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爆炸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美國帶來了繁榮的工業和創紀錄的貿易順差，而留給大部分歐洲地區的只是一片廢墟。由於急需重建的貸款資金，主權國家、市政府以及各種公司蜂擁來到華爾街，而當年他們也曾經這樣巴結倫敦的商人親王們。由於戰後英鎊疲軟，英國財政部不得不發布非正式禁令，不准倫敦金融城向外提供貸款，從而大開方便之門，把英國的傳統客戶拱手讓給別人。倫敦已然放棄了其為國際貿易融資的歷史作用。

  戰後的摩根財團處於全盛時期，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私人銀行。它可以挑選最有信用的客戶，能夠單獨處理許多巨額國家貸款。當發行外國債券對美國投資者還是一件陌生的新事物的時候，摩根財團的批准可以保證這些債券大受歡迎。摩根財團以美國資本市場的官方口吻同外國政府講話。它的影響並不簡單地來自金錢，還來自一些無形的東西——威望、政治關係、銀行聯盟等。

  隨著猶太人銀行的削弱，J.P.摩根公司-國民城市銀行-第一國民銀行的美國核心執掌了開啟金融王國大門的鑰匙。對所有渴望得到信貸的財政部長來說，根本不可能藐視這個不可一世的機構。1919年10月，一個法國金融代表團的成員巴龍·埃米爾·迪·馬雷就摩根財團的權勢向法國總統雷蒙德·普安卡雷報告說：「我的印象是，摩根財團已經在這裡組成了一個集團，集團中包括了銷售債券所必需的所有組成部分，沒有他們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在這種情形下，聰明的作法是接受既成事實，並努力給摩根財團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我們對他們充滿信心。」(1)這一分析使人想起了阿斯奎斯帶有宿命論色彩的戰爭輓歌：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英國都要面對銀行，認真對付。

  從這一新的金融力量中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威爾遜總統，他極為渴望利用華爾街的金錢實現其自由夢想。正是這個伍德羅·威爾遜，曾對貨幣托拉斯發表過諷刺言論，還冷冰冰地拒絕了傑克獻上的出口部。1918年12月，他乘船到歐洲，受到了令他欣然自喜的歡迎。他到的恰是時候，人們以為他可以在歐洲各大國之間進行斡旋，同時幫助修複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地區的關係。然而就在這關鍵時刻，銀行家的作用發生了變化。在皮爾龐特時期，金融界的首領們對政府極其憎恨。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金融外交轉向了一個介於金融業務和政治之間的灰色區域，銀行家們常常充當其政府的使節。外交時代的到來在摩根財團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摩根財團將逐漸演變成一個影子政府，其活動密切配合官方政策。有時，它就像政府中的一個自由部，從事著自己的秘密活動。但大多數時間裡，它還是忠誠地追隨著華盛頓。如傑克後來所說：「我們對同政府的關係處理總是非常嚴格認真，一絲不苟。」(2)

  在這段時間裡，湯姆·拉蒙特對外交事務產生了強烈的興趣。1917年，他就隨同豪斯專員赴歐洲考察歐洲局勢。然後，財政部長卡特·格拉斯任命他為出席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金融顧問。戰爭期間拉蒙特參觀了弗萊芒地區，他非常震驚。他記憶中的戰場如同一個「但丁式的煉獄」，火從冒煙的大炮中呼嘯而出。(3)這次經歷使他成為世界和平組織忠實的倡導者。他對威爾遜建立一個國際聯盟的想法充滿信心，並投入大筆資金，支持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各種組織。

  拉蒙特的政治信仰同摩根銀行的業務需要是相吻合的。因為隨著國外貸款的擴大，摩根銀行需要有穩定的政府、全球的安全和自由貿易。20世紀10年代後期是摩根理想主義的鼎盛時期。在這幾年裡，德懷特·莫羅寫了一份題為《自由國家的社會》的簡要研究報告，考察了過去各國如何通過談判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的情況。他的女兒安妮後來回憶說：「在我上學期間，我們在家裡的飯桌上總是熱情洋溢地談到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要點：國家享有『自決權』以及『世界和平新秩序』，等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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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威爾遜對漫不經心的拉蒙特在巴黎的表現大加讚賞。他對拉蒙特說：「我對你在我們所有的磋商中所採取的自由派和以公眾利益為重的立場越來越感到欽佩。」(5)摩根的新合伙人喬治·惠特尼說，威爾遜似乎對拉蒙特在金融事務方面的判斷比對其他任何人的判斷更加信任。(6)的確，摩根官員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無所不在，以致伯納德·巴魯克抱怨說，好像是摩根財團在主持這個會議。(7)值得強調的是，第一個把華爾街新的力量動員起來用於政治目的的人是一個進步民主黨總統（儘管威爾遜的共和黨後任更加大肆利用這種金融力量）。對貨幣托拉斯長達10年之久的攻擊，似乎在一片歡天喜地的擁抱中煙消雲散了。

  湯姆·拉蒙特在巴黎奠定了他職業生涯的基礎。他幫助起草了和平協議中的財務條款。他廣泛結交了一批新朋友，包括後來成為洛西恩勳爵的菲利普·克爾，他當時是勞埃德·喬治的秘書，也是南希·阿斯特的密友，另外還包括南非的簡·斯馬茨。拉蒙特將成為那個時代的王牌金融外交家。傑克·摩根不善於用心計，而拉蒙特卻在行動上反應敏捷，在意識形態上不拘一格。他總能暗示兩黨的政治家們，他是站在他們一邊的。他是一個戴著多個面具的人，並把他的每一個角色都扮演得惟妙惟肖，有時甚至把他自己也愚弄了。他具有在政治上左右逢源、雙邊獲益的天賦。在向威爾遜的一次表白中，他機巧地把自己標榜為「一個忠實於正在當政的民主黨政府的……可憐的共和黨人」。(8)有時候，他的忍耐力是因為缺少信心；有時候，他的坦率摻雜些機會主義。在國內經濟問題上，他是一個傳統的共和黨人，但在國際組織和公民自由權等問題上，他卻信奉自由觀點，以使自己合乎民主黨知識界的口味。民主黨知識界對華爾街上的這個與眾不同的人物感到驚訝不已。在拉蒙特職業生涯的後期，赫伯特·胡佛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也成了他的密友。

  拉蒙特和摩根財團整整一代人捲入了凡爾賽和約和德國賠款問題，就像陷入了一個泥潭而無法自拔。在巴黎和會上，拉蒙特參加了一個分委員會，研究德國人向協約國戰爭賠款問題。鑑於戰爭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國領土上進行的——法國北部都是炸彈坑，就像月球表面那樣坑坑窪窪，法國人強烈要求得到巨額賠款。1819年和1871年，他們曾向德國人支付了戰爭賠款，現在他們要向德國人討還血債。比起報仇心切的協約國來，拉蒙特並不顯得咄咄逼人，他建議德國人支付400億美元——這只是法國人要求的五分之一，英國人要求的三分之一，但這一數額仍是相當大的，遠遠高於其他美國顧問提出的建議。

  賠款委員會最後確定賠款額為320億美元，這一數額震驚了本·斯特朗，他預言德國馬克將會疲軟，結果將導致通貨膨脹——這不幸言中了。但拉蒙特仍堅持相信，這一賠款負擔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有爭議的名著《和約的經濟後果》使德國人覺得他們受到了懲罰，這只能助長他們的怨恨情緒，削弱他們賠款的決心。他認為這為希特勒的飛黃騰達鋪平了道路。拉蒙特屬於這樣一派人，他們認為，德國人操縱了國際輿論，從而使戰後金融交易對他們更為有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他堅信《凡爾賽和約》「對德國過於公正，而對協約國卻過於不公正」。(9)

  無論這一複雜的歷史性爭論的正確答案是什麼，拉蒙特確有先見之明，預見到美國人對國際聯盟不會熱情支持。他察覺到國內的孤立主義正在日益增長，因而要求德懷特·莫羅從紐約向他報告人們對國際聯盟的看法。當他把莫羅悲觀的調查結果轉給威爾遜時，威爾遜既表示蔑視，又對美國人的懷疑感到迷惑不解。拉蒙特不斷地給威爾遜寫備忘錄，建議他在和約問題上採取靈活戰術，多同共和黨對手協商，甚至在華盛頓進行院外遊說，以便堅定那些猶豫不決的參議員的立場，爭取兩黨的共同支持。對文體一向敏感的拉蒙特建議威爾遜在講話中多些幽默，在解釋聯盟章程時使用「近乎兒童般的語言」。(10)威爾遜對莫羅的報告所做出的反應顯得風格高尚，但缺乏遠見。他告訴拉蒙特：「整個問題的關鍵是它的真實情況。如果我們能夠使國內的人們同我們一樣了解這一情況，問題就會迎刃而解。」(11)拉蒙特實際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當威爾遜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見解時，他只是看著，心中充滿恐懼。他倆在最後一次橫跨大西洋之行中心情愁悶。1919年11月，《凡爾賽和約》在參議院擱淺，威爾遜受到重大打擊。美國始終沒有參加國際聯盟。

  凡爾賽是湯姆·拉蒙特開創事業、並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的起點，從這裡他獲得了互相矛盾的經驗教訓。一方面，這次和會留下了一絲理想主義的殘餘。在他的記憶中，威爾遜始終保持了聖人的形象。他對威爾遜的「樂天派性格」「聰明才智」，以及「像蘇格蘭威士忌酒那樣混雜美好的理想主義和執拗的結合」讚不絕口。(12)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發現，政治是一門實現潛能的藝術。威爾遜過於純真，因而受到傷害。這個世界是不可能成為烏托邦的。關於威爾遜，他說：「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在許多方面是個偉人，在不該硬的地方硬，在該妥協的時候還是妥協的。」(13)拉蒙特自己在妥協讓步方面的才能終將表現出來，因而他的政治悲劇與威爾遜將完全不同。

  回到美國後，拉蒙特仍然受到威爾遜精神的鼓舞，他驕傲地把總統及豪斯專員的畫像懸掛在華爾街23號他的辦公桌上方。就在不久前，他成了《紐約晚報》的出版商。他一改以前的不干預政策，堅持該報要採取支持國際聯盟的立場。作為美國首要對外貸款人，摩根財團對威爾遜標榜的自由民主黨的國際主義也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感。20世紀20年代，當美國實業家們仍然拘泥於保護主義、偏安一隅的時候，銀行家們則已開始向世界發展。只有通過自由貿易，國家才能進行出口並賺取外匯，償清債務。如同19世紀在倫敦金融城發生的情況一樣，華爾街開始著眼於國外，其程度遠遠超過商業存款銀行。摩根財團作為全球合作的倡導者，常常覺得同主張孤立主義的共和黨人格格不入。

  回國參加19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拉蒙特為共和黨室內吞雲吐霧、烏煙瘴氣的情形，狂妄自大的孤立主義以及卑鄙的對外國人和外交事務的畏懼和痛恨所震驚。他發覺，美國突然退出了這個世界，並拒絕為戰後歐洲的復興承擔責任。在這一年的選舉中，拉蒙特單獨投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票，支持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考克斯，而不是沃倫·哈丁，因為考克斯贊同國際聯盟。雖然傑克·摩根支持國際聯盟，但出於對兩個政黨的厭惡，他拒絕參加選舉，並對「膽小怕事的共和黨」和「親德的俄亥俄州編輯」大加痛罵。(14)儘管摩根銀行在20世紀20年代同三屆共和黨政府保持了親密的關係，但銀行的全球責任觀念同褊狹的共和黨人一葉障目的短視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關係。隨著摩根財團的規模不斷向多國方向擴展，它將感到難以適應這個厭煩同歐洲發生牽連的美國。

  當拉蒙特在凡爾賽和談的時候，傑克正在同自己內心的惡魔搏鬥。他不想同德國人談判，只是希望看到他們為其「野蠻」行徑受到懲罰。1917年，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到：「目睹了德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之後，任何文明國度都不可能再同那些已經表現出邪惡本性的人發生任何商務或金融往來。」(15)他說，他寧願看到潘興將軍率領50萬大軍開進柏林，而不願看到一紙仁慈的和平協議。(16)要是皮爾龐特·摩根還在，他肯定會心懷這種惡意採取行動。但是，戰後的摩根貸款將越來越多地反映美國的各項利益，而不是出於合伙人一時的心血來潮。儘管傑克高聲恫嚇，他的銀行還是提供了大筆貸款，而使賠款得以實現。他的銀行同德國的關係更加密切了，這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

  表面上，傑克仍保持著一個穩重的銀行家的形象，但內心裡卻感到恐懼和慌亂。他的不安全感並沒有因停戰而消失。即使是在戰後的環境中，一個顯赫的銀行家也很容易感覺到，他似乎是便於恐怖分子襲擊的一個靜止的目標。發生在俄國的一連串的事件——托洛茨基和列寧奪取了政權、沙皇尼古拉二世遭暗殺、以及布爾什維克拒絕償付國外債務——使富豪們警覺起來（當布爾什維克試圖把俄國在巴林銀行的大筆存款轉移到紐約的擔保信託公司時，巴林銀行凍結了這筆存款）。墨西哥革命期間，墨西哥政府也拖欠外債，並於1917年通過了一部激進的憲法，威脅要將美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

  有人預言，革命將蔓延到北美沿岸。人們都在談論階級鬥爭和罷工，政治氣氛越來越濃。1919年期間，有400萬美國人舉行了罷工，西雅圖市成為一次大罷工的發生地。司法部長米歇爾大力搜捕「赤色分子」和外國煽動者，以至後來這種突擊行動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時事動盪使傑克更加懷疑「破壞分子」想要摧毀這部工業化的國家機器。他為麻薩諸塞州州長卡爾文·庫利奇鎮壓波士頓警察罷工和加里法官在美國鋼鐵公司的一次罷工中支持自由雇用拍手稱快。

  1919年5月1日，有20位美國名人收到了相同的信件炸彈，傑克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因為郵資不足，這批郵件被紐約市郵局截留，才使這些加害目標倖免於難。傑克和他的女兒簡還遭到密執安州一個名叫索恩的看門人的勒索。索恩聲稱他已使他們中了一種慢性的、神秘的細菌的毒害，如果他們支付22000美元，他可以交出解藥。要是在平常，傑克會對此不屑一顧。但在當時緊張的局勢下，他認為應該懲治一下勒索者，以儆效尤。結果，索恩被逮捕定罪，並在萊文沃思監獄度過了15個月的鐵窗生活。到了1921年，摩根銀行感到受到破壞者的極大威脅，因此公關負責人馬丁·伊根建議給銀行的私用火車車廂「孔雀角號」起一個不顯眼的名字，以避免因同摩根合伙人哈里·戴維森在北灘的私宅相關聯而招致禍患。

  實際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說明，傑克·摩根感到恐懼是事出有因的，而這種恐懼感使他深受困擾。他的身邊正在發生著瘋狂的事情。另外，1920年到1921年出現了衰退，就其嚴重性來說，它可能更接近於一次蕭條。為了遏制緊隨戰爭而來的通貨膨脹，紐約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本·斯特朗大幅度提高了利率。這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第一次有意識地為了控制經濟過熱而引起的衰退。這期間，失業率增長了5倍，達到了12%，400萬人丟掉了工作，僅1921年一年，就有500家銀行倒閉。

  1920年初，傑克·摩根形成了一種幾乎是不合邏輯的觀點：他感到富人是軟弱無力的，而被煽動者蠱惑起來的群眾的攻擊卻是威力無窮的。在這種恐懼心理的驅使下，他雇用了一名私人偵探。此人名叫威廉·多諾萬，是個律師，一戰期間曾是得到過高級勳章的軍官（後來他成為著名的「瘋狂的比爾·多諾萬」，領導了戰略研究部，該部是中央情報局的前身）。隨著激進主義在世界範圍的蔓延，情報工作也如雨後春筍般展開。傑克要求多諾萬去調查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因為這一組織把銀行家列為工人階級的首要敵人。傑克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供過資金，因而他充滿憂慮地注視著布爾什維克的動向。他還要求多諾萬搜集有關從舊奧匈帝國中脫離出來的新國家的情報，因為有人認為中歐的政治混亂可能會成為產生共產主義的溫床。多諾萬的調查相當無聊——他只找到了一些滿是灰塵的報紙和發言稿——但這項工作使他進入了金融界，也使傑克習慣於使用一種新的方式對付他的敵人。

  1920年發生的另外兩次事件更使傑克感到危險無所不在。4月18日，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一個名叫托馬斯·辛普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逃的精神病人，溜進了位於斯泰弗森特廣場的聖喬治大教堂。出生於倫敦的辛普金曾因鐵達尼號的沉沒而尋死覓活。他後來說，他到美國就是要殺皮爾龐特·摩根的，只不過他已經死了。在這個星期天的早晨，他被優美和諧的教堂鐘聲吸引到了聖喬治大教堂。「鍾還在敲，我感到了安慰。」他說，「然後，我走進了教堂。」(17)他知道這是摩根家族做禮拜的教堂。

  傑克的妹夫赫伯特·薩特利正在教堂里，摩根家的朋友和醫生詹姆斯·馬科也在。正當馬科醫生傳遞募捐盤的時候，身材矮小、衣衫襤褸的辛普金拔出手槍，近距離朝他的額頭射擊。募捐盤摔落到地上，發出「如同玻璃破碎般」的聲響。(18)教區牧師卡爾·賴蘭將《聖經》扔到布道壇上，然後跳過了祭祀聖壇的圍欄。雖然風琴手已停止了演奏，但教堂唱詩班仍然天使般演唱著。身著燕尾服的教會成員們此時正追趕著辛普金，他們在斯泰弗森特廣場抓住了他。馬科醫生被飛快地送往產科醫院，湊巧這正是他建議皮爾龐特出資捐助的那家醫院，幾分鐘後，他死在了那裡。事後得知，原來辛普金錯把馬科醫生當成了傑克·摩根。當審訊人員問辛普金為什麼要殺傑克·摩根時，他回答說，他聽說摩根和一位叫米勒的國會議員曾說過，世界國際工人組織應該被槍斃。(19)

  接著，1920年9月16日又發生了爆炸事件。這天剛過中午，一輛裝有500磅鐵框格的馬車停在華爾街摩根財團與街對面的美國檢測所之間。突然，馬車爆炸了，地面被炸出了許多大坑。午餐時分像彈片一樣的爆炸物飛向驚恐萬狀的人群，38人被炸死，300人受傷。正走過華爾街23號的年輕的約瑟夫·甘迺迪被掀倒在地。在半徑達半英里的範圍內，爆炸震破了窗戶，包括摩根財團在華爾街的一面窗戶。大火和古怪的綠色煙霧直衝天空，街上12層樓高的遮篷也著了火。紐約證券交易所里，炸碎的窗戶玻璃穿透了絲綢窗簾，驚慌失措的交易者們躲避著被炸的窗戶。

  約翰·布魯克斯在他寫的《戈爾康達往事》一書中描繪了當時摩根銀行中的混亂：

  摩根財團眾多的辦公室遭受破壞最嚴重，內部千瘡百孔，一片狼藉，到處是碎玻璃、東倒西歪的桌椅、散落的紙張以及一些被炸得七扭八歪的鋼絲紗窗。這些紗窗是不久前公司剛剛裝在窗戶上的，好像是天意神授，無疑是它們使辦公室避免了更慘重的損壞。一名摩根雇員當場死亡；另一名因傷勢過重，第二天也死了；還有十幾人傷勢嚴重。朱尼厄斯·摩根（傑克的長子）當時正坐在一層靠近北邊窗戶的桌子旁，爆炸衝擊波把他向前拋去，然後他又被碎落的玻璃割傷……另外一個年輕的摩根職員威廉·尤因被炸倒，並昏迷過去。幾分鐘後他醒來時，發現自己的頭插在一個廢紙簍里。(20)

  爆炸使金融交易廳里布滿了像白糖一樣的玻璃渣子。一節鐵窗架戳進坐在高凳子上的比爾·喬伊斯，使他一命嗚呼。約翰·多納休因燒傷而死亡。大樓在華爾街一側的田納西大理石上被炸出一行深深的麻窩。或許是要把它作為驕傲的象徵，或許是為了紀念兩位死去的雇員，摩根銀行沒有去修復那些大理石，爆炸的痕跡仍然清晰可見。後來一個合伙人曾提到修復大理石要耗費巨資，並且承認說：「把它們仍留在那裡是恰當和正確的」。(21)以後的幾十年裡，銀行家們總在相互問，爆炸發生的時候你在哪裡？

  爆炸發生在9月份，而此時傑克正在他蘇格蘭的狩獵場。可其他合伙人當時都聚集在他的辦公室里，幸運的是，辦公室朝向百老匯街。一位來訪的法國人神經質地笑著說，他覺得似乎又回到了戰爭時期。喬治·惠特尼走到大街上檢查傷害情況。在摩根銀行彈痕累累的北牆上，他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顆女人的頭顱和帽子黏貼在一處破損的牆壁上。我將永遠記住這一幕。爆炸物擊中了她，威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她的頭被削飛，並緊緊地貼在牆上。」(22)

  回憶起那一天夢一般歷歷在目的恐怖情景時，惠特尼談起了德懷特·莫羅的一件事。德懷特·莫羅是一個出奇的心不在焉的人。那天中午，他同一位政府官員約好共進午餐。當硝煙散盡之後，惠特尼看到莫羅準時一路小跑下了樓梯，去會那位官員，好像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他們倆穿過大街上的屍體、消防人員、東倒西歪的汽車和炸彈坑，悠閒地散著步到銀行家俱樂部去吃午飯。惠特尼說：「他們根本沒在意這些，我想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23)

  摩根財團湊合著度過了後來的幾個星期，他們用粗帆布遮上窗戶，用腳手架支撐住中央金融交易大廳上搖搖晃晃的圓頂。許多人掛著吊帶或綁著繃帶來上班，這對一個非常浮華的銀行來說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插曲。這次爆炸的目標是否是摩根財團或檢測所，沒有人知道，它一直成為一大懸案。儘管這一事件同無政府主義者製造的一系列事件相吻合，並且人們一直把它歸罪於無政府主義者，但它或許只是一次自然的化學爆炸事故。坐落於華爾街11號的新的證券交易所當時正在施工，也許正是因為如此，這一地區有炸藥。摩根銀行雇用伯恩斯國際偵探所調查這一事件，偵探所懸賞5萬美元以獲得有關的情報，但始終沒有人領取這筆賞金。

  爆炸剛一發生，傑克在麥迪遜大街的住宅的周圍立即布置了30名便衣偵探。傑克認為爆炸事件是針對華爾街的，而不是針對摩根銀行的。但無論如何，聯繫到1915年的槍擊事件、索恩事件、馬科槍擊事件以及無數烏七八糟的信件，這次爆炸事件更使傑克覺得險象環生，使他對陰謀集團的恐懼與日俱增。

  這一階段的騷亂導致傑克加深了反猶太主義的情緒，是他形成自己觀點的重要因素，同時成為他簡單地把許多事件，特別是針對他的家庭和公司的攻擊事件都看成是與此有關。傑克的反猶太主義思想由來已久。他把猶太人視為遍布全球的第五縱隊，都是些假裝對他們所在國政府忠心耿耿、而實際卻在秘密地幫外國政府搞陰謀活動的陰謀家。他把德裔猶太人銀行在華爾街的存在推而廣之，視為一種更加普遍的現象。像他的父親一樣，傑克對他自己圈子內的密友熱情而友好，但也同他的父親一樣，他對圈外人常常是冷若冰霜，甚至表現出懷疑。傑克從不認為他持反猶太主義觀點是欺壓弱者；他的敵人比他——一個孤立無援的摩根——要強大得多，因此，他們咎由自取。

  1920年5月，作為哈佛大學監理的傑克急急忙忙找到勞倫斯·洛厄爾校長，就監理會職位空缺所造成的嚴重危險向他提出警告：

  我想我應當指出，我相信在監理中有一種強烈的看法，即候選人決不應該是一個猶太人或一個羅馬天主教徒，雖然很自然，對天主教徒的情緒沒有那麼強烈。恐怕您會認為我們是一群肚量狹小的人，但我個人之所以反對上述任何一種人接替這個位子是基於這樣的事實：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天主教徒，他們都承認利益或政治控制比這個國家的政府重要，而且在這些人的心中比政府更加優先——猶太人總是把猶太人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國人放在第二位；我恐怕羅馬天主教徒也常常把教皇至上的信仰者放在第一位，而把美國人放在第二位。(24)

  從這封信中，人們可以感覺到傑克頭腦中仍然想著戰爭期間他同庫恩-洛布公司之間的不和，現在這一不和被擴大到了全世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後來很快募集了一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德國貸款，並因其投資建議而得到梵蒂岡授予的勳章。

  1920年，傑克確信在德裔猶太銀行家中存在著一個反對摩根的陰謀小集團。因此，他聘用了一個名叫查爾斯·布盧門撒爾的人去調查他們的活動。在兩年的時間裡，布盧門撒爾定期向傑克報告。他使用的辦法沒有留下文檔記錄，但塞繆爾·昂特邁耶明顯是一個目標，因這個人在普約聽證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傑克仍打算要懲治他；另一個目標是生於德國的奧托·卡恩，他是庫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也是都市歌劇院的財政後台老板。善於炫耀的卡恩廝混於貴族社會，這一點遠遠勝過雅各布·希夫，因此，他贏得了「新舊約全書之間的扉頁」的綽號。(25)他曾慷慨地為1915年英-法貸款出資，傑克甚至還讚揚過他在戰爭期間發表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講話，這些講話在協約國中廣為流傳。卡恩被德國的皇帝咒罵為自己祖國的叛徒。然而，1919年，傑克得知，戰爭初期，卡恩和庫恩-洛布公司為德國的幾個城市提供了一筆小額貸款。卡恩仍然享有英國歸化公民的國籍，因而傑克認為，這筆貸款一看就是他叛國的鐵證。傑克怒不可遏，他寫信給格倫費爾說：「他現在又成了美國公民，英國不能將他關進監獄，在我看來，這事幹得實在不漂亮。我認為應該讓人們知道這些。」(26)卡恩在戰爭期間的愛國主義被人遺忘了。

  傑克緊緊跟蹤著他的獵物，搜尋卡恩同德國貸款相關聯的證據。1920年，他顯然從布盧門撒爾那裡獲得了證據。他在給格倫費爾的信中說：「所附是林德海姆寫給艾伯特博士的一封信的影印件。林德海姆是紐約的猶太律師，他同昂特邁耶一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認為這封信足以確認奧托·卡恩先生提供了那筆德國城市貸款。」(27)似乎傑克和特迪·格倫費爾都在同英國當局交換情報，因為格倫費爾已經知道艾伯特博士在戰爭初期花了大筆德國人的錢。(28)兩年之後，摩根銀行通過一個倫敦的消息靈通人士查閱了英國海軍部有關塞繆爾·昂特邁耶的記錄。

  傑克的另一個可能的情報來源是亨利·福特的《珍貴獨立報》。該報是福特異乎尋常的反猶太主義觀點的喉舌，通過福特汽車經銷商在全國發行。1921年，該報開展了一場反對「歸化的美國人」——被認為對這個國家不夠忠誠的移民——的運動。傑克在給編輯的一篇熱情洋溢的短文中讚揚了這一運動：「由於戰爭，我充分意識到了歸化的美國人對社會的威脅。在我看來，猶太人似乎是唯一的這類人，他們默默地干自己的事，並正在努力維持他們外來移民的心態而不引起公眾的注意。」(29)傑克說，他將向《珍貴獨立報》提供信息。當查爾斯·布盧門撒爾到底特律就猶太人威脅問題同亨利·福特磋商後，傑克隨後寫了一封信邀請福特到紐約去訪問他。

  傑克混亂的反猶太主義夾雜著商業上的競爭。美國人銀行和猶太人銀行在華爾街上形成了兩個敵對的集團。1921年，一個前司法部代理人向摩根銀行透露了一個秘密，說猶太銀行家和德國企業家制定了一項計劃，以恢復德國的財富。他講到一個叫雷曼的先生和一個叫羅斯柴爾德的先生如何在紐約同庫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見面以完善這一計劃；他們又如何希望這一新的聯合把摩根財團擠垮。這也許確有其事，或只是危言聳聽。傑克對美國人和猶太人銀行在華爾街上的競爭有自己的看法，他從陰謀和宗教方面，而不是從比較庸俗的生意方面看待這個問題。

  傑克同布盧門撒爾的關係很快就惡化了。傑克為他預付了一筆錢，用於購房的抵押，但他沒能按時還錢。對傑克這樣的銀行家來說，賴帳的人在地獄中比猶太人還要遭罪。兩人的關係變得冷若冰霜。1922年，布盧門撒爾的還款逐步結束。後來，當布盧門撒爾試圖以摩根的名義籌集現金的時候，傑克否認他曾雇用過這個人。這是慪氣嗎？或許傑克是在掩蓋自己的罪責？

  無論如何，所謂德國人的陰謀和猶太銀行家的陰謀伎倆的談論很快便顯得很愚蠢，完全是無中生有。傑克·摩根為德國人幹的事比華爾街上任何一個猶太人幹的都多。甚至當他在1922年中斷了同布盧門撒爾的關係後，國務院還力勸他去參加一個銀行家委員會，該委員會要為一筆提供給德國的巨額貸款制定所需的條件。傑克·摩根幾年來一直在搜尋德國的支持者，到頭來他將發現他本人就是給德國提供貸款的主要銀行家。這些年他所捕捉的幽靈實際就是他自己。

  戰爭期間，批評家們把傑克諷刺為一個傀儡，一個蒼白無力、行動緩慢的皮爾龐特·摩根的仿製品。但傑克把批評家們愚弄了。他的英國關係網加強了他同協約國的關係，他為摩根建富雇用的合伙人也是如此。他在戰爭期間一直扎紮實實地工作，而且他繼續每天工作8到9小時，直到20年代初。然而，傑克畢竟只是一個迫不得已而為之的銀行家，他缺少曾經激勵過他父親的那種巨大的、不斷釋放的能量。正像他自己所認識到的，他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是一個具有英國鄉紳風格的刻意做作的業餘愛好者。他喜歡園藝、乘快艇遊玩、讀偵探小說——一些溫和而恬靜的活動。有一次，在一種倦怠的情緒下，他把自己的頭腦比喻成一個軟軟的、煮爛了的菜花。另外，他父親的衰弱、病痛和死亡總是在他腦海里縈繞，他把這歸因於政治和過度勞累。因此，他準備依靠一個強有力的副手。

  哈里·戴維森使傑克著迷，他似乎成了戰後一個階段承擔摩根重擔的最佳人選。戴維森具有天生的權威。庫恩-洛布公司的保羅·沃伯格曾經說過，「人們願意追隨他」，(30)他對摩根銀行的獻身精神堪為楷模，這一點可以為皮爾龐特死後他發給納爾遜·奧爾德里奇的一封電報所證明。當時，戴維森的住宅「孔雀角」剛剛燒毀，在住宅重建期間，他打算在一艘遊艇上度過夏季。他發電報給奧爾德里奇說：「同其他的重大損失相比，房子的損失實在微不足道。」(31)

  戰爭使戴維森的地位大大提高。作為紅十字會戰爭委員會的主席，1919年他被提升為紅十字會全球聯盟的主席。在他任職期間，有800萬志願者報名參加紅十字會工作。許多故事都表現了戴維森的極大自信。在一次紅十字會大會上，前總統塔夫脫說道：「我榮幸地向大家介紹一位最傑出的公民，這個人寧願面對德國人的大炮也不願面對聽眾。」這時戴維森已經快要從椅子上站起來了，而塔夫脫卻高聲宣布：「這個人就是潘興將軍！」(32)

  另外一個故事講到，戴維森1918年去倫敦，剛一到達，他就得到通知說喬治五世希望見他。在去白金漢宮的路上，王室侍從向他介紹了各種禮儀，並羅列了一套皇家禁忌和戒律：他不得蹺二郎腿，不能先伸出手去握手，沒有國王的允許不得告辭，等等。戴維森同國王陛下愉快地度過了一個小時的時光。可這時，他突然想起還有另外一個約會，便猛然站了起來——違反了一條禁忌。除了摩根合伙人，還有誰會厭倦同國王在一起呢？誰不希望延長這種經歷呢？然而白金漢宮只是戴維森緊張的日程安排中的一站——摩根財團已憑藉自己的資格成了貴族。

  戰後，戴維森的威望高漲，朋友們甚至提到，他可以成為總統候選人。戴維森自己卻提出異議，說這是「不可能的」。顯然，這是因為他曾捲入了1915年春以悲劇結局而告終的婚外戀事件。(33)他害怕此事被挖掘出來，因為那是一個恐怖的事件。戴維森和他的夫人凱特同布科克夫婦是好朋友，他們在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市是鄰居。霍華德·布科克是阿斯特信託公司的司庫。阿黛爾·布科克是戴維森夫人的好友。戴維森同阿黛爾·布科克發生了曖昧關係，而霍華德·布科克開始時對此事毫無察覺。

  當霍華德·布科克得知此事後，他簡直發瘋了，但他採取了適合於他的身份的方式。1915年3月22日，他提前從公司回到家裡，顯得焦躁不安。但同往常一樣，他同他的夫人在東七十四街的住所里共進了晚餐，這期間僕人們也沒有注意到任何反常現象。之後，霍華德上樓到書房去看報，阿黛爾則留在樓下的客廳里彈鋼琴。後來霍華德也下到客廳里。僕人們聽到鋼琴音樂突然停止了，緊接著又聽到兩聲槍響。當驚慌失措的女傭們衝進房間時，她們發現霍華德用一把老式軍用左輪手槍從背後向阿黛爾的右耳根處開了一槍，然後他又向自己的左眼上方開了一槍。心慌意亂的僕人們第一個想到要打電話通知的就是阿黛爾·布科克的好友凱特·戴維森。只能由凱特來通知布科克的親屬了。凱特同意收養布科克的兩個孩子——他們在槍殺過程中一直在睡覺。戴維森夫婦還供養他們上學。這一舉動使人聯想起戴維森夫婦在早些時候還曾慷慨地收養了本·斯特朗的孩子。布科克夫婦的槍殺事件是1915年轟動一時的「懸案」。驗屍小組得出的結論是，霍華德·布科克由於擔心自己可能患有腸癌而變得精神失常。此事到現在才真相大白。(34)

  1920年，當哈里·戴維森從紅十字會回到摩根財團時，已然失去了他那精神煥發的面貌和磁性般的魅力。他抱怨自己總是莫名其妙地頭痛和失眠。他請了一年的假，同家人一道去了木蘭花莊園。這是他在喬治亞州托馬斯維爾的一處地產。在一張戴維森正在野餐的照片上，他嘴裡叼著一支大號雪茄，身穿一件白襯衣，外著一套三件式西裝。即使是在身體狀況欠佳和戶外活動的情況下，摩根人也不能給人以衰弱無力的形象。然而，住在木蘭花莊園並沒能消除他的頭痛和頭暈。1921年8月，戴維森被診斷為長了腦瘤。

  戴維森是一個具有男子漢氣概的人，他拒絕成為一個病人。他的「孔雀角」是在長島北灘占60英畝、用希臘式圓柱裝飾起來的住宅，這一住宅同傑克·摩根和喬治·貝克的住宅一道，幾乎形成了連綿不斷的一片。一天，他在那裡同弗雷德里克·蒂爾尼醫生正在欣賞牡蠣灣中的一群海豚。蒂爾尼說他一直想得到一個海豚腦子做研究。戴維森立即吩咐他的僕人：「把我的來復槍拿來，並讓他們馬上準備好機動船。」(35)戴維森出海並射殺了他的海豚。

  1922年5月，哈里·戴維森在切除腦瘤的手術過程中去世了，終年54歲。他留下了價值1000萬美元的財產，其中的450萬給了他的兒子弗雷德里克·特魯比。特魯比從上大學開始就被禁錮在輪椅上。戰爭期間的一個暑假裡，在耶魯大學上學的特魯比和他的幾個同學組成了第一個海軍預備役航空小組。戴維森為他的兒子買了一架飛機。在孔雀角的一次示範表演時，飛機的後發動機脫落，並擊中了特魯比的頭部，從此他成了截癱病人。父親的特別遺贈意在使他在不受任何物質生活困擾的條件下追求政治生涯。特魯比在庫利奇和胡佛兩屆政府中擔任過戰時航空部部長助理，並出任過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他同他父親一樣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儘管他身患殘疾，他仍然打網球，並為博物館尋找大的展覽項目。

  在華爾街23號，戴維森的死亡使湯姆·拉蒙特通往權力的道路失去了障礙，他輕而易舉地占據了領導位子。懷著對良師益友戴維森的感恩戴德之情，拉蒙特繼承摩根傳統，為戴維森樹碑立傳，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傳記。關於他的另一個行為楷模皮爾龐特，拉蒙特寫道：「他對小人物所做的或建議的小事不感興趣。」他把皮爾龐特掌管摩根的階段看做是一個正在消失的彬彬有禮的時代——一個在商務上具有騎士風度的黃金時代。(36)皮爾龐特和戴維森早期對拉蒙特的影響使他這位銀行家具備了一個政治家和建功立業者所應具有的高瞻遠矚的視野，而不是一個官僚或紙上談兵的人。

  在20年代，湯姆·拉蒙特成了摩根銀行的智囊和華爾街上最有權勢的人物。每當記者們談論「重要的金融觀點」時，他們通常都先同拉蒙特討論。華爾街上有一種說法：「摩根先生對拉蒙特講話，拉蒙特先生對人民講話。」(37)在他的早期銀行生涯中，拉蒙特總是對他的前輩們畢恭畢敬，甚至阿諛順從，心滿意足地扮演著馴服朝臣的角色。他知道如何處理同摩根家族的人們的關係。皮爾龐特和傑克都是寡言少語、性情孤獨的人，因此，他們喜歡那些性格平和而外向，且具有魅力的人。皮爾龐特周圍有善於交際的培根和珀金斯，而傑克周圍則有戴維森和拉蒙特。摩根家族不善出頭露面，非常注重於內部事務，而這些攝政者卻使公司在社會上大放光彩。敏銳的拉蒙特還時常給傑克一些鼓舞信心的讚許，而這是皮爾龐特從未向傑克表示過的。

  湯姆·拉蒙特從一個窮牧師的孩子一躍成為華爾街盡人敬仰的人物。何以如此則是一個謎。1750年，拉蒙特家族的第一代從蘇格蘭到達美國。拉蒙特的父親曾是一位希臘語教授和衛理公會教牧師（湯姆後來成了長老會教徒）。老拉蒙特長了一張《舊約全書》式的臉——寬闊的前額、連鬢鬍子，兩眼放出冷峻的光芒。他禁止家人跳舞、打牌，甚至禁止他們在安息日到鄰居家去閒逛。幸運的是，拉蒙特的母親還是比較溫和的。湯姆在紐約州北部克拉弗拉克度過了他儉樸的童年時代。他設法擺脫這種處境，並貪婪地閱讀小說。他靠獎學金進了菲利普·埃克塞特學院和哈佛大學。他羨慕那些他所遇到的富有的孩子們，但他並不懼怕他們。他完全是一個自我奮鬥式的人物，正因為如此，他在一個充斥著不法投機和膚淺的樂觀主義的時代中很具有典型意義。像F.菲茨傑拉德小說中的主角傑伊·蓋茨比一樣，他以一個窮孩子的方式生活，行為舉止均出於他的無窮無盡的幻想。他成功地扮演了一個貴族角色，以至被人們誤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貴族。

  拉蒙特短小精悍，雙肩勻稱。他頭髮稀疏，兩眼總是笑眯眯的。他常常在他辦公室的壁爐前讓人拍照，雙手插兜，顯得隨意而愉快。他通常面帶一種很開心的、探尋的神情，似乎是在表示親昵，實則卻是在探究他的客人。他緊密地注視著這個世界，仿佛是在審時度勢，一眼就可把一個人看穿。他似乎不知道什麼是沮喪，天生一個樂觀派，遇事總能泰然處之。他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別著急」。他的兒子科利斯說他從來沒見過他父親生氣。他有極強的工作能力，他在哈佛工商學院寫的許多長篇論文頂得上十多個人的工作量。湯姆·拉蒙特是一個奇才——在商務上、金融上以及外交上。而且他的事業涉及面之廣，令人目眩，可以同皮爾龐特·摩根相媲美。

  拉蒙特具有建立友誼的天賦，對文學界心嚮往之。他是一個報紙出版商，還是克羅韋爾出版社的大股東。他是涉足這一領域的唯一的摩根合伙人。戰爭期間，當英國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遊說美國，以爭取對英國的同情時，他喜歡上了拉蒙特，甚至將他的《戰爭與未來》一詩獻給了拉蒙特。拉蒙特同沃爾特·李普曼、約翰·高爾斯華綏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也結為朋友。他具備作家所應具有的衝動，他每月都匆忙寫出成百封私人信件，記錄下他的各種思想，並把它們傳給後代。

  他的交際不只局限於名人。每年春天，他都同三個同窗好友去大西洋城小住幾日，在那裡釣魚、打橋牌、聊天。他同許多人保持著友好關係——就像魔術師，總能神奇般地使他手中的球停留在高空，而且每個人都因得到來自華爾街23號精心選送的禮物、卡片和邀請信，而感覺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如果湯姆·拉蒙特得以如此容易地進入摩根的特權階層，這同華爾街在20年代所表現出的非凡的自信以及銀行家新的外交作用有很大關係。拉蒙特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而且生逢其時，在這個歷史時期，他恰好趕到了點子上。1928年，埃及國王對他說：「拉蒙特先生，我敢打賭，迄今為止，我是唯一的一個接待過你，而又沒有向你為政府要求一筆貸款的外國元首。」(38)很可能他是對的。後來拉蒙特出現在一份統治美國的63人名單上。即使名單再短一些，他的名字也不會被抹去。激進派記者費迪南德·倫德伯格後來在1937年說，拉蒙特「在西方世界行使權力20年，他的權威超過任何人；他付諸實施的最後決定也比任何人多，而且至今還沒有因此而發生控告。簡而言之，拉蒙特成為看不見的戰後高額融資和政治界人名錄中的事實上的第一執政官，成為各國總統、總理和中央銀行董事們都要躬親請教的人物」。(39)倫德伯格的議論說不上誇張，他最多也就是說得有些過頭而已。

  1916年，拉蒙特力勸亨利·福特把他的汽車公司變成上市公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不同凡響。這一舉動直到1956年福特死後才得以最後完成。摩根財團雖然掌握大量鐵路公司的股本，但卻一直缺乏遠見，沒有認識到汽車工業的重要性，皮爾龐特早年甚至曾斷然拒絕過福特的融資請求。威廉·克拉波·杜蘭特曾預言，汽車的銷售量將飛速上漲，達每年50萬輛，將來會有一天美國道路上汽車的數量要超過馬的數量。然而由於喬治·珀金斯對此預言嗤之以鼻，結果喪失了1907年為通用汽車公司提供資助的機會。對新世紀初期的華爾街來說，汽車只不過是富人們的玩具，不可靠性和糟糕的道路困擾著它的發展。這種態度引起了亨利·福特的怨恨，更加深了他對華爾街銀行家的蔑視。

  到1916年，汽車公司在華爾街已經令人刮目相看。通用汽車公司宣布了它的第一次股票分紅——紐約證券交易所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分紅，早期的懷疑論點變成了時髦的積極性。亨利·福特早已為他在高地公園的車間引進了一條裝配線。1914年，他還宣布他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時，每小時工資5美元——條件之慷慨吸引了12000名求職者。此時，福特公司年生產T型汽車已達50多萬輛，拉蒙特看到了可以按皮爾龐特的傳統做一筆惹人注目的交易的機會。老摩根的幽靈總在拉蒙特的腦海里縈繞，這一點從他給福特的一個同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封信中他指出，如果福特公開出售他公司的股票，將「是自從15年以前鋼鐵公司發行股票以來前所未有的事情」。(40)作為一條規定，福特反對公眾持有所有權，並認為股東應該為公司工作。然而，他請拉蒙特將J.P.摩根和福特的「最佳思想」統一起來。策略和友好怎樣結合才能制服亨利·福特呢？

  在一份備忘錄中，拉蒙特既奉承福特，又對他進行煽動。他首先說：「你擁有這個國家乃至這個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汽車工業……同事們從一無所有開始，現在已使這一工業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待福特飄飄然之後，拉蒙特便單刀直入：「你的公司現在的構成是你唯一的弱點。只要公司的控制權完全在你的手裡，那麼這事業的未來也就完全倚仗一個人的命運。將來必定有一天，你會因所承擔的日常責任而感到深深的煩惱。」在表示了一番同情之後，他又激起福特的憂慮，指出少數持股人可能製造的麻煩。這時，拉蒙特才拐彎抹角地提出了他的建議，他建議福特採取一項「大規模的金融舉措」，這樣福特才能從煩人的責任中解脫出來——簡單說，就是公開上市福特股票。(41)

  在另一封信里，拉蒙特把福特出售他的公司，同卡內基將他的鋼鐵廠出售給美國鋼鐵公司做了比較。由於福特和卡內基是同一類的個人主義者，因此這一類比是非常巧妙的。他建議福特像卡內基一樣，在公司中保留較大的股份，持有「具有最高品位的」優先債務，「保證你和你的繼承人或指定繼承人將來能夠得到豐厚而穩定的收益」。拉蒙特喜歡對奇特的客戶使用這種時髦的風格。他提出了他的想法之後便抽身而退，假裝不偏不倚，只供福特考慮。幾個星期以後，福特說明收到了拉蒙特的信，並表示對他的建議感興趣，但事情就此沒了下文。這雖是一次失敗，但拉蒙特雖敗猶榮，因為此事最終表現了拉蒙特的無畏的志向，以及他駕馭文字的傑出才能。

  有關福特公司的建議被拒絕後，摩根財團便時刻密切注意汽車領域的發展契機。機會終於來了，其淵源是摩根同杜邦公司的關係。杜邦公司的炸藥和化學製品生意曾從摩根財團的出口部賺取了大量利潤。戰爭不僅使杜邦公司財源滾滾，還使它擁有了大批油漆、清漆和人造革製品廠，他們看到了這些製品在汽車業中的潛在市場，所以開始積累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到1919年，他們已掌握了通用汽車公司23%的股份。除了創始人威廉·克拉波·杜蘭特的位置外，他們占據了通用汽車公司財務委員會中的所有位子。

  杜蘭特長得英俊瀟灑，臉上帶著迷人的微笑。他對發明創造具有鑑賞能力。起初，他是一個富有的馬車製造商。1908年，在遭到喬治·珀金斯的拒絕後，他自己為剛剛成立的通用汽車公司提供資助，合併了蘭塞姆·奧爾茲和大衛·別克的汽車業務，並隨後收購了凱迪拉克。亨利·福特源源不斷地生產T型汽車，而杜蘭特則不同，雖然他從法國引進了路易斯·雪佛萊公司的技術，以生產一種實用型汽車同福特公司競爭，但他更喜歡多樣化的生產線。杜蘭特是一個有說服力而且富有魅力的人物——沃爾沃·克萊斯勒有一次曾說過，杜蘭特「可以把死人說活」——但他卻是一個糟糕透頂的管理者，他魯莽而又乖僻。(42)這個失意的銀行職員的兒子還是股票市場上的一個頑固不化的賭徒，他專門研究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拉蒙特說，他一擲千金，數百萬美元揮手散盡，仿佛這些錢都是撞球。

  1920年，J.P.摩根公司負責發行一筆6400萬美元的股票，為通用汽車公司的擴建融資。為了取悅杜邦公司，摩根銀行保留了相當大一部分股票，並將其餘的股票出售到可靠人的手中。這時，本·斯特朗在紐約聯邦儲備委員會策劃了1920年的美國農業衰退。亨利·福特大幅度削減汽車價格，通用汽車公司滯銷的汽車在汽車經銷行里堆積如山。通用汽車公司股票價格暴跌，認購者們——包括摩根公司、杜邦公司以及杜蘭特本人——由於沒有賣出的股票而遭受慘重損失。杜蘭特還組織了一批資金以期支撐通用汽車公司——這個股票辛迪加對杜邦公司和摩根保密。

  杜蘭特冷靜得像一個詐騙老手，他假裝對這場災難無動於衷。他歌劇沒有少聽，而且表面上還裝出一副騎士派頭。其實他此時已面臨破產，因為他的貸款是以他手上的巨額通用汽車公司股票作為附屬抵押品的。如果他不得不賣掉股票來支付債權人，他不僅會使股票價格暴跌，還會使證券交易所發生恐慌，並損壞通用汽車公司的信譽。更糟糕的是，他還隨便地將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借給別人作為他們借款的附屬抵押品。如果他破產，他還會使其他許多人同時破產。

  雖然杜邦信任杜蘭特，但德懷特·莫羅和其他摩根合伙人對他卻持懷疑態度。當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跌破20美元時，杜蘭特仍在繼續用保證金買進更多的股票，試圖力挽狂瀾。他否認存在的問題。當股票跌到12美元時，他的損失進一步加劇。到了1920年11月18日晚，杜蘭特需要補足近100萬美元的保證金，才能滿足第二天早晨開盤時的需要。像亨利·福特一樣，杜蘭特也看不起銀行家，他認為他們都是井底之蛙，見識短淺，而且他們還剽竊更有才智的人的發明創造。但現在他不得不給摩根財團打電話，詢問他們是否願意以每股12美元的收盤價格購買通用汽車公司股票。皮埃爾·杜邦和摩根合伙人覺得杜蘭特是一個無能之輩，但他們也擔心，如果他們不救杜蘭特一把，市場將會崩潰。

  當德懷特·莫羅、喬治·惠特尼和湯姆·科克倫來到杜蘭特在57街的辦公室時，他們好像看到了情景劇里的場景：杜蘭特的債務已經暴增至3800萬美元之多，他的接待室里擠滿了來催債的債權人。由於杜蘭特無法使一批經紀人的情緒平息下來，摩根合伙人看到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可能又要重演。經過一整夜激烈的挽救會議，摩根財團以每股9.5美元的價格——大大低於收盤價——買下了杜蘭特的股票。杜邦公司拿出700萬美元，摩根財團拿出2000萬美元為杜蘭特補足了保證金。到凌晨，一個新的公司宣告成立，以購買杜蘭特的股票。杜蘭特在新公司中的股份只占40%，杜邦公司占了40%，以摩根為首的銀行獲得20%的股份，作為他們的佣金。皮埃爾·杜邦還想寬待杜蘭特，但摩根合伙人卻毫無憐憫之心，堅持要他從通用汽車公司中辭職。一夜之間，杜邦公司和摩根財團劫持了一個工業帝國。兩個星期之後，已經退休的皮埃爾·杜邦又擔任了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直到3年後小艾爾弗雷德·斯隆接替他的位子。

  這在摩根的歷史中是一個雙重的重大勝利，既確立了同通用汽車公司的關係，又贏得了杜邦公司的忠誠。正像皮埃爾·杜邦在寫給他弟弟的信中說的：「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摩根合伙人表現出了最大的優勢。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而且在一開始就宣布他們並不要求補償。他們行動迅速，並卓有成效，這筆涉及6000萬美元或更多金額的交易，從計劃到實際完成只用了不到4天的時間。」(43)

  威廉·克拉波·杜蘭特又怎麼樣了呢？這個頑固保守、不顧一切的投機者在1929年的崩潰中喪失了一半的淨資產。在後來的歲月里，他在密執安州弗林特市經營一個保齡球場。1947年，窮困潦倒、幾乎被人們遺忘的他死於紐約。

  在20世紀20年代，現金富裕的美國人開始對購買外國債券發生興趣。對一個長期依賴於歐洲資本市場來資助其發展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經歷。財政部銷售的最小面額為50美元的「自由與勝利」債券吸引了對購買債券尚感新鮮的公眾。直到戰後，這種投資習慣仍在繼續。如果美國人歷來把錢存入儲蓄銀行、購買保險和塞在陳舊的床墊里的話，現在則全部用於購買債券。經紀公司也對美國人的這種熱情推波助瀾，使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未來的巨頭、全世界的恩人、正在成長著的J.P.摩根。

  紐約市的大銀行紛紛搶奪這一新的業務。國民銀行不得承購和分銷證券，但他們可以成立獨立的證券附屬機構以繞過這些限制。大通銀行、國民城市銀行和擔保信託銀行都設立了這類分行，他們派出了成千上萬的代理人到全國各地，向投資者們大肆兜售來自巴西、秘魯、古巴和智利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債券。與此同時，許多美國銀行打入了海外市場。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頒布之前，只有州註冊銀行才能在海外設立分行——這就是摩根財團能夠在同外國客戶發生聯繫方面比其他人大大占領先機的原因。現在，國民銀行也可以在海外開設分行。熱情得有些做作，而又善於花言巧語的美國銀行家們在世界各地成了民間傳說中的人物。

  國民城市銀行採取了一系列的突然行動，它進入了俄國（其分支機構被布爾什維克沒收），在中國創立了繁榮的業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里約熱內盧開設了分行。巴林銀行長期以來統治著阿根廷的業務，但戰後的幾年裡，國民城市銀行、J.P.摩根公司和庫恩-洛布公司的業務超過了巴林銀行的業務。與此同時，由於英國財政部禁止對國外提供貸款，致使倫敦金融城陷於癱瘓，並失掉了許多長期主權客戶。1925年，當阿根廷邀請巴林銀行與J.P.摩根公司共同管理一筆4000萬美元的貸款時，財政部的禁令迫使巴林銀行把這項大的融資業務轉給他人。

  華盛頓懷著日益濃厚的興趣觀察著這場投資狂熱，琢磨著如何在政治上對它加以利用。即便是具有自由放任思想的俄亥俄州報紙發行商、共和黨人沃倫·哈丁在1920年入主白宮以後，也未能阻止他的政府去試圖調動華爾街的新力量。「沸騰的20年代」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於，信奉自由市場的三屆共和黨政府授予國外貸款以新的、半官方的身份，並享有否決貸款的權力——這些是民主黨政府所不敢做的，以免被指控為有社會主義的傾向。

  在新的貸款政策背後起推動作用的是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胡佛熟知威爾遜政府對俄和對華貸款政策的先例，即政府對銀行家嚴加注意。在1921年5月25日的一次白宮會議上，哈丁總統告訴湯姆·拉蒙特和其他華爾街銀行家，為了國家的利益，今後所有外國貸款都必須經國務院、財政部和商務部批准。在座的有關部長——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安德魯·梅隆和胡佛——對總統表示支持。摩根財團不得不將此安排通知其他銀行。事後，傑克·摩根作為有影響的私人銀行和信託公司的發言人，向哈丁保證，銀行家們將「把所有可能進行的有關給外國政府貸款的談判詳細情況報告國務院」。(44)對一個倡導商業的政府來說，這是一次令人吃驚的政府權力的擴展。維吉尼亞州現任參議員卡特·格拉斯譴責了這種侵犯銀行家權力的行為。

  共和黨一統天下的20世紀20年代，也許是銀行家們在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時期，也是摩根權力達到鼎盛的時期。儘管摩根財團同白宮的關係從來就沒有和睦過，但激進的小冊子作家對他們之間的相互勾結和幫助也許有所察覺。從一開始摩根合伙人就認為哈丁是一個傻瓜，不足以應付戰後重建的挑戰。湯姆·拉蒙特後來發表了對哈丁的尖刻評價，把他看作是一個「可憐的人物……最沒有本領領導1.2億人從一次大戰的黑暗和混亂中走向光明」。(45)民主黨的潰敗使傑克如釋重負，他急忙跑到總統面前獻殷勤，但甚至連他也把哈丁誹謗為一個缺少遠見、「軟弱無力」的沙文主義者。

  對哈丁的蔑視遠遠超過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為白宮和摩根財團分別代表了共和黨中完全不同的派系。出於本能，也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摩根銀行在國際融資問題上屬於自由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它主張美國發揮領導作用，提倡同協約國密切協商和積極向國外貸款。在外交政策上，感覺它與威爾遜的民主黨人反倒有某些默契。鑑於英國在恢復其國外貸款上裹足不前，J.P.摩根公司希望美國繼承英國的領導地位，並開始重建歐洲。與之相反，哈丁派共和黨人屬於褊狹的保守主義者，他們對歐洲的衝突感到厭倦和蔑視。這些共和黨人把國外貸款看作是操縱外國人的手段，或者是有去無回的福利支出，認為這些錢還不如用在美國國內。在摩根的整個歷史中，該公司強烈地傾向於當國際主義者的領導人，而不一定是共和黨人。

  在新政府上台初期，摩根財團和哈丁在協約國戰爭時期所欠華盛頓約100億美元的貸款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些都是美國介入戰爭後提供的貸款，而不是摩根財團在華爾街組織的貸款）。親英的摩根財團極力主張註銷這些債務。傑克·摩根說，當協約國送士兵去抗擊德國人的時候，美國送的只是美元；從體面的角度考慮，這些戰爭債務應被視為補貼，而不是貸款。而對哈丁政府來說，這是一個美國人是否會再一次被腐敗而又詭計多端的歐洲人置於困難境地的問題，收回戰爭債務還能使美國稅收保持較低的水平。當拉蒙特前去同哈丁商談取消債務的問題時，他發現哈丁被堆積如山的文件弄得焦頭爛額。「拉蒙特，這個工作對我來講真是太沉重了，」總統說，「我還能拿這些成堆的文件怎麼辦呢？唉，但願我也能盡力了解點這些債務的事情。」(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