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圈獨家文學手冊

  導讀 《愛瑪》，一個時代的縮影，一位女性的「覺醒」

  作者：祝羽捷

  本書首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知名作家、策展人，英國旅遊局中國區社交媒體影響力友好大使。)

  「關於簡·奧斯汀的每一條信息、每一次闡釋，都是國家大事。」倫敦大學女教授卡洛琳·斯珀津用這句有力的話回應了那些視簡·奧斯汀小說為「茶杯文學」「莊園文學」的言論。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婚姻是簡·奧斯汀所有小說的中心主題，她不寫歷史事件，不寫戰爭，只是痴迷於創作與金錢、愛情和婚嫁相關的凡人瑣事。這些年重讀她的作品，我們越來越發現人類的情感是雋永的主題，並不比歷史題材缺少書寫的價值；更何況簡·奧斯汀的作品中其實也從未缺少歷史因子，她描寫的社會縮影與經濟、政治有著深刻的聯繫，平凡人的故事也因此更加豐富，更有力量。

  奧斯汀生活的時代，英格蘭由國王喬治三世掌權，社會正在發生巨變。儘管她在世只有42年，但她活著的時候經歷了包括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特拉法加戰役、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等在內的重要歷史時刻。

  正如她被歷史事件包圍的一生，她筆下的人物所面臨的困境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和社會因素下產生的。她用自己獨特的幽微筆觸，含蓄地描寫出時代變化對社會階層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儘管她描寫的是自己熟悉的中等階層圈子裡的生活，但讓我們看到了當時人們所思所想的真實一面，揭示了等級制度、財富、人際關係對人們生活的駕馭和影響。她的作品還像浮世繪那樣，記錄著婚喪嫁娶的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經濟、農業、交通、娛樂、飲食、服飾、疾病等方面的細節——好的作品總會提供不同的門徑邀讀者進入，像百科全書那樣展現一段歷史的方方面面。英格蘭社會圖景在奧斯汀的小說中徐徐展開，她絕不僅僅是用女性的聲音講述一個簡單的浪漫故事而已。

  一部傑作的曲折出版

  奧斯汀一生都在一個對女性有著僵化期望的社會中寫作，這期間現代女權主義奠基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為女權辯護》這一女權主義著作。彼時的英國，女性不但沒有投票權，沒有享受公共教育的權利，更沒有財產自主權，只能在經濟上依附男性，不平等的觀念牢牢占據著人們的意識。在認為女性的最終歸宿只有家庭的年代裡，奧斯汀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在父親的藏書中完成自我學習和教育。她終身未婚，堅持自我，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成為第一位被列入英國文學經典的女性，也是英國唯一一位能與莎士比亞媲美的女性作家，可見她對英國文學和文化的影響有多麼重大。

  《愛瑪》的出版頗費周折。1815年秋，奧斯汀將《愛瑪》交給倫敦出版商約翰·默里。默里向奧斯汀出價450英鎊，以換取《愛瑪》及其前兩部小說《理智與情感》和《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版權。面對這個出版條件，奧斯汀稱默里為「流氓」，決定自己保留版權。默里最終分三卷出版了《愛瑪》，首印2000本，但奧斯汀自己支付了GG費。1815年12月，這部小說的第一版在書店上架。和她以前的小說一樣，《愛瑪》也是匿名出版的。

  《愛瑪》繼承了奧斯汀一貫的優美風格，又保證了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獨特性，為讀者提供了精彩的閱讀體驗。愛瑪這個角色與之前奧斯汀創作的角色有明顯的反差——是一個不怎麼讓人愉快的角色——用奧斯汀的話來說是「一位除了我自己以外沒人會喜歡的女主角」。不僅如此，在故事情節上奧斯汀還加入了偵探小說才有的懸念感，因果關係隱藏在幕後，仿佛偵探破案一般，愛瑪通過對身邊人物和事件的觀察和分析，逐漸讓人物情感關係浮出水面。得知真相後，作為讀者的我們不得不倒回去重新發現早已埋藏好的伏筆——那些我們跟隨愛瑪一起錯過的線索。

  200年過去了，簡·奧斯汀的小說跨越世紀，跨越國界，經久不衰。重讀經典，不只是重溫時代的風尚和耐人尋味的故事，我們還可以打開自己，不斷刷新習以為常的認知，激發新的閱讀體驗和思考。儘管《愛瑪》可能不如《傲慢與偏見》名氣大，但越來越多的文學評論家認定這是奧斯汀的傑作。

  也許奧斯汀不會想到，現代讀者愛上了那個她覺得無人喜歡的愛瑪，甚至愛上了她身上的缺點——愛瑪被看作獨立勇敢的現代女性典型，會學習、會思考、會推理、會成長。在愛瑪的故事裡，我們會和奧斯汀的思想相遇——女人的前途和幸福並不取決於婚姻，女性應該被允許有缺點或犯錯。在現實生活里，每個女性都可以成為愛瑪，而不必成為令所有人喜歡的完美女人。

  常常犯錯的愛瑪——簡·奧斯汀筆下最具特色的角色

  愛瑪是奧斯汀筆下最不拘一格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白[1]從一開頭就聰明清醒，接近完美，遇到事情懂得深思熟慮，不會像愛瑪一樣衝動；埃莉諾[2]理智謹慎，懂得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愛瑪更懂得設身處地地考慮別人的需求；安妮[3]更加成熟年長，深諳世俗人情，在家中沒有得到愛瑪擁有的寵愛，卻能幫助家庭渡過困境，對朋友也非常有同情心。愛瑪身上有明顯的缺陷，不恪守淑女的行事準則，這是一種反男性視角的敘事方式，為小說增添了幾分獨特的魅力。

  伍德豪斯是書中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愛瑪·伍德豪斯含著金湯匙出生，可以說是海伯里村最富有、最聰慧的姑娘。「愛瑪·伍德豪斯長得十分標緻。她天資聰穎，家境優渥，生性樂觀，人世間的美好似乎全都降臨在了她身上。她在世上生活了將近二十一年，很少遇到難過和煩心的事。(P3)」母親很早去世，她被徹徹底底地寵壞了，就像所有恃寵而驕的年輕人一樣自信不疑，傲慢不遜。

  父親年邁且神經質，尤其害怕改變和孤獨，愛瑪在姐姐嫁人後下定決心不結婚，要陪在他身邊。她雖然善良熱心，開朗樂觀，但很愛管閒事，自認為是一位出色的紅娘，以為自己可以通過觀察人們的情感來為他們配對，自以為是地將她的家庭教師泰勒小姐和鰥夫韋斯頓先生的好姻緣歸功於自己的撮合。

  她與天真的17歲女孩哈麗特·史密斯成為密友，武斷地包攬哈麗特的終身大事，勸哈麗特拒絕向她求婚的富有農民羅伯特·馬丁——雖然哈麗特是私生女，住在當地的女子寄宿學校里，但愛瑪確信自己可以改造她，把她引入上流社會。奈特利先生為此和愛瑪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奈特利先生是伍德豪斯家族的好友，是愛瑪姐夫的哥哥，比她年長，熟知她的個性。父親和奈特利先生告誡愛瑪不要再干涉別人的婚姻，愛瑪異想天開，亂點鴛鴦譜，一意孤行地鼓勵哈麗特愛上牧師埃爾頓先生，極力撮合他們。直到埃爾頓明確表示他愛的是愛瑪而不是哈麗特，愛瑪才又羞又惱地明白了真相，是自己完全忽略了埃爾頓心中的算盤。埃爾頓認為他和哈麗特小姐之間地位懸殊——「我還不必絕望到認為自己找不到門當戶對的對象，要自降身價接受史密斯小姐!(P100)」

  韋斯頓先生的兒子弗蘭克·邱吉爾在倫敦由舅舅和舅媽撫養長大，舅舅和舅媽把他視作他們的繼承人，他回到海伯里看望父親，立刻成為人人喜歡的人物。愛瑪很享受弗蘭克的調情，認為是自己的魅力吸引了他，將弗蘭克視為潛在的追求者。舞會後，弗蘭克從吉卜賽乞丐手中救出了哈麗特。當哈麗特告訴愛瑪她愛上了一個比她社會地位更高的男人時，愛瑪認為她指的是弗蘭克，並為他們打起了算盤。奈特利再次試圖警告愛瑪，他猜測到弗蘭克和簡·費爾法克斯有隱情。

  習慣了萬千寵愛、聽慣了奉承的愛瑪對奈特利的建議和分析總是嗤之以鼻。這看似混亂的情感關係直到弗蘭克的舅媽去世才終於真相大白——弗蘭克和簡·費爾法克斯早已秘密訂婚。他與愛瑪的曖昧一直是掩飾他秘密的屏障，現在弗蘭克終於可以娶簡·費爾法克斯為妻了。

  愛瑪擔心哈麗特會再次受到打擊，然而哈麗特承認自己愛上的其實是奈特利先生，並非愛瑪猜測的弗蘭克，因為奈特利先生在最近的一次鄉村舞會上主動請她跳舞，使她免於被埃爾頓先生和他新婚妻子冷落的尷尬。這時愛瑪才意識到她也愛著奈特利先生。愛瑪在為自己的判斷錯誤懊悔時，意外得知哈麗特決定嫁給羅伯特。整部小說以三段婚姻的圓滿收場結束：簡·費爾法克斯和弗蘭克、哈麗特和羅伯特以及愛瑪和奈特利先生。

  獨立堅強的愛瑪——一個「覺醒」的女性世界觀

  《愛瑪》是簡·奧斯汀創作的唯一一部用女主角名字命名的小說，與她其他的小說一樣，這部作品本質是保守的，愛瑪最關注的還是婚姻和階級問題。《愛瑪》的情節圍繞著女主人公的擇偶展開，展現了那個時代女性的生存危機和局限。19世紀英國的社會地位是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這些因素包括家族姓氏、性別、出生權、名譽和財富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的一生。

  當時英國社會潮流中，女子以婚配作為自己尋求經濟保障、提高社會地位的路徑，上流社會的家庭重門第，不顧女子感情，不鼓勵跨階級的通婚行為。女性的經濟困境是導致自己被迫結婚的重要原因，簡·奧斯汀總在小說中強調物質基礎對女性婚姻和生活的重要性，愛瑪的經濟條件讓她擁有了當時普通女性所望塵莫及的特權——獨立自主，不把幸福寄託於婚姻。

  愛瑪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18世紀末的端莊淑女，她因為母親的缺席、父親的軟弱而無人管束，父親默許她年僅十二歲的時候就儼然家中女主人，處處拿主意——這培養了她的自信和主見，又讓她兼具行動力和領導力。她在家中接受教育，不顧身份等級與家庭教師交朋友，同情弱者，與其他女性互助，試圖積極地影響周圍的人。但在當時的社會，這些特質放在男性身上是優點，放在女性身上就不總是被鼓勵了。

  她很早就聲稱自己不會結婚，不被社會對女性的期望所困擾，在奧斯汀生活的時代這是一種大膽激進的態度。愛瑪可以完全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不需要男人在經濟上照顧她，也不需要男人來讓她變得完整。當哈麗特擔心愛瑪不結婚會造成不良的後果時，愛瑪說：「既然我沒有愛慕的對象，那改變我的現狀，豈不是太愚蠢了。財富，我不缺；工作，我不需要；上流社會的社會地位，也不是我心之所系。我相信，我在哈特菲爾德當家做主，沒有幾個結了婚的女人在夫家能像我一樣說了算。我永遠、永遠也不會指望自己得到如此真心的疼愛，擁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別人的男人不會像我父親那樣，始終把我放在第一位，覺得我幹什麼都是對的。(P65～66)」

  當看到埃爾頓的婚姻完全是一種社會地位和經濟的交換時，愛瑪是非常不屑的。簡·費爾法克斯和弗蘭克私訂終身卻隱瞞實情，弗蘭克還把愛瑪作為煙幕彈，利用了身邊的人。他們這對心裡藏著難言之隱的可憐戀人，屈服於當時的階級差別和社會輿論壓力，也讓我們看到了不平等不只存在於男女之間，也廣泛存在於社會中。他們的愛情也衝擊了愛瑪原本僵化的階級觀念，她逐漸意識到社會差別並非人根本的差別，也不是法律規定的差別。

  雖然愛瑪最終違背了最初的不婚誓言，但她沒有像她那個時代的許多婦女迫於經濟原因走入婚姻，而是愛情至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一個與自己智力相當，尊重她、平等待她的丈夫。結婚之後，她無須帶嫁妝去丈夫的老家生活，為適應丈夫去改變生活；她也無須離開哈特菲爾德，完全不顧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那種妻子是丈夫「附屬品」的惡習。

  除了婚姻上的自主和平等，愛瑪的行事風格也超越了時代：她從不自我噤聲，總是像男人一樣說出自己的想法，也不以「賢惠」「忍耐」這些賢妻良母式的標籤規訓自己。愛瑪還可以平等地與男性辯論，儘管奈特利先生也常常有正確的判斷，但是奧斯汀還是讓我們看到她不斷挑戰以奈特利先生為代表的男性權威，在辯論中訓練了自己的理性思維。

  小說中不同的女性角色，都在這個不為女性設計的世界中努力與森嚴的等級制度和父權社會抗爭，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愛瑪代表了堅強而獨立的女性形象，小說從她的視角出發，展示了一個覺醒的女性世界觀，挑戰沉默的規則，而這些困難如今還存在於許多當代女性的生活里。

  在愛瑪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發性女性主義者得以存在的條件，她的勇敢、個性，還有她面對的困難和局限。她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不同於當時的其他女性，她不需要為了錢去跟男人結婚，不需要通過結婚來改變階級；她的父親非常軟弱，母親又早逝，所以她很早就獲得了自主性，家人默許她去管理家庭——這在當時也是不常見的。客觀條件充足了，人都會追求平等、自由，雖然她的「覺醒」是一種無意識的，不完全出於女性主義，但是她依然超越了時代，掌舵著自己的命運，摒棄了許多在她那個時代不利於女性的男性價值觀，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模範女性。

  不斷自我成長的愛瑪——懂得反思、敢於自省

  這部小說也是愛瑪的學習和自我成長史。良好的出身和社會地位給愛瑪帶來經驗上的局限，因為沒有經歷過現實生活的磨難，愛瑪經常被指控傲慢、自負、控制欲強、自戀、嫉妒心強。比如，愛瑪不喜歡簡·費爾法克斯，覺得簡太過拘謹寡言，可愛瑪無法設身處地地體會她作為一個寄人籬下的孤兒的處境，即她沒有可以支配的財產，也沒有得到足夠的愛。

  清醒理智的奈特利先生總是直言不諱地指出愛瑪成長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比如家庭教師能給予的不夠多以及愛瑪在讀書上雖有很高的品位，但並沒有堅持：「愛瑪從十二歲起就一直想多讀書。我見過她在不同時期列了許多書單，說是要常常看裡面的書，書單很不錯，裡面的書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書名排列整齊，有時按字母順序排序，有時按別的什麼規則。她十四歲時寫了一張單子，我記得我當時認為那張單子證明她很有判斷力，就把書單保存了一段時間。我敢說她現在也列了一個不錯的清單。但我可不指望愛瑪能堅持讀書。任何需要勤奮和耐心的事，她都做不成的，她現在滿腦子幻想，不可能定下心來學習。以前泰勒小姐都無法激發她，我肯定現在哈麗特·史密斯也不行。你怎麼也勸不了她的，你希望她讀的那些書，她能看上一半就很好了。你知道你管不了她。(P26～27)」

  好在愛瑪不斷檢視自己的行為，是一個懂得反思、敢於自省的人。周圍的人總是對她所做的一切讚不絕口，她一開始自滿於自己的鋼琴水平，但當她聽到簡·費爾法克斯的演奏後，立刻意識到自己的彈奏和演唱不過是剛及格的水準。「她在演奏和唱歌這兩方面都差人一等，不由得發自內心地遺憾起來。她為自己兒時的懶散和疏於練習由衷地感到悲哀，於是坐下來勤奮地練習了一個半鐘頭。(P175)」

  愛瑪撮合埃爾頓和哈麗特失敗給朋友帶來了傷害，她意識到：「最先犯錯的人是她，錯得最離譜的人也是她。她如此積極地撮合別人，實在愚蠢，簡直大錯特錯。把本該很嚴肅的事看得無足輕重，將本來簡單的事情看成了詭計，確實太冒險，太自以為是了。她很擔心，也很羞愧，決定再也不做這種事了。(P104)」

  埃爾頓夫人的出現，給了愛瑪一個比她還要虛榮和自戀的對手。埃爾頓太太的確略有姿色和才藝，但無比傲慢，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的閱歷能讓海伯里為之一振。作為旁觀者，愛瑪發現圍繞在埃爾頓夫人身邊的人熱衷讚揚、不善於判斷，更讓愛瑪受到衝擊的是，簡·費爾法克斯接受了埃爾頓夫人殷勤的照顧——而這種幫助並非出自真正的關心，只是滿足自己的自戀和優越感。在埃爾頓夫人身上，愛瑪看到了自負的危險。

  在野餐會上與弗蘭克調情並侮辱貝茨小姐時，愛瑪失去了奈特利的認可，並受到了他最嚴厲的一次批評：「你怎麼能對貝茨小姐那麼無情？你怎麼能用你的智慧，無禮地對待一個她那樣性格、年齡和地位的女人？愛瑪，我沒想到你會這樣。(P287)」愛瑪在羞恥中幡然醒悟，自己過去常常目空一切，怠慢別人，給別人帶去痛苦，這次的調侃的確傷害到了貝茨小姐，她在真誠的悔悟中生出慈悲心。她逐漸意識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自省是成長的不二法門。愛瑪以不完美的姿態出現，她不斷改變自己，而非無休無止地在盲目自負中打轉，最終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角色演變為一個有同情心且敏感的女性，改掉了自己性格中頑劣的一面，完成了角色的成長和對階級的反思。

  是《愛瑪》又不僅僅是「愛瑪」——攝政王時期面面觀

  英國文學評論家瑪麗琳·巴特勒曾在《簡·奧斯汀及思想的戰爭》中提出，讀者應當從凡世萬物的角度理解奧斯汀的作品。我們讀到人物在社會背景下的關係和互動，像歷史書一樣再現了真實的生活，也可以思考當時怎樣的價值觀賦予了他們如此這般的行為和意義。

  階層差別是最明顯的矛盾，但也存在階級的流動，只是人們認為個人的資產增加並不等於社會地位提高。科爾夫婦「出身低微，做買賣為生，只是略有些斯文氣質而已。(P157)」隨著他們收入的增加，在生活方式上越來越向上流社會家庭看齊，擴建了房屋，聘用了更多的用人，熱愛交際，為人慷慨。可當他們邀請愛瑪的時候，她表示不會輕易前往，奧斯汀用一種批判的態度諷刺了這一上流社會普遍存在的偏見和勢利。幸運的是，科爾夫婦堅持不懈地努力，不但慢慢被貴族接納，甚至讓大家意識到，科爾夫婦的教養和禮貌比一些貴族出身的人更良好——上層階級非常注重禮儀規範。

  特權階級也需履行社會責任，比如愛瑪會用手臂挎著籃子，走訪貧困家庭，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表達上層階級的關心。比如貝茨小姐在和愛瑪聊天時透露，奈特利先生每年會往她家送蘋果，「……那些蘋果拿來烤，是再好不過的了，都是唐維爾栽種的，其中一部分還是奈特利先生的慷慨相贈。他每年都送給我們一麻袋蘋果。(P180)」儘管這種行為也被馬克思主義者解讀為上層階級的糖衣炮彈——但它鞏固了現有結構的社會秩序。

  信件不僅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結，也是某些圈子內的共有財產，寫給一個人就相當於寫給了所有人，主人與訪客圍坐在一起朗讀信件是一項娛樂活動。比如，貝茨小姐總會把簡的信念給所有到訪的朋友聽，也會把信件拿出來讓大家欣賞書法。弗蘭克給新婚繼母寫的賀信就被廣泛傳閱，「現在，弗蘭克·邱吉爾先生是時候和他們見個面了，尤其是當人們知道他給繼母寫了信後，他們就更希望他能來了。有幾天，人們每天早晨在海伯里串門，都要提到韋斯頓太太收到的那封大方得體的信。(P12)」

  「冬天，就該每兩個禮拜在這裡舉辦一次舞會。(P150)」奧斯汀不止一次在自己的小說里濃墨重彩地描寫舞會的來往排場和人物的交往，舞會是當時人們最喜歡的社交活動，可以盡情展現一個人的社交禮儀和個人魅力，異性難得可以如此親密接觸，所以舞會也是年輕男女相互試探和求愛的絕佳機會。舞會有公開的也有私密的，通常由富人組織、發出邀請，在私人的空間舉行，現場有樂隊伴奏。受到邀請的客人總是盛裝出席，非常享受跳舞的快樂。「韋斯頓太太建議晚飯不吃常規的食物，只在小房間裡擺一些三明治這樣的吃食。不過其他人認為這有失體面。在私人舞會上，若是不坐下來用晚飯，就等於剝奪了客人們應有的權利，是在惡意欺騙。(P192)」可以看到私人舞會必須提供可以坐下來享用的晚餐，這也是舞會上補充體力的中場休息。

  「人人都喜愛畫畫像，況且伍德豪斯小姐一定會畫得非常好。(P33)」我們還能看到其他娛樂活動，特別是畫肖像。音樂、唱歌、玩猜字謎、坐著馬車去戶外旅行也是當時人們熱衷的娛樂和社交活動。奧斯汀對生活的有滋有味的描寫，恰好補充了宏大敘事裡不曾承載的個人日常，再現了攝政王時期人們的生活情趣，成為珍貴的檔案。

  人們常說「生活遠遠比小說精彩」，但在奧斯汀的小說里，逼真的場景、立體的人物形象、耐人尋味的生活和情感組成了鮮活的有機體，無論是情節還是細節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在平常中挖掘出不平常的意義。

  隨著時間的流逝，無論是奧斯汀小說的價值，還是其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都越發明顯和珍貴。文學的魅力是雋永的，奧斯汀的小說永不過時，她的小說遠比我們想像中承載了更為廣闊而深厚的信息，小說也可以成為一面鏡子，讓我們了解生存、人性、社會和我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