後再談。」(2)亞歷山大對於當摩根合伙人還是戴維斯-波爾克公司合伙人著實進行了痛苦的思想鬥爭。他的一位律師同事對他說:「你拿到了兩副『同花順』的牌,必須二者取其一。」(3)他選擇了摩根並為該銀行組建成公司做法律工作。他是拉蒙特也是惠特尼的門徒。拉蒙特認為他早慧而機敏,惠特尼則說:「亨利能力過人。」(4)
像拉蒙特一樣,亞歷山大的好身材也是天生的,具有與生俱來的雅致。高挑的個兒,捲髮,瘦削的下頦,還時不時在西服上衣的口袋裡裝綴著手帕,頭戴翹邊禮帽,使得他更加風度翩翩。而實際上,他是田納西州默夫里斯伯勒人,父親是穀物及飼料商。他讀過公立高中、范德比爾特大學和耶魯法學院,他在一個死氣沉沉的南部法庭里消磨時光的時候,第一次學到法律知識。他有政治家的才能,一次,訪問田納西州,他與一位做騾子買賣的農民交談,後來這個農民說:「他是我遇到過的最友善的騾子商。」(5)
亞歷山大表現出自相矛盾的形象。他自稱生來就是傑克遜式的民主黨人,而加入的卻是共和黨。他贊成健全而正統的財政政策——同樣也贊成減稅,以刺激增長。他是衛理公會教徒,妻子(曾是鮑爾斯公司的模特兒)是聖公會教徒,因而他總是說:「在市里我是衛理公會教徒,在全國我則是聖公會教徒。」(6)這使得人們對他的身份疑惑不解。亞歷山大諳熟保密技巧,從不提及客戶姓名,有一次他令人難以忍受地、拐彎抹角地告訴記者:客戶數字「比一萬的二分之一要多」。(7)
亞歷山大改變了摩根銀行傲慢的形象。他乘一葉小舟泛波,開一輛雪佛萊客貨兩用轎車,而且購買現成的製衣。當時,由於美國各大財團均向眾多石油公司和軍火商的根據地——南部和西部轉移,有一位帶南部口音的董事長是很有用的,他可以鼓動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以及摩根銀行長期以來尚未開發的其他一些地區的生意。亞歷山大拉老鄉關係幹得棒極了。他有時像玉米餅似的,窩窩囊囊,閃爍其辭,實際上卻是真正的世故圓滑。他常對不少公司的經理們說:「如果你們決定借點錢,我希望別忘了你們在華爾街23號的老鄉。」(8)如此機智的措辭已掩蓋了事實真相,那就是摩根銀行急需擴展新業務。
在艾森豪連任期間,摩根銀行與白宮交往甚密。1956年3月初,艾克在斟酌是否讓理察·尼克森繼續當副總統。當時謠言四起,盛傳他要罷免尼克森,尼克森也準備宣告退休。艾森豪把此事列為「男士晚宴」的一項議題,並邀請喬治·惠特尼參加。惠特尼建議艾克選擇克里斯琴·赫脫為搭檔,他比尼克森年紀大且閱歷豐富。在後來的一封信中,他又說,尼克森可以進一步修煉,將來當個共和黨的高層領導人——這是很圓滑地讓尼克森靠邊站的策略。總統在他標有「私信、保密」字樣的回信中對這一提議予以認同,但又無可奈何地加了一句:「(政治家們的)態度似乎是採取目前最順應民意的措施。」(9)
亨利·亞歷山大在白宮十分受歡迎,新聞界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艾克的銀行家」。儘管亞歷山大是摩根歷史上最注重國內業務的董事長——他在20年代國外貸款熱之後才加入摩根,而且從未在國外生活過,但是他把摩根和英國認同的形象完全國際化了。這在蘇伊士運河事件期間特別明顯。1956年7月26日,埃及總理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第二天,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爵士通知艾森豪,英國正在起草應急軍事計劃以收回運河。11月初,英國、法國和以色列入侵了埃及,這使艾森豪和他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感到非常震驚。
蘇伊士事件使大西洋聯盟四分五裂,摩根財團為此大傷腦筋,並力圖挽回美國對英國的支持。12月7日,亨利·亞歷山大以少有的雄辯口才在芝加哥企業家俱樂部發表演說,把納賽爾描繪成一個「攪亂阿拉伯世界的吞吐火焰、口念咒語的惡魔」。他還強調蘇聯企圖通過與納賽爾聯合控制中東石油,以達到扼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的。亞歷山大建議:美國以往曾將其保護範圍擴大到雅典、土耳其和遠東,現如今在中東也可以推行這種做法。在結束演講的時候,他力主美國與大英帝國、法國恢復「對話關係」。他說:「我們必須維護我們的聯盟,他們是我們防禦的核心力量,是阻擋共產主義洪流的閘門。」(10)
喬治·惠特尼向來克制自己,不去利用他與艾森豪的關係,這種謙卑的態度提高了他的可信度。但是,1956年12月26日,他一反常態,給艾克寫了一封嚴肅的信,直截了當地建議對納賽爾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到一定的時候,必須要有人明確告訴他(納賽爾)如何以特定的方式下台,並承擔由此可能引起的風險。很可能你已經這麼做了;如果還沒有做,我覺得你肯定會做的。如果不採取行動,風險將日趨嚴重。這不僅使西歐金融處於窘迫之地,而且使西方大國名譽受到損害,後者於我來說是最不利的反響。我想,不用說在許多亞洲人和非洲人的心目中美國的地位是改善了,但我覺得實現這一目標讓西方世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價。(11)
艾森豪把此信給杜勒斯看,杜勒斯對惠特尼十分了解。這位國務卿提醒艾森豪,摩根銀行是英國政府的財政代理,並指出惠特尼的消息來源是「有些偏向性的」。(12)艾克迴避了惠特尼信中的問題。在回信中,他告訴惠特尼,聽說由於英、法在蘇伊士事件中未能獲勝,安東尼·艾登已經辭職。然後他突然轉而打趣和開玩笑。
與20世紀20年代不同,摩根目前在白宮的影響力與它那為數不多的資金極不相稱。50年代,摩根似乎萎縮了,也許這僅僅是因為它的對手迅速壯大。它必須拼湊一些銀團才能向例如法國這樣的大客戶提供服務。但是,亞歷山大仍然對分行業務和銀行合併的熱潮置若罔聞。由於老朽而尊貴的老銀行紛紛被窮凶極惡的零售巨商吃掉,老華爾街漸漸消失了。紐約第一國民銀行——即皮爾龐特的好朋友喬治·貝克的銀行——就是這種情勢的一個例證。由於不願意硬拉生意,而要求客戶自願上門,這家銀行就像一個絮絮叨叨的老富婆一樣,很體面地死去——被國民城市銀行收購了。大通銀行遭到摩根財團冷遇以後接管了敵意的曼哈頓銀行;化學銀行收購了紐約信託銀行;此後製造商信託銀行又與漢諾瓦銀行合二為一。紐約三分之一以上的銀行銷聲匿跡了。只有合併,這些銀行的規模才能擴展,與其多國客戶的規模相適應。
這是銀行業的嶄新紀元,銀行形象不再像以前那麼嚴厲了。傳統式的銀行家都是脾氣粗暴的吝嗇鬼,嚴格審查貸款申請,並且生性就傾向於否決。這種做法只適合於由銀行家分配稀少資金的特定歷史情況。但是,在賭場時代,這種情況出現了逆轉,其特徵是金融中介迅速崛起,資金十分充裕。這時的銀行家都成了和藹親切的推銷商,他們是扶輪國際地方分社的成員,打高爾夫球,並在電視GG中笑容可掬。銀行曾一度像戒備森嚴的堡壘或四周環繞著哥林斯式大柱的法院,而如今它們轉而邀請外來者。1954年,製造商信託銀行在第五大道開了一家分行以招徠過路客。這家分行有一個30噸重的保險箱坐落在厚玻璃窗的後面,這樣路過的人都能從其敞開的門一瞥保險箱內部。在這些新銀行的內部,大理石走廊和出納員的櫃檯已換成了敞式櫃檯以及柔軟的家具,其色調賞心悅目。大通銀行展開的GG活動,打頭的有一條標語:「大通曼哈頓有你的朋友。」對貴族風範的摩根銀行家來說,這樣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亨利·亞歷山大對此嗤之以鼻:「市場如此廣大,你無法迎合每個客戶。」
為了顯示他們現在迎合公司客戶的需要,許多華爾街的銀行把總部遷到商業區與住宅區交界處。目空一切的銀行家等待公司董事長們跑來求他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1950年和1965年間,華爾街上幾乎沒有出現新建築。大通銀行在商業區擁有大片土地,很擔心不動產的價值會下跌。為了保護大通銀行的利益,重新喚起對華爾街的信任,約翰·麥克洛伊和大衛·洛克菲勒與房地產巨商威廉·澤肯多夫做了一筆生意,在與華爾街隔一個街區的地方蓋一幢大通曼哈頓大廈。
作為這筆買賣的一部分,大通銀行還必須為它那位於百老匯街15號的38層高樓找到買主。順理成章的買主就是建築連在一起的摩根財團。當澤肯多夫1954年第一次與亞歷山大提出這件事的時候,他們會談的內容很有啟示。
「我們不是房地產商,」亞歷山大說,「我們已經有了街角這一小塊漂亮的地盤。我們在金融界的作用是不同尋常的;我們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有很強的實力和影響力,有關係網。而且,我們不想擴大,不需要這塊地方。」
「亨利,」澤肯多夫說,「你馬上會結婚的。」
「你說什麼?」
「總有一天你會與另一家銀行合併,一家大銀行。那時候,這點財產實際上就是新娘的嫁妝;你可以與合伙人達成一項更好的交易。」
「摩根永遠也不與人合併。」
「好吧,這只是我的預測。」(13)
澤肯多夫後來總是向亞歷山大提起他們的這次會話。
從大危機中倖免於難的銀行家都不敢做房地產投機生意,所以亞歷山大為購買百老匯街15號而玩命地討價還價。他以2125萬美元買下,得到的抵押貸款利率為3.5%。這個條件使大通銀行賺不到什麼錢,所以後來它買回了抵押貸款。百老匯街15號這時與華爾街23號連成一體,成了後者堂皇的入口。喜歡炫耀的澤肯多夫利用這筆交易轉變了摩根對房地產貸款的反感情緒,並最終從這家銀行獲得了貸款。後來,澤肯多夫講述了在他結束一次旅行飛回紐約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記者,這位記者如何哄騙他中途下飛機去參加一個裸體營的婚禮。當他趕到華爾街23號開會的時候,印有他和婚禮狂歡者照片的新聞已經登出來了。他原以為這次曝光很可能終止他與端莊正派的摩根財團之間的關係。但是,摩根的每個高級職員,包括亨利·亞歷山大和喬治·惠特尼,都洗耳恭聽這些很刺激的詳細情節。
許多摩根人反對合併,因為他們喜歡在家長式的額外津貼甚豐的小銀行工作。他們認為合併會使摩根與眾不同的特色失去價值。還有更令人進退兩難的情況:如果為增加資金與一家較自己大的銀行合併(這是唯一能解釋這麼做的正當理由),就要成為小合伙人,J.P.摩根公司實際上將不復存在。儘管如此,決定最終還是必須要做出的。直至1958年,亞歷山大還在以摩根銀行的自力更生唬人,他跟人們說:「有的合併是不錯,儘管我不否認在這兒也會發生這樣的好事,但我們不想合併。我們幹得很不錯,謝謝你們,我們要堅持到最後,我們並不急於合併。」(14)
亨利·亞歷山大以其橫溢的才華和罕見的運氣,解決了這一難題。在百老匯大街140號的街角,是那個臃腫的、死氣沉沉的擔保信託公司。資金充裕而人才短缺,這家銀行的情況和摩根財團恰恰相反。其很高的貸款限額比芝加哥高架輕軌環線以內所有的銀行的總和還高。這家銀行曾是貨幣信託銀行,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那次災難性的食糖貸款後,便受到了摩根的監護。1929年,該銀行與國民商務銀行——曾叫皮爾龐特·摩根銀行——合併,成為紐約第二大銀行。30年代,喬治·惠特尼在其信託委員會當主席,湯姆·拉蒙特在其執行委員會當主席。這是一家第一流的銀行,美國前100家公司幾乎均是它的客戶。吉多·維倍克當時是擔保銀行的一個職員,他說:「我們曾認為摩根是一個不錯的小銀行,由於它有貸款限額,在參與大額貸款時,只能占一小部分,他們對此非常擔心。」(15)
擔保銀行的董事長是盧瑟·克利夫蘭。他是一個老派銀行家,戴無框眼鏡,頭髮一絲不苟,陰沉著臉。他說話簡短,不具幽默,試圖操縱整個銀行。他的獨裁作風促使人才大量外流。對下屬來說,克利夫蘭是傲慢專橫的,成年人也會在他面前不寒而慄。他的兒子進他的房間時也像玩偶盒一樣飛快地出出進進。克利夫蘭總是讓來訪者在辦公室外等候,讓他們進辦公室後又會嚴加盤問。儘管股東已表示不滿,而且生意蕭條,他仍對建立分行和開設小型支票帳戶的提議嗤之以鼻。
盧瑟·克利夫蘭是關係銀行業的專家。他坐在一間幽暗的、黑乎乎令人昏昏欲睡的辦公室里,潛心研究辦公桌上唯一的一份材料。布魯斯·布拉肯里奇當時在擔保銀行工作,後來又成為摩根擔保銀行的一名公司經理,他回憶說:「那是一個10人名單。他們是銀行最重要的客戶。他肯定會定期給這些人打電話以示他對他們生意的關注。」(16)克利夫蘭曾是經營俄克拉何馬石油的銀行家,他有一大批有權有勢的石油界客戶,包括城市服務石油公司,四合一財團(即當今的埃克森、美孚、德士古和雪伏龍),它們可以以很優惠的條件享有從沙烏地阿拉伯油田打油的專營權。為了與董事會成員搞好關係,他與董事們打撲克。有一位油田界的董事居然把一張罕見的10000美元面值的鈔票放在皮夾里,隨時準備快速地大賭一場。據一位曾經是該銀行的雇員說,整個貸款業務充滿了裙帶關係。「我見過的克利夫蘭批准過的唯一一筆貸款是給他的一個關係戶的期權貸款,」擔保銀行的一位銀行家說,「後來這筆貸款受到了銀行評估員的批評。」更有甚者,食糖事件的餘毒使擔保銀行縮手縮腳,陷入癱瘓。當時擔保銀行的信貸分析專家弗蘭克·羅森巴赫說:「保本比賺錢更重要。」(17)
克利夫蘭暴戾恣睢,自命不凡,終於導致董事會反叛。一位董事問誰可以取而代之,克利夫蘭咆哮道:「沒人!」於是乎,董事會就與亨利·亞歷山大就合併問題進行會談,旨在踢開克利夫蘭。福特汽車公司給了他最後致命的一擊,該公司對擔保銀行經管其養老金不滿意,並將資金轉到摩根。董事會告訴克利夫蘭如果他連最大的帳戶都保不住,那就是不稱職。起先,擔保銀行的董事會到華爾街23號建議新銀行名字為「擔保-摩根」——這個點子讓亞歷山大無法忍受。一年後,1958年12月,由於對克利夫蘭的失望與日俱增,董事會咬碎了牙往下咽,同意新銀行命名「摩根擔保銀行」。獨裁專制的克利夫蘭召集各位副行長宣布這一消息,這是人們記憶中唯一的一次銀行職員會議。
J.P.摩根公司接管了規模四倍於自己的一家銀行,因而新聞界把它比喻為約拿,反把鯨魚吞食了。[44]亞歷山大設計了這筆完美的交易。擔保銀行在鐵路和公用事業方面有實力。J.P.摩根是美國鋼鐵公司的主要貸款銀行,而擔保銀行的一大客戶則是伯利恆鋼鐵公司。摩根擁有肯尼科特銅業公司,擔保銀行擁有阿諾康達公司。摩根在美國東北部和西歐無可匹敵,擔保銀行在南部、小油田、中東和東歐的關係廣泛。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財政部的歐洲事務代理,摩根歷史上就在倫敦、巴黎及布魯塞爾設有分行。20世紀20年代,擔保銀行為托馬斯·沃森的IBM提供資金,它的幾位經理因投資於該公司而發了財。美國運通公司在擔保銀行的存款最多,高於在其他任何一家銀行的存款,而且亨廷敦·哈特福德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也在該公司開了帳戶。摩根真是大賺一筆!
華爾街的人說,實際上是擔保銀行被亨利·亞歷山大兼併。比爾·澤肯多夫前來祝賀,亞歷山大說:「要知道,我常常想起咱們倆的那次談話,你說得很對。」澤肯多夫說:「亨利,我說得不對,我錯了。」「怎麼呢?」亞歷山大問道。澤肯多夫答曰:「你不是當新娘的人。」(18)
亞歷山大主持合併後銀行的工作,而盧瑟·克利夫蘭基本上沒事幹,一年後就退休了。湯米·拉蒙特和小亨利·戴維森成了副董事長,戴爾·夏普任行長,他是擔保銀行中唯一一位保住了高層職位的人。華爾街23號和百老匯街15號合併後要翻修,亞歷山大和其他人就暫時搬到擔保銀行在百老匯大街140號的辦公室。摩根「軍隊」的大舉進攻,非但沒有使擔保銀行塹壕中的部隊覺得挫敗或丟臉,反而讓他們感到解放和得救了。亞歷山大犯的一個嚴重錯誤,就是直到銀行合併消息公諸於眾前一小時才通知摩根建富公司。這一消息對這家倫敦銀行的打擊特別大,因為擔保銀行有一個規模大、競爭力強的倫敦分行。
1959年4月24日,銀行合併圓滿完成。亞歷山大召集組合後的全體職員,以摩根的集體座右銘給大家訓話:「在此,摩根人只占少數。但我希望,除少數摩根人以外的每個人也都知道,晉升途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如何很好地培養你的下屬以接你的班。」(19)這種密切協作的企業文化強調集體高於個人,使摩根擔保銀行不同於華爾街上那些由好鬥之徒組合而成的銀行。
儘管隊伍壯大了,但亞歷山大仍然堅持與部門主管開會的傳統。摩根人對職位是比較吝嗇的,但是為了撫平與擔保銀行職員的關係,亞歷山大慷慨地提拔人才。在兩行合併的過程中,「風格」這類小事往往最難處理:僅就文具印刷風格問題就爭執了很長時間;兩家銀行的餐廳都使用印有花押字的銀器,就銀器和火柴封面所進行的交涉也是步履艱難。
1960年4月,小朱尼厄斯·摩根在他的北灘宅邸邀請800人共進午餐,以祝賀合併成功。伙食由路易斯·謝里飲食公司提供。傑克的這個大兒子比他弟弟哈里更不適合干銀行工作,他還在從事銀行業是出於對家族的忠誠。摩根巨大的能量在這無憂無慮但多少有些無能的一代人身上漸漸枯竭了。朱尼厄斯是紐約遊艇俱樂部的會長,他渴望成為一名航海船舶設計師,家裡擺滿了玻璃船模。他英俊,為人寬厚,但缺乏雄心壯志,成了又一位被捆綁在家族王朝駕駛方向盤上的摩根先生。雖然他每天早上都穿上銀行制服,戴著軟呢帽,但看起來從來就不像那麼回事。一位同事回憶說:「朱尼厄斯是我遇到過的最友善的人。但他應當干海軍,他根本不懂銀行業務,可惜他了。」
那次午餐實際上是朱尼厄斯與銀行的告別會。他穿著舊的補釘衣服,高大而英俊,在他那有40間房子的石頭宅邸的走道上迎接客人。宅邸名字叫「致意樓」,裡面存放有英式家具並殘存著舊日典雅的氣息。在大廳的壁龕里,陳放著7個大型明代釉陶人像。朱尼厄斯與客人們握手,旁邊站著他的妻子路易絲,她毛衣上還有個洞。家裡有人認為她具有藝術家氣質而且行為古怪,有的人則認為她盛氣凌人且嬌生慣養。路易絲做夢都想「趕上」約翰·辛格·薩金特所畫的肖像畫裡的傑西·摩根。她養了一大群黃色的拉布拉多狗,它們在寓所、桌子、網球場、游泳池和方圓20公頃的花園四處亂跑。6個月後,朱尼厄斯在安大略的一次狩獵中死於突發性潰瘍,享年68歲。
通過與擔保銀行合併,摩根財團奪回了其世界第一大批發業務銀行的地位。存款猛增到40億美元,其規模繼第一國民城市、大通曼哈頓銀行和美洲銀行之後,居第四位。但摩根的公司實力不止這些,它擁有的公司帳戶數量無人能及,1萬個帳戶中有97個開戶公司屬於美國百家最大的公司。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家新合併的銀行每年發放的公司貸款高於其後5家銀行貸款量的總和。
這家新銀行的出現導致了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所沒有過的一種擔心情緒。但表示擔心的不是華盛頓,而是其他各家銀行。若在20年前,摩根-擔保銀行的合併早就會引發人民黨中心地區激昂的抗議聲。如今,只有輕微的抱怨,主要來自德克薩斯州國會議員賴特·帕特曼,他想以反托拉斯為由阻止這一合併。紐約州銀行管理當局同意合併,他們注意到賭場時代的現實情況已不同於過去:公司如今可以跳過銀行找人壽保險公司籌資,以發行債券方式籌資,或者用留存盈餘擴大生產。銀行作為資金提供者的特殊地位已經不復存在,銀行權力過大這一令美國政界擔心的老問題也隨之煙消雲散。
起始,摩根在甘迺迪時代似乎可望發達。儘管傑克·摩根及摩根銀行曾怠慢過約翰·甘迺迪總統的父親,但甘迺迪總統仍想討好華爾街,以增強他戰勝尼克森的微弱優勢。道格拉斯·狄龍說:「他在金融政策上也很保守。許多人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想這是受他父親的影響吧。」(20)總統就內閣人選一事諮詢了當時在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工作的羅伯特·洛維特先生,後者推薦財長人選為約翰·麥克洛伊、道格拉斯·狄龍或者亨利·亞歷山大。顯而易見,亞歷山大本來已經被安排在了這個位置,但他後來犯了個戰略性錯誤。在競選過程中與甘迺迪待了一個鐘頭後,亞歷山大宣布他支持尼克森。羅伯特·甘迺迪(約翰·甘迺迪的弟弟)在談到亞歷山大的失誤時說:「我認為摩根銀行的一把手拿到這個職務本來應該是毫無問題的。約翰認為亞歷山大支持尼克森是對他個人的污辱。」(21)狄龍後來獲得了這個職位。但或許亞歷山大本來就不適合進入甘迺迪內閣,就在考慮內閣人選的時候,他仍然與銀行家們談論尼克森的落選:「作為商人,咱們不能孤立自己或者關在屋裡生悶氣。」(22)
然而,亞歷山大還是被捲入一樁甘迺迪政府的軼聞中,即1962年約翰·甘迺迪與美國鋼鐵公司董事長羅傑·布勞就鋼材漲價一事發生的對峙。政府向鋼鐵工人工會施壓,迫使工會同意工資上調幅度適中;作為交換條件,管理部門同意控制鋼材價格。當布勞4月10日通知甘迺迪鋼價上漲3.5%時,他感到上當受騙。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引發了甘迺迪那聞名遐邇的大罵:「我父親總是跟我說,所有的商人都是狗娘養的,我以前一直不信,現在我可是信了。」(23)
甘迺迪開始運籌反對漲價,並猛烈抨擊商人。與此同時,政府在尋求更謹慎的辦法來影響美國鋼鐵公司。亨利·亞歷山大是該公司董事會的成員,摩根財團的小約翰·邁耶是該公司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副財長羅伯特·魯薩曾是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他打電話給亞歷山大,請求亞歷山大勸說布勞不要提價。摩根財團已不再有魔法讓美國鋼鐵公司取消漲價,但亞歷山大還有可能在雙方僵持階段讓布勞在新聞發布會上緩和他那與政府對著幹的言辭。最後,迫於甘迺迪的壓力,布勞於4月16日將價格壓低至原來的水平。此後,亞歷山大陪著布勞參加一系列會議,以修復與白宮的關係。
儘管如此,甘迺迪執政期間還是為銀行家提供了一個政治上寬鬆的環境。這期間,銀行家們已不再像他們在30年代那樣令人生畏。摩根銀行甚至頭腦有點發熱,超出它原來的業務範圍。1961年,亞歷山大終於傳染上了存款熱,決定屏棄摩根長期以來排斥零售業務的態度。通過和紐約州北部六大銀行的聯盟,亞歷山大希望組建美國最大的控股銀行,一個名叫「摩根紐約州」的龐然大物。布魯斯·尼古拉斯是戴維斯-波爾克-沃德韋爾法律事務所的合伙人,他解釋說:「基本的想法是,這家銀行要設一個凱迪拉克分部,一個雪佛蘭分部。」不可一世的摩根財團本來立即就要在奧奈達及賓厄姆頓等地建144個分行,但結果是,摩根喚醒了大眾對銀行家朦朦朧朧的恐懼感。於是,約翰·甘迺迪的貨幣監理官詹姆斯·薩克森以反托拉斯為由槍斃了這一計劃。有些人認為摩根銀行提出的計劃過於宏大,結果搞砸了。過後,亞歷山大嘆著氣對同事們說:「唉,我們不得不盯著批發銀行業務了。」日後,這家銀行才感到薩克森使它避免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當摩根擔保銀行的全體人員返回裝修一新的「街角」的時候,這個建築物的內裝飾反映出銀行業的一個嶄新時代。所有的東西都對客戶開放:玻璃及大理石的圍欄已拆去。嵌皮面的光滑的紅木寫字檯已經取代了帶有隱藏分類格的象徵特色的拉蓋辦公桌。只有在德國和奧地利舊式宮殿裡才能看到的一個巨大的路易十五枝形吊燈,使整個大廳光彩熠熠;原來馬賽克的鑲板面已覆蓋上蘋果綠的織物。儘管仍舊富麗堂皇,但已往的神秘感已經蕩然無存。變化最大的要數交易廳,過去它意味著整個銀行,現今只是百老匯街15號摩天大樓的一個豪華接待室。而高層職員的辦公室仍留在華爾街23號樓的二層。似乎是為了炫耀其對世俗的成本觀念不屑一顧,銀行否決了擴建這個起路標作用的矮樓的建議,讓它永遠站在其他高樓的陰影里。華爾街23號樓很可能是世界上僅存的成本效益最低的建築。
合併後不久,美國銀行業開始掙脫監管規定的限制。艾森豪時期,銀行家夢寐以求的是存款。為了求得漂亮的存款,亨利·亞歷山大勸降了擔保銀行。但是50年代末,利率猛長至4.5%,公司的財務主任不願放著沒有利息收入的自己的存款(補償性餘額)不用,而去貸款。摩根財團則幫助客戶將存款轉向高收益的貨幣市場票據,此舉在當時被一些銀行家認為是大逆不道。喬治·惠特尼對批評者說:「我的客戶不是傻瓜。」(24)
看來不付利息的存貸餘額會逐漸被侵蝕掉。對摩根財團而言,沒有消費者存款作緩衝,失去公司存款的幽靈就變得尤為可怕。摩根銀行內部一些人對批發貸款業務令人沮喪的前景看得十分清楚。後來接替亞歷山大任董事長的小托馬斯·蓋茨常常開玩笑地對他說:「你看,這事不好干。」(25)
打破束縛的日子就要到來。1961年,第一國民城市銀行的喬治·穆爾和沃爾特·里斯頓想出了繞過規定的利率上限的辦法。按照法律規定,銀行不對30天以下的存款支付利息。但是銀行出售30天以上到期的「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銀行就可以支付利息。這些大額定期存單可以流通(因此,叫「可轉讓」)。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的使用觸發了商業銀行運行方式的一場變革,使它們擺脫了對存款的依賴。銀行家再也不必等存款,從公司和消費者手中解脫出來。如今它們可以週遊世界,在海外批發市場出售大額定期存單以籌集資金。這種新做法叫管理負債(在銀行術語中,貸款是資產,存款是負債)。因此從兩方面來說,關係銀行業務已經土崩瓦解了:一方面,公司財務主要任務要求從其存款中獲利;另一方面,銀行家已輕裝上陣,可以不要存款而轉向貨幣市場。
摩根的創新者是拉爾夫·利奇。他身材高大,面色紅潤,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門徒。他一開始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職員,也是該委員會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的網球搭檔。兩人常常在上午參加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後,中午衝出去搶奪聯儲的網球場。20世紀50年代初,利奇要轉到擔保信託公司工作,馬丁當時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第一位拿薪水的主席。他對利奇說:「拉爾夫,別忘了,你今後一兩年的同事要是在15年或20年前,都是會進監獄的那號人。」(26)利奇作為摩根擔保銀行的司庫,仍向聯邦儲備委員會提供建議,並給聯儲的理事會及職員講解貨幣市場業務。新時期與20年代不同,摩根與聯儲的親密關係不是體現在貸款業務上,而是體現在國庫券業務上。摩根成為聯儲在市場上的耳目,反過來它常獲得中央銀行信息。與新政時期相比,摩根現在與華盛頓聯儲的關係更為密切。在50年代,摩根雇用阿瑟·伯恩斯當經濟諮詢專家,他跟蹤聯儲的馬丁。
在擔保信託銀行工作期間,利奇向克利夫蘭不停地送備忘錄,就銀行如何更大膽地管理資金提出建議。傲慢的克利夫蘭總是說:「年輕人,上樓先去管好已有的貸款,我們才能管好這家銀行。」(27)與摩根合併後,利奇得以嘗試他的設想並率先在聯邦基金市場上進行試驗。聯邦基金是各商業銀行存在聯儲的儲備金。有的銀行短時間內有「剩餘」的儲備基金,即超出法定要求的儲備金部分。摩根開始利用內地的小銀行暫時不用的儲備金,或者自己使用或者以隔夜貸款的條件貸給其他銀行。這類短期貸款的規模大幅度增長,達到每天10多億甚至20億美元。有的銀行還是認為新辟市場不應當用於利潤交易,而作為天才交易商,利奇視聯邦基金市場為一大盈利來源。
對商業銀行家來說,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和聯儲基金意味著一場劇烈變革。由於銀行業務已從存款轉向購買資金,所以重心也就從存款業務廳轉向資金交易廳。隨著銀行積聚了大規模、形式多樣的投資資產組合,資金交易染上了一種新的投機色彩。銀行業務不僅風險加大,而且越來越沒有人情味。老派銀行家請公司財務主任吃午飯以便保住公司在銀行的存款,而如今的資金交易商都是些瘦弱且患甲狀腺機能亢進的人,成天泡在電話上,眼睛只盯著不斷變動的價格,他們無需特別講禮貌或有教養。以往存款業務那悠閒的節奏已為資金交易商們閃電般的決斷所代替。
聯儲認識到這種波動性大的新業務所蘊藏的危險性。難道存款和投機又要像20世紀20年代那樣混雜在一塊嗎?難道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還沒有將銀行與這一飛快變化的市場相隔離嗎?摩根拉開架式十分張揚地做資金交易,其資金交易部門是戰後最具實力的一個。但是,對這一新業務比較生疏的銀行能做得好嗎?在他們手裡這一業務會不會成為一個危險的工具?利奇回憶說:「聯儲總是對我們說,『摩根做這項業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美洲銀行和花旗銀行也這麼做了,結果將會如何?』其實,他們主要的想法是,『這樣做對你們這些傢伙不錯,但對國家有害。』當他們問及其他銀行能不能幹好的時候,我總迴避道,『我可不能狂妄自大地對他人評頭論足。』」(28)
漸漸地,摩根財團「游回」到資本和貨幣市場。由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禁止摩根介入公司證券的交易,摩根在60年代成為國庫券和市政證券的最活躍的交易商。利奇不同於老式的束手束腳的銀行家,他總是在利率走向方面下大賭注。儘管這種做法現在在銀行界已司空見慣,當時對華爾街23號那些保守者來說,則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離奇事物。1960年,利奇抓住一個絕好時機,對聯儲正在拍賣的一年期國庫券進行投機。他冷靜地向摩根董事會提議一筆巨額賭注,副董事長亨利·戴維森問:「拉爾夫,我們談的這個數目有多大?」利奇說:「嗯,8到10億美元。」斟酌再三,戴維森答曰:「拉爾夫,我們要花時間考慮考慮,一年前這就是整個銀行的業務量。」(29)
這項新業務喚醒了50年代那死氣沉沉的華爾街。不久,位於百老匯街15號的摩根大樓的第十層已經有了一大批熱血沸騰的年輕交易員,他們占據頭寸,買進國庫券、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外匯以及聯儲基金,伺機出售。很快,利奇每日經營的市場交易量達10億美元。1966年,《財富》雜誌聲稱,利奇「在一年中經營的錢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個在私營部門工作的人都多」。(30)
在某種程度上,利奇過於鋒芒畢露,以至於政府開始干預了。1962年8月,財政部出售三月期總額為13億美元的國庫券。利奇投標,金額達到令人震驚的6.5億美元巨額,是迄今為止購買國庫券的最大一標。華爾街看出這是試圖壟斷市場。儘管利奇溫文爾雅地否認有任何惡念,財長道格拉斯·狄龍還是針對摩根銀行頒布了一條新政策。此後,單個投標人最多只能購得每周出售的證券的四分之一。摩根份額被減半為3.25億美元。
普通百姓要花許多時間才能理解這些變化。購入資金、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以及無所顧忌的資金交易的崛起將對銀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從前,銀行家特別注重業務的「資產」方面,即發放貸款。現在,負債方面,即貸款所依附的資金也變得同等重要。增加利潤有兩種途徑,提高貸款利率或在市場上購進更廉價的資金。在這一新環境中,摩根財團這一保守主義的陣營,已將資金交易人抬高到一個陌生而顯赫的位置。
然而,對銀行來說不幸的是,這一新的批發貨幣市場對銀行的公司客戶也同樣有利。正如摩根銀行可以在全世界出售它的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一樣,通用汽車或美國鋼鐵公司也可以繞過摩根銀行,出售一種叫作商業票據的本票,其利率低於這些公司向銀行支付的貸款利率。在摩根所經營的批發公司業務中,銀行家已經不再扮演那個特殊的角色——銜接資金供給方和資金使用方的橋樑。在賭場時代,大型公司愈來愈多地自我充當銀行家,對批發貸款業務構成了威脅。而在1935年,對於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們來說,批發貸款業務曾是如此的可靠。
60年代初,歐洲市場的崛起加速了銀行革命。幾乎沒有遭到什麼公開的抗議,這些不受管制的海外市場把格拉斯-斯蒂格爾的精神實質給否定了。50年代,只要美國富裕,其他國家窮困,摩根聰明、年輕的銀行家就不做海外銀行業務。亨利·亞歷山大的業績就有典型性,他沒有與各國外長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是湯姆·拉蒙特和拉塞爾·萊芬韋爾事業中的一個顯著標記。儘管如此,他預見到美國經濟生活的下一階段發展重點是對外貿易和投資。美國公司均快速向海外擴展。摩根與擔保銀行合併不久,亞歷山大和沃爾特·佩奇就跨出國門,在法蘭克福、羅馬和東京開設摩根分行,使原來的國際業務網起死回生。摩根利用了1919年頒布的邊界法案,該法案規定:如果一國不允許美國銀行在該國設立分行,則該法案允許美國銀行得以持有外國銀行的股權。到1962年,摩根財團已在澳大利亞、秘魯及摩洛哥等地的11家金融機構中持有股權。在賭場時代,美國銀行又一次在追尋其跨國公司客戶,而不是領導這些客戶。
為了充實國際業務,亨利·亞歷山大聘用了艾森豪的最後一位國防部長小托馬斯·索夫林·蓋茨。他們倆的社交面正好可以互補,亞歷山大認識公司和主要的銀行家,蓋茨與各國總理和外長混得挺熟。人們對蓋茨寄予希望,希望他運用其行政方面的才能,管理合併後更加龐大、更為官僚的銀行。
蓋茨似乎是少有的從旁門左道進入摩根統治集團的人,但事實上他卻是正統的摩根苗裔,而且忠心耿耿。他父親曾是德雷克塞爾公司的合伙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30年代,蓋茨是德雷克塞爾的證券經銷商,並在J.P.摩根公司學藝。他熱衷於情報工作,二次大戰期間在海軍航空情報局服役。1953年他開始了在華盛頓的事業,任海軍部副部長、部長,最後接替尼爾·麥可羅伊任國防部長。
蓋茨富有,和氣,是一位身穿裁剪考究的衣服的牛仔。他熱衷於交際,表現出一種平和的權威。對下屬而言,他是位強壯的英雄,喜歡美酒、女人和戰鬥機。一位同僚不無羨慕地回憶說:「蓋茨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喜歡享受生活和美酒的。」在五角大樓,他生硬直率,從不胡搞。一次,他收到一份冗長的報告,申辯要保留一個討厭的交通信號燈。這個信號燈位於維吉尼亞州一個海軍軍火庫附近,常常造成交通堵塞。蓋茨在報告頂端潦草批示:「關掉那盞該死的燈。」(31)他藉助海軍部長的權力,下令關閉了那些派不上用場的基地。由於他未與林頓·詹森商議就關閉了一個位於德克薩斯州的基地,這位未來總統從此不肯原諒他,後來派聯邦調查局對他進行調查。
當國防部長的時候,蓋茨喜歡做地下活動。他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一項旨在推翻菲德爾·卡斯楚的四點計劃出謀劃策,四點計劃是以慘敗告終的豬灣事件的早期藍圖。他敬仰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後者經常到蓋茨家出席晚餐。儘管艾克下令中央情報局中止U-2偵察機的研製,蓋茨還是深入地參與了這個偵察機的活動並授權最後試飛。在當摩根董事長的時候,他不無留戀地說:「那個U-2簡直不可思議!我常夢見U-2。」(32)恰逢艾森豪赴巴黎與尼基塔·赫魯雪夫高峰會晤前夕,U-2偵察機被擊落,蓋茨建議總統承擔責任。在劍拔弩張的會晤過程中,他將美國軍隊處於戰備狀態,這一舉動使得人們更加眾說紛紜。沃爾特·李普曼說:「選擇此時進入戰備狀態,比在會晤前兩周把U-2送上凶多吉少的旅程還要稍微糟糕一點。」(33)
在約翰·甘迺迪就任總統的前一天,蓋茨向他匯報工作,他描繪出一幅寮國即將倒向共產黨的可怕畫面,並建議美國適度介入。他說美軍大約需要幾周時間進駐寮國。原先的計劃是重新任命蓋茨為國防部長,鮑比·甘迺迪為副部長,一年後再由鮑比接任部長。但這個計劃遇上了麻煩,因為約翰·甘迺迪的顧問指出,甘迺迪競選演說中提到的美蘇「飛彈差距」與蓋茨的重新任命兩者相互矛盾,會讓總統難堪。後來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當了國防部長。亨利·福特二世建議兩人「交換」——蓋茨任福特汽車總裁,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當國防部長。通用電器公司也請蓋茨當家。但是,蓋茨卻選擇了摩根。他的女婿喬·蓬斯說:「他說他從來就是個銀行家,不想學如何製作烤麵包機。」(34)
蓋茨給摩根銀行帶來一種輕鬆的工作方式。一位下屬仍然記得蓋茨與吉米·林之間的一次會談。吉米·林是收購欲強的大型航空和電子公司林-特姆科-沃特的總裁。蓋茨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對戰鬥機的喜愛和熱情,而林則不斷地問摩根能不能資助他收購威爾遜體育用品公司。「沒問題,吉米。」蓋茨答道,然後話題又回到他熱愛的戰鬥機上。最後蓋茨派一位下屬同信貸政策委員會的負責人斯圖爾特·克拉金談這件事,克拉金越級否定了蓋茨的草率決定,並直截了當地回絕了林的申請。摩根因而成為華爾街上第一家中止林購買計劃的銀行。
蓋茨從來不曾完全從政治狂熱中冷靜下來。他不僅是艾森豪的好朋友(艾森豪主動支持他競選參議員),也是後來兩位共和黨總統理察·尼克森和傑拉爾德·福特的好朋友(他的下屬猜測也許蓋茨桌上的第二部電話是直通白宮的熱線)。他的關係網無所不在:他參加了一個專門的組織,1954年該組織由位於舊金山的一家隱秘建築公司的老史蒂芬·比奇特爾和摩根的一位活躍的部門經理共同組建。在卡萊爾飯店,比奇特爾定期召集課題組開會。該課題組成員包括泛美公司創始人胡安·特里普、德士古總裁奧古斯塔斯·朗、盧修斯·克萊上將,以及蓋茨。在這些喝著白蘭地,抽著雪茄的討論中,比奇特爾總是談論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分析石油價格走勢,蓋茨闡述北約及俄羅斯威脅。(35)蓋茨總是運用他眾多的關係,擴大摩根在全球的影響。
在甘迺迪新任總統之際,沒有人能預見60年代銀行業向海外挺進的形勢。顯而易見,如今總統不得不阻止美國資金的大規模外流。
1962年初,艾森豪召集他的舊內閣成員及共和黨領導人開會。阿瑟·伯恩斯的一席話讓湯姆·蓋茨印象頗深,他警告說持續不斷的美元和黃金外流會嚴重地損害美國的收支平衡,約翰·甘迺迪將不得不採取極端措施。蓋茨提醒亞歷山大,伯恩斯「認為剩下的唯一辦法就是直接管制。雖然政府不願意直接管制,但迫於形勢他們很可能不得不這麼做。」(36)摩根財團迅速地做好了準備,以迎接一個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籌資的新時代。正如亞歷山大所言:「商業發達,銀行興旺。」
1962年底的一天,亞歷山大主持一個情緒激昂的會議,提出了一個30年來聞所未聞的問題:摩根財團要不要重操承銷證券的舊業,這回是在巴黎?聯儲做了一個讓華爾街23號小有驚訝的決定(這個驚訝銀行家們是心照不宣的),並通過了一項暫行規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美國境外並不構成障礙。但是,這樣做經得起法律推敲嗎?人們對此戰戰兢兢。當時在摩根銀行工作,後來任駐法大使的埃文·加爾布雷思回憶說:「高層決策人員中有另一派不願這麼幹,這容易被人們看成是打擦邊球,但亨利對此充滿希望。」亞歷山大在屋子裡轉來轉去,聽取不同意見。最後,他力排異議,說:「好了,我想這就是你們所說的業務決策。」(37)該決定計劃在巴黎建立一個證券承銷分部,名叫摩根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建富及荷蘭米斯-霍普公司是該公司不參與決策的小股東(自從與擔保銀行合併後,巴黎的「摩根公司」這個名字就暫時不用了)。但是由於滿足於美國國內業務,摩根史坦利不屑一顧地拒絕了這第一份進入歐洲的請柬。
1963年7月18日,甘迺迪提議徵收利息平衡稅,以抑制美元外流。由於這項法令對於出售給美國投資者的外國證券進行懲罰,因此鼓勵銀行大量向海外擴展。聽到這個消息後,憑直覺,亞歷山大推測將發生轉折。當天下午,他召開摩根管理人員大會,作了一番簡短而有先見之明的講話:「你們將永遠記住今天。它將改變美國銀行業的面貌,迫使所有的業務轉向倫敦。要消除這一法令的影響尚需若干年。」(38)兩年後,林頓·詹森對發放給外國借款人的貸款實行自願限制,並在白宮會議期間與蓋茨面談這些限制措施的重要性。(39)一夜之間,海外銀行業務成了許多有志者偏愛的事業。
值得慶幸的是,美國境外的美元充足(部分原因是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形成了一個游離國土的貨幣資金庫。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唯恐美國報復,把美元存入巴黎的北歐商業銀行和倫敦的莫斯科羅納尼特銀行,歐洲美元應運而生。後來,「歐洲」一詞用來表示任何所屬國境外的貨幣。也就是說,歐洲美元即是美國境外的美元,歐洲日元則是日本境外的日元,如此等等。到80年代中期,這個自由商人們夢想的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浮動市場的存款額已達2.5萬億美元。
歐洲市場是一個迎合大企業、各國政府及各機構的批發市場,因而即刻與摩根財團情投意合。在這裡,銀行無需為美元存款支付存款保險費,也無需為貸款預留規定的準備金,可以隨心所欲地放貸。由於已習慣於新政法令的規定,美國銀行家起初對這種靈活做法有些緊張,但不久也就適應了。購買資金取代吸收存款的新趨勢,以及歐洲市場的建立,均為發展掃清了障礙。如果聯儲在美國緊縮銀根,各銀行可以在倫敦大量出售大額定期存單,並用購得的歐洲美元支持其國內貸款。
紐約各銀行負隅頑抗,維護他們的特權。詹森執政初期,華盛頓試圖取消美國銀行在其海外分支機構保留的歐洲美元帳戶。一位名叫保羅·沃爾克的副財長邀請摩根國際銀行業務部主任沃爾特·佩奇及其他一些人到華盛頓商議此事。銀行家們發出了嚴正警告。佩奇回憶說:「當時我們說,這是美國銀行界的末日,你會把我們從歐洲、新加坡和日本攆出來的。我的天,那天晚上保羅與我把整個法案修改了一遍。他的速度驚人,說話之間就幹完了。」(40)這個法案後來被取消了。在未來的25年中,保羅·沃爾克則成了為摩根奮鬥的幹將。
在摩根建富打瞌睡之際,西格蒙德·沃伯格,這個無孔不入的倫敦反崇拜偶像者已於1963年為義大利的高速公路公司發行了第一筆歐洲債券。摩根新的巴黎分支機構是這個市場上早早升起的一顆明星。與擔保銀行的合併使得摩根的巴黎分公司重複設置,辦公大樓閒置著,這讓人挺難堪。因此,摩根將其在巴黎旺多姆廣場的分公司留在原地,而把新成立的巴黎摩根股份有限公司搬進位於馬克西姆餐廳附近的協和廣場4號,這個懸掛著枝形吊燈的大樓原來是擔保銀行分行。這座建築原名夸林飯店,是國家紀念館。班傑明·富蘭克林曾在這裡與法國簽署承認美國獨立的協議,夏多布里昂曾在此寫他的愛情小說。從它那流光溢彩的大樓內部,摩根財團將向全球證券市場發起衝擊。
除開展巴黎業務外,新開發的歐洲市場為摩根各銀行擴展與梵蒂岡的關係提供了機會。50年代,梵蒂岡在紐約的資金幾乎全部由J.P.摩根的信託部管理,梵蒂岡在倫敦的資金則幾乎全部受摩根建富的監管。50年代末,貝爾納迪諾·諾加拉退休了。他神秘莫測,威力無窮,是「羅馬教皇特別行政署」的創始人。諾加拉的退休使摩根財團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羅馬教皇同盟軍。為了加固這一關係,1963年摩根擔保銀行、摩根建富和摩根史坦利與梵蒂岡一起組建了一個名為「歐美利堅」的羅馬投資銀行。60年代,梵蒂岡資金充裕,富有金融創新精神,它控制著在華盛頓建造的水門飯店的羅馬房地產公司。「歐美利堅」是義大利第一家美式投資銀行。
這項新的業務由尼古拉·凱奧拉博士負責,他父親戰前曾主管梵蒂岡貿易部門,而他本人在梵蒂岡城長大。40年代末,他在諾加拉手下當一名低級的股票分析員,而後得到了義大利銀行的一項獎學金,於50年代初在J.P.摩根和摩根史坦利公司當學徒。60年代初,當凱奧拉訪問羅馬的時候,梵蒂岡就表示有興趣與摩根財團共同擁有一家投資銀行。凱奧拉回到美國後就開始準備合作方案。摩根擔保銀行和摩根建富公司立即抓住這一機遇,而摩根史坦利那時對外部世界持一種奇怪的偏狹和夜郎自大的態度,非常勉強地加入這一新銀行。在凱奧拉奔赴羅馬的前夕,哈里·摩根召見了他並對他說:「記住。我們花了漫長的時間建立自己的聲譽,現在就在你手裡。」(41)
新銀行股權的三分之一屬梵蒂岡,三分之一屬摩根財團,餘下的部分在義大利各銀行中分配。誠然,歐美利堅銀行主要為梵蒂岡服務,但它的確是第一流的大銀行,是歐洲市場的開拓者。儘管它位於羅馬,它卻做美元融資,從而向萬能的梅地奧銀行在義大利投資銀行界的壟斷地位發起挑戰。直至1971年,這家銀行一直盈利,可是在這一年,由於與摩根財團蓬勃興起的巴黎業務之間產生衝突,所以摩根財團自動引退了。
與此同時,在巴黎的摩根股份有限公司的開張似乎極為順利。1963年2月,這家銀行為德國最大的擁有23家百貨商店的郵購公司——內克曼公司發行歐洲股權股票。在將公司變為上市公司時,創始人約瑟夫·內克曼想擁有多數股份。弗里德里希·弗利克這個可能是德國最富有的人、鋼鐵世家和一個已定罪的戰爭罪犯的後裔,有意出售他的內克曼股份。內克曼擔心這些股份會落入德國銀行之手,因為德國銀行是可以擁有工業股份的。內克曼尤其想繞過德意志銀行這家操縱了整個工業王國的德國第一大銀行。他傾向於全球辛迪加,而只分給德國一小部分股份。
對摩根的巴黎新分行而言,內克曼股票的發行似乎是大獲全勝。摩根買進3000萬美元的股份,然後轉售給比利時、瑞士和荷蘭的銀行。在倫敦,摩根建富牽頭組織了一大批購買股份的群體,股票直線上升至溢價。當時摩根巴黎分行的一位叫埃文·加爾布雷斯的人說:「這是第一次在國際範圍銷售的股票。人們認識到我們可以在國際範圍進行分銷。」(42)但是,當時也出現了發生麻煩的跡象。摩根財團發出售股電傳後德國銀行不做反應。當德意志銀行抱怨股票在德國境外發行的時候,加爾布雷斯說摩根財團只注重客戶的意願。他並不完全了解他自己引發的憤慨的深度,也不完全了解自己是如何深深地觸犯了傳統。德意志銀行會伺機等待,以極富戲劇性的方式打個平手。
儘管歐洲市場本質上是跨國界的,但早期的歐洲市場卻為激烈的民族糾紛所困擾。除了歐洲美元市場以外,銀行都希望作為主幹行發行本國貨幣證券(甚至美國財政部也曾在短時期內堅持應由美國公司作為主幹行發行歐洲美元證券)。如今已昂首闊步的摩根財團起而反對這種地方狹隘主義,因為它正試圖侵襲最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瑞士銀行壟斷系統。瑞士信貸銀行、瑞士銀行公司和瑞士聯合銀行組成卡特爾,主宰了瑞士法郎證券的發行,外部的銀行向它們發起挑戰,可能自己倒霉。1963年9月,摩根巴黎分行還真是這麼幹了。當時,哥本哈根市要籌資,財政部門的人徵求摩根建富的意見。正如摩根建富的蒂姆·柯林斯回憶說:「有人心生一計,既然瑞士利率低,為什麼不發瑞士法郎的債券呢?」(43)
這一次,儘管沒什麼人預見到有場怒火將要爆發,加爾布雷斯還是警告華爾街23號可能會遭到憤怒的反響。加爾布雷斯說:「瑞士各銀行氣壞了。它們打電話叫醒亨利·亞歷山大,說『你不能這麼做。瑞士法郎不是國際貨幣,應當由瑞士人掌管……』亨利被數不清的電話所困擾,電話里盡施各種威脅恐嚇。」(44)瑞士政府告知華盛頓,如果再發這種債券,他們將把美元轉換成黃金,拋售美元。他們拒絕使本國貨幣發揮國際貨幣的功能。他們還對英格蘭銀行施壓。柯林斯回憶說:「一段時間,英格蘭銀行和瑞士中央銀行之間關係冷漠。」(45)這次倒霉的哥本哈根債券發行是那一代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瑞士法郎發行的歐洲債券。
這時,德國人仍為內克曼股票而刺痛,並伺機報仇。當巴黎摩根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認購另一家德國郵購公司——弗里德里希·施瓦布公司的股票時,德意志銀行認為這是報仇的絕好機會。摩根財團沒有與承銷者簽訂書面合同,而只得到較為玄乎的「表示興趣」的答覆就開始進行了。這實際上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儘管摩根有一家德國小工會銀行的支持,但畢竟勢單力薄,無法阻止臨頭大禍的發生。股票發行剛剛宣布,德意志銀行出其不意地開始玩手腕,對世界各地的銀行施加高壓,不讓它們參與認購。這次摩根財團的災難是全方位的:股票發行金額1300萬美元,摩根有900萬美元的股票不能脫手,那時候這可是個龐大的數目。紐約總部震驚了。
作為被動的合夥方,摩根建富對摩根擔保銀行無禮的「美國式」做法感到惱火。根據美國法律,華爾街23號不能再注入更多資金,摩根建富不得不在倫敦各商人銀行間組織一次臨時救援;而摩根建富認為這一活動未獲得其美國堂兄弟的充分賞識。後來,勝家公司的董事長唐納德·科切爾——他也在摩根擔保銀行董事會任董事——以1600萬美元買進施瓦布股票,摩根巴黎公司的業務得以挽救。
禍不單行,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事,加深了巴黎公司的災難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摩根財團不能既做紐約各銀行的受託方,又在巴黎為這些銀行承銷證券。這是最後的致命一擊,摩根擔保公司最終從其經營的巴黎業務中撤出。加爾布雷斯回憶說:「國際業務部經理約翰·邁耶對施瓦布股票的結局灰心喪氣到了極點。」(46)在施瓦布事件受挫後,摩根擔保銀行在其後的十多年時間都沒有重返歐洲市場發行證券。20年代,對於這樣一家在國外市場已站穩腳跟的銀行而言,這次失敗是摧毀性的,它從此對證券市場交易畏縮不前,缺乏自信。
這時,摩根史坦利進來了,但它發現歐洲市場多少晚了點。當亨利·亞歷山大忙於開辦世界各地業務的時候,摩根史坦利卻連一個歐洲辦事處也沒有。1966年,摩根史坦利開始擺脫自己的狹隘主義,比爾·斯沃特和弗蘭克·貝蒂托秘密訪問羅馬並會晤義大利銀行行長吉多·卡利。貝蒂托生於新澤西州特倫頓,是摩根史坦利的第一個美籍義大利人,向來是一個可用以對付義大利的秘密武器。然而,他卻不會說義大利語。50年代仍任摩根財團顧問,年邁而高傲的喬瓦尼·富米嘲笑他為鄉下人。
貝蒂托富有想像力,他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卡利已經通過義大利出口和海外匯款,囤積40億過剩美元。貝蒂托建議,摩根史坦利在義大利的大客戶,如埃克森、通用汽車、杜邦公司等,可以借里拉貸款,並在當天轉換成美元,以緩解卡利的美元過剩。卡利對此很高興,並讓摩根史坦利發誓嚴守這筆獨家交易的秘密。在兩個月時間裡,摩根史坦利旋風般地完成了6億美元等值的里拉貸款,公司對歐洲業務上了癮,並由此贏得了公司能在世界各地淘金的名聲。
1967年1月,摩根擔保銀行在巴黎業務舉步維艱之際,請摩根史坦利來解圍,並把巴黎業務的三分之二賣給它;而摩根擔保銀行自己則與摩根建富、荷蘭的米斯-霍普公司以及瓦倫伯格家族的斯德哥爾摩恩斯克達銀行一起擁有其餘的三分之一業務。這種保留三分之一股份的做法,是承襲了摩根擔保銀行擁有摩根建富三分之一股份的做法。儘管貝蒂托願意與摩根擔保銀行平分巴黎業務,但該銀行在施瓦布事件後信心大挫,寧願持少數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