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創作談[1]

  本書包括三十篇短篇小說。每篇長度和體量都類似。第一篇寫於1919年，最後一篇寫於1931年。我早年寫過一些短篇小說，但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至少十二年或者十五年吧，一直忙於寫戲劇，就沒有寫下去了。直到一次南太平洋之行意外地為我提供了一些主題，看起來適合短篇小說這種形式，於是，作為一個四十歲開外的新手，我寫下了如今題為《雨》的小說，這篇小說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如果我把當時我的筆記抄錄下來，本篇序言的讀者也許會耐心一讀，因為小說就是基於這些素材創作的。筆記里都是些老套潦草的句子，毫無文采。那時候上天沒有賦予我那種信手拈來的可喜天賦，用恰如其分的字眼形容某樣東西，再用獨特而恰當的形容詞加以描述。當時，我正在從檀香山去帕果帕果的途中，因為想著以後或許用得上，照舊把給我留下印象的同行旅客隨手記了下來。對湯普森小姐我是這樣寫的：「體態豐滿，還算有幾分姿色，打扮很不講究，大概不超過二十七歲。她穿一身白色衣裙，頭戴一頂白色大帽子，腳上穿著白色長靴，粗胖的小腿裹在長筒棉襪里鼓出了肉。」我們開船不久前，警方搜查了檀香山的紅燈區，閒言碎語在船上流傳開來，說她搭船是為了躲避逮捕。我的筆記接著寫道：「W. 傳教士。一個又高又瘦的男人，長長的四肢與身體銜接得很不緊湊；兩頰深陷，顴骨很高，一對烏黑的大眼珠深陷在眼窩裡；雙唇豐滿而性感，留著很長的頭髮。他渾身上下一副陰沉沉、半死不活的樣子，像壓抑著一團火。他有一雙大手，手指很長，很好看。天生白皙的皮膚被熱帶的陽光曬得黝黑。W. 太太，他妻子。身材瘦小，頭髮精心梳理過，新英格蘭人；她戴著一副金邊夾鼻眼鏡，眼鏡後面的藍眼睛不太醒目，長著一張綿羊似的長臉，不過她的表情絲毫不會讓人覺得她愚蠢，反倒顯得她極度警覺；她走路時腳步很快，像一隻小鳥似的一蹦一跳。最引人注意的是她的說話聲，音調很高，聽上去嘰嘰喳喳的，一個彎兒都不拐，單調僵硬，像一颱風鑽沒完沒了地嗡嗡，令人神經不安。她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戴了一條金項鍊，項鍊上掛著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她告訴我說，W. 是吉爾伯特群島的傳教士，因為小島彼此離得很遠，所以他經常得坐小划子才能去這些島上。他出門傳教的時候，她就留在大本營處理教會的事務。海上經常波濤洶湧，旅途中不是沒有危險的。他是行醫的傳教士。她扯著嗓子大聲數落土著人的粗鄙墮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降低她的聲調，她的語氣中分明會流露出一種驚世駭俗的恐怖，她說那裡的婚俗淫亂至極，都沒法說給人聽。她說，他們剛到島上的時候，在哪個村子裡都不可能找到一個好姑娘。她對跳舞深惡痛絕。我和傳教士夫婦只說過一次話，和湯普森小姐一次話也沒說。」還有一段小說的筆記：「一個妓女，警方搜查之後從檀香山逃走，來到帕果帕果。同來的還有傳教士夫婦。還有敘述者。因為麻疹流行，所有人只能留在那兒。傳教士知道了她的身份，加以迫害。他讓她陷入痛苦、羞恥和悔恨之中，對她毫無憐憫之心。他逼總督命令她返回檀香山。一天早上，有人發現他割斷了自己的喉嚨，而她再次容光煥發、鎮定自若。她看著男人，輕蔑地說：臭豬。」

  有一位很有見地的批評家，他博覽群書、獨具慧眼，又通曉同行中罕有的世故，他從我的短篇小說中看出我受了居伊·德·莫泊桑的影響。這不足為奇。在我年少時，法國人將莫泊桑奉為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我也如饑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從十五歲起，我一到巴黎，下午多半就會跑到奧德翁劇院的藝廊去看書。那是最讓我陶醉的時光。穿著長罩衫的夥計對晃來晃去翻書看的人不以為意，任你在那兒看幾個小時也不趕人。有一排書架上擺滿了居伊·德·莫泊桑的書，不過一本要三法郎五十生丁，我不想出這個錢。我只能將就著站在那兒讀，窺看沒裁邊的書頁。有時候旁邊一個夥計也沒有，我就匆忙裁開一頁，好讀個痛快。幸而有些書出了普及版，只要七十五生丁，我很少有空手離開的時候。就這樣，不到十八歲，我就讀遍了他最好的短篇。自然而然地，到我開始寫短篇的時候，就不自覺地把他那些小巧的傑作當成了範本。我完全有可能遇到更差的呢。

  莫泊桑的聲譽已經不如從前了，今天看來，他的作品顯然有不少惹人反感的地方。作為時代的產物，莫泊桑強烈地反對浪漫主義，當時這一流派即將淹沒在（馬修·阿諾德所推崇的）奧克塔夫·弗耶的淚眼迷濛、多愁善感和喬治·桑的激情澎湃、熱淚滾滾之中。他是自然主義作家，為求真不惜一切代價，只是他筆下的真實如今看來稍顯淺薄。他對人物不加分析，他幾乎不關心動機。人物做了某些事，但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說：「在我看來，長篇或者短篇小說中的心理不外如是——通過人的生活表現他的內心。」這話說得不錯，這的確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但是行為並不總能反映動機。莫泊桑的這種做法導致人物簡單化，這在短篇小說里足以達到效果，可仔細一想總感到難以信服。你會想，人要複雜得多。還有，他抱著一個揮之不去的無聊想法，這也是當時法國人的普遍觀念：一個男人，只要他遇到的女人不超四十歲，那麼和她上床就是應盡的義務。莫泊桑的人物放縱肉慾是為了滿足自尊。這就好比有些人吃魚子醬不是因為餓，而是因為魚子醬貴。在他的人物身上，唯一強烈的人類感情似乎只有貪慾。他能理解貪慾，縱然滿心厭惡，卻暗暗抱以同情。他有點兒庸俗。不過，由此否認他的傑出卻是愚蠢的。評判一個作家的好壞，要看他最好的作品，這是作家的權利。沒有一個作家完美無缺，你必須接受他的缺點，缺點和優點通常相輔相成。可以慶幸地說，後輩還是很樂意這樣看待前人作品的。後人欣賞作家的優點，並且不在意那些不足，有時還做過了頭，把明顯的缺陷解釋為別有深意，讓老實的讀者看得雲裡霧裡。所以你會看到有的批評家（令人敬畏的後人聲音）煞費苦心，把莎士比亞劇本里的某一點解釋得天花亂墜，其實凡是劇作家都看得出，那些只不過是因為趕時間、無所謂、耍脾氣，不需要什麼解釋。莫泊桑的小說篇篇精彩。拋開敘述，單是情節就饒有趣味，要是在餐桌上講出來，大家準會聽得津津有味。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優點。即便有時候詞不達意、敘述淡而無味，只要把《羊脂球》《遺產》或者《項鍊》的梗概講出來，大家都會聽得入迷。這些故事有開頭、發展和結局，不會行跡飄忽，讓你看不清方向，而是能讓你毫不猶豫地順著那條清晰有力的弧線，從主題呈示跟隨到高潮。也許這些小說談不上思想上的深度，但莫泊桑志不在此。他把自己看成一個庸人，優秀的作家不一定是文學家。他不以哲人自居，這是他的自知之明，因為他思考時總會流於平庸。但是，他將優點發揮到了極致。他塑造的人物活靈活現，這種才能令人讚嘆。在有限的篇幅中，他用寥寥數頁就將六七個鮮活的人物生動地呈現在你眼前，你想知道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每個人物都輪廓清晰，性格鮮明，充滿生活氣息。這些人物不夠複雜，很奇怪地缺少人類的優柔寡斷、出人意料和神秘難解。其實，這些人物是為小說而做了簡化。但是，莫泊桑並不是故意要刪繁就簡，他那雙敏銳的眼睛看得很明白，只是不透徹，好在成就目的所需要的那些他都看到了。他的環境描寫也一樣，場景準確、簡潔、一針見血。但無論他描寫的是諾曼第的迷人風光，還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那些悶熱而擁擠的客廳，他的目的也都是把故事講下去。我認為莫泊桑的風格基本上是無法超越的。倘若他的成就現在不那麼顯而易見，那是因為他必須和另一位風格迥異的作家相提並論，那就是以細膩動人著稱的契訶夫。

  如今，最好的批評家都把契訶夫奉為圭臬。的確，在他面前，任何小說家都黯然失色。欣賞他證明你品味高雅，不喜歡他等於暴露自己庸俗。年輕作家自然而然地把他當成範本。這可以理解。表面看來，模仿契訶夫比模仿莫泊桑容易。拋開敘事，要編出一個有趣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件難事，這靠的是天賦，冥思苦想是沒用的，而擁有這種天賦的人少之又少。契訶夫有很多種天賦，但偏偏缺少這一種。如果你去複述他的故事，會覺得沒什麼可講的。剝掉層層修飾，貫穿其中的逸事微不足道，還往往空洞可笑。想寫小說卻想不出情節時，發現沒有情節也照樣可以寫，這多好啊！只要寫兩三個人物，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描述一番，這就萬事大吉，原來寫小說也沒那麼難嘛。要是你揚揚自得，以為這就是真正的藝術，那何樂不為？

  但話說回來，把一種寫作技巧建立在作家的缺點之上，也許說不上不高明。要是契訶夫能想出一個巧妙、新穎、引人入勝的情節，那他一定寫得出來，這我並不懷疑。但這不是他的性情。和所有優秀的作家一樣，他把自己的不足變成了優點。歌德不是說過嗎？藝術家知不足然後才能成就偉大。如果短篇小說只是散文，多多少少地涉及想像出來的人物，那麼的確沒人比得上契訶夫。但是，也有人認為，短篇小說應該表現某種行動，有始有終，並且有一個長度的限制，按照這種看法，契訶夫就不盡如人意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說得很清楚：「為什麼要寫一個人登上潛水艇到北極去和世界和解，而此時他的心上人正歇斯底里地尖叫著從鐘樓上縱身一躍？這些東西沒有根據，在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我們得去寫簡單的東西，彼得·謝苗諾維奇和瑪麗亞·伊萬諾夫娜如何結成了婚，僅此而已。」可是，並沒有理由說不同尋常的事不能寫。有些事每天都在發生，但不見得就更重要。認出熟悉的事物是一種享受，但這是最低級的審美享受。小說缺乏戲劇性並不是優點。莫泊桑寫的也是普通人，而他要表現的是普通人平淡的生活中有什麼戲劇性。他選出一件重要的事，從中提煉出所有的戲劇性因素。這種手法同樣值得稱道，這樣寫出來的小說更吸引人。可信不是唯一的標準；況且可信也在不斷變化。曾幾何時，「血緣的呼喚」就能讓失散多年的親人相認，女扮男裝就能騙過所有人，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信取決於能不能讓你那個時代的讀者姑妄聽之。契訶夫有他的原則，但除非用得恰當，否則他也不會遵循那套正典。就說他最優美、最動人的短篇小說《主教》吧。小說以極為溫柔的筆觸描寫死之將至，但並沒有交代主教的死因，換作更有技巧的作家，死因會是小說中必不可少的情節。契訶夫給舒金[2]的建議是：「和故事無關的東西都必須毫不留情地捨棄。如果你在第一章里寫牆上掛了一桿槍，那麼到了第二章或者第三章，就務必要開槍。」那麼，主教吃了有毒的魚，過了幾天就得了傷寒而死，我們可以推定是有毒的魚害死了他。如果是這樣，那麼害死他的就不是傷寒，而是食物中毒，不過症狀對不上。當然了，契訶夫並不在意。他打定主意要把和善的主教寫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要安排一種死法。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說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是生活的片段，我不明白這是不是在說他的短篇小說呈現了真實典型的生活畫面。我看並不是，從來不是。我認為契訶夫的小說真切生動，令人讚嘆，這得益於作者獨一無二的才華，但我也認為，這些小說是有意迎合一個病態、憂鬱、疲憊、灰暗之人的癖好。我並不是說這些態度不好。每個作家都通過自己的方式觀察世界，並將他看到的呈現給讀者。模仿生活並不是藝術恰當的目的，而是一種約束。如果生活的風格化過於浮誇，以致公然違背了常識，藝術家就要時不時地加以收斂。在契訶夫眼中，生活就像打撞球，你永遠做不到紅球入袋，救不了母球，打不出雙下，就算奇蹟般地碰到幸運球，終究還是左支右絀。他唉聲嘆氣，因為朽木不成器，閒人不幹活，騙子不說實話，醉鬼不清醒，無知的人沒有修養。我想正是這種態度使得他筆下的主要人物有些面目模糊。他用兩行字就能勾勒出一個醒目的人物，短短兩行字，就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呈現在你面前，但要說細一點，他似乎就拿捏不住人物了。他筆下的男性都是朦朧的影子，莫名有種向善的衝動，但意志薄弱、不求上進、表里不一、愛說漂亮話、常常懷抱著崇高的理想，但不付諸行動。他筆下的婦人多愁善感、自甘墮落、頭腦簡單。她們認為通姦是罪，但來者不拒，這不是因為情慾，甚至也不是因為願意，而是嫌拒絕太麻煩。似乎只有在描寫少女時，他才動了憐憫之心。「唉！大難臨頭，這些可憐的小人兒還在玩鬧。」少女的青春迷人、歡快的笑聲、天真爛漫和朝氣蓬勃觸動了他，但一切都是徒然。她們不去努力征服幸福，遇到第一個障礙就乖乖投降了。

  如果我冒昧地提出了這些意見，還請讀者不要誤會，我對契訶夫只有深深的敬佩。我再次強調，沒有一個作家是完美無瑕的。我們盡可以欣賞他的優點，但忽略他的瑕疵，非說都是長處，長此以往只會損害他的聲譽。契訶夫的作品可讀性極強，這是一個作家至高無上的榮譽，但往往強調得不夠。這是契訶夫和莫泊桑的共同之處。他們都是職業作家，要定期發表小說來維持生計。他們寫小說，就像醫生探視病人，律師會見客戶。寫作就是他們的日常工作。他們都得迎合讀者。他們並不是有了靈感才寫，能創作出一篇傑作只是偶然，但幾乎每一篇都能讓讀者聚精會神地從頭讀到尾，他們都給報紙雜誌寫稿。有時候，批評家把一本短篇小說集稱為雜誌小說，也就是暗暗瞧不起這本小說，這是愚蠢的看法。任何一種藝術都是需求催生而來，如果報紙雜誌不刊登短篇小說，那就不會有人去寫，短篇小說首先都是雜誌報紙小說。作家必須接受一定的（隨時變化的）條件。一個優秀的作家，因為作品只能以某種形式發表，所以寫不出最好的作品，這根本聞所未聞，這不過是二流作家的託詞。據我猜想，契訶夫為人稱道的簡潔正是由於他常年供稿的報紙給他的版面有限。他說短篇小說不該有開頭，也不該有結尾。這句話當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那無異於要求一條魚不能有頭，也不能有尾。沒頭沒尾就不叫魚了。其實契訶夫的小說開頭十分精彩。他寥寥數句就把事實交代完畢，對於不可或缺的敘述，他總能拿捏到位，既直截了當，又細緻入微，讓你立刻知道故事裡有什麼人、有哪些背景情況。莫泊桑的小說開篇通常是一段介紹，目的是給讀者做好心理鋪墊。這是一步險棋，要看成功與否。這樣開篇可能很沉悶，讀者可能領會錯了，你的某些人物吸引了讀者的興趣，可接下來要講的並不是這些人物，你反而去關注別的情節和別的人物了。契訶夫推崇簡練，但在篇幅較長的小說里，他也不是總能做到。有人批評他對道德和社會問題漠不關心，他十分苦惱，於是一旦篇幅允許，他就抓住機會，證明自己對這些問題的重視不下於任何思想健全之人。他借有些冗長的對話來表達自己的信念：「不論眼下情況如何，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比如說1934年），俄國人終將獲得自由，暴政不復存在，窮人不再挨餓，幸福、和平、博愛將降臨在這個龐大的帝國。」之所以有這些格格不入的部分，是因為輿論壓力（這普遍存在於所有國家）要求小說家同時是預言家、社會改革家兼哲學家。在篇幅較短的小說中，契訶夫就做到了他所希望的簡潔，手法可謂爐火純青。

  論營造某個地方、風景、對話或是（他有限範圍內的）人物的親切感，他的天賦無人可比。大家口中那個模糊的「氣氛」一詞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契訶夫好像輕輕鬆鬆就達到了，不用詳細地解釋、冗長地描寫，只是準確地敘述事實。我想這是因為他能用極為天真的眼光看待事物。俄羅斯人是半原始的民族，他們似乎還能夠看到事物的本真，就像事物都在真空的狀態；我們西方人背負著複雜的文化，看事物總離不開文明千百年來積累的內涵。俄羅斯人簡直能看到物自體。近幾年裡，大部分作家，特別是旅居國外的作家，都接觸過俄國難民寫的短篇小說，他們幻想著靠寫小說賺幾個基尼。小說寫的是當代的事，讀著卻像契訶夫的二流作品，小說里都有那種直接、真誠的眼光。這是一項民族天賦，要論至臻至善，誰也比不上契訶夫。

  不過，我還是沒說到契訶夫最大的特點。我不是批評家，不知道確切的術語，所以只好儘量把我的感覺描述出來。契訶夫有一種令人稱奇的能力，他能把人物置於一種氛圍中，即便這些人物不夠立體，又缺少莫泊桑的人物那種粗野的生命力，但他們過著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奇怪生活。他們照不到日常生活的強光，而是籠罩著神秘的灰色。他們在這樣的氛圍中活動，就像靈魂出了竅。你好像看見了他們的靈魂，潛意識浮出水面，彼此直接交流，沒有語言的障礙。這些沒用的奇怪生物，相貌描寫貼在身上，好像博物館展品的標籤。他們的行動神秘莫測，像但丁在地獄中見到的那群飽受折磨的靈魂。你感覺那是一個幽冥世界，數不清的灰色的、迷失的幽靈在漫無目的地遊蕩。你敬畏又不安。我之前說過，契訶夫不具備創造眾多人物的才華。同樣的人物換了名字，反覆出現在不同的環境中。就好比你看過靈魂之後，表面的差別就消失了，每個人都大同小異。他的人物似乎會奇怪地互換身份，就好像他們並不是鮮明的人物，只是暫時虛構出來的，又好像他們其實互為彼此。一個作家最重要的終究還是獨特性。契訶夫將精神與精神的交流表現得如此深刻，我想這一點無出其右。也是因為這一點，莫泊桑相形之下就顯得淺顯庸俗。但有一點很奇怪也很可怕，莫泊桑和契訶夫這兩位大作家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人，但觀點一致。他們一個滿足於觀察肉體，另一個高尚而細緻地審視靈魂，但兩個人都認為，生活乏味無聊、沒有價值，人卑劣、愚蠢又可憐。

  我給自己的短篇小說寫序言，卻滔滔不絕地討論起這兩位了不起的作家，希望讀者不要不耐煩。論短篇小說作家，莫泊桑和契訶夫影響至今，我們投身於這種題材的作家，最終都要以他們作為評價的準繩。

  要是我記得沒錯，本書是按照小說寫作的時間先後排序的。初期還在摸索，並囿於奇聞逸事，後期相對有了把握，逐漸學會了安排素材，以達到想要的結果，我想讀者或許對這個過程感興趣。除了其中兩篇，其餘的都發表在雜誌上，不過這並非初衷。很幸運，我開始創作短篇小說時，生活還算寬裕，因為感覺太久忙於一樣的工作，所以藉此來放鬆。常聽人說短篇小說之所以質量不佳，是因為雜誌編輯非要堅持某個模子，我倒沒有經歷過。除了《雨》和《書袋》，其餘的小說都發表在《大都會》雜誌上，編輯雷·朗從來沒有要求我怎麼寫，我一向是隨心所欲。有時候小說做了刪節，這也合情合理，因為編輯給一個投稿人的版面畢竟有限，不過他從來沒有要求我為了迎合所謂的讀者喜好而做出一丁點兒改動。雷·朗給我的不僅有豐厚的報酬，還有慷慨的讚美，對此我同樣珍視。我們作家都是簡單幼稚的傢伙，買主的一句稱讚就讓我們如獲至寶。大部分小說都是根據我隨手做的筆記一段一段寫成的，最難寫的自然是留到最後。難寫是說動筆時還沒有完全想好，其中某些部分只能依靠想像和經驗，所以有時候弧線不會即刻呈現出來，我也只能想方設法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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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大半小說都是第一人稱敘述，但請讀者不要誤以為這些就是我的個人經歷。這只是貼近真實的手法罷了。這種手法有缺陷，讀者可能會想敘述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細節。而如果隔了一層，也就是說講述聽來的故事，那麼故事的親歷者，譬如說警察或者船長吧，不可能那麼滔滔不絕、面面俱到。每種敘事手法都有不足之處，必須儘可能地加以彌補，實在無法彌補，那就只能接受。第一人稱敘述的好處是直接。作者可以略去他不知道的東西，不必聲稱無所不知，要是他不清楚動機或是情況，那就可以坦白地說不知道，這樣小說反而更可信。還有，第一人稱容易拉近讀者和作者的距離。莫泊桑和契訶夫都力求客觀，但個人情感還是撲面而來，所以我有時候在想，既然在作品中無法擺脫自我，那倒不如儘量融入其中。這麼做也有風險，個人情感太多會惹人厭煩，就像一個人長篇大論，不許別人插嘴。採用任何手法都一定要謹慎，這一種也不例外。讀者也許發現了，《雨》最初的筆記里是有敘述者的，但在成稿中省略了。

  本書中有三個故事是我聽來的，我所做的只是讓情節可信、連貫，具有戲劇色彩。這三篇小說是《情信》《叢林中的足跡》和《書袋》。其餘幾篇都是杜撰的，比如《雨》，靈感都來自我偶然認識的一些人，我從他們本人身上或者別人口中發現了某個主題，感覺適合寫成短篇小說。這就涉及一個話題，作家始終為此擔憂，公眾，也就是作家的原始素材也偶爾為此感到不安。有些作家聲稱創作人物時腦海中從來沒有原型，我認為他們是自欺欺人。他們這樣想，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細緻地審視人物構思基於哪些經歷和印象，只是一廂情願地認為是憑空創造的。只要仔細回想就會發現，要麼人物取材於某本書，這種做法也絕不稀奇，要麼就是基於自己認識的或者遇見的人，或許只是一個，或許不止一個。從前的大作家並不諱言筆下的人物都基於真人真事。我們知道，偉大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恪守崇高的原則，對於父親，他最初筆觸犀利，被歲月磨平了脾氣後，又報之以寬容。亨利·貝爾[3]在至少一部小說的草稿邊緣寫上了人物原型的名字。屠格涅夫這樣說過：「就我而言，我該坦白承認，我構思某一類人物時，不是基於一個想法，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各種各樣的元素融合在他身上。我始終需要一個堅實的基礎。」福樓拜也是一樣，狄更斯毫無顧忌地把親戚朋友寫進小說，這是出了名的。要是你讀過儒勒·列納爾[4]的《日記》（要是想了解作家如何創作，這本書會令你受益匪淺），就會看到他是如何細緻入微地記錄周圍人的習慣、語言和相貌。創作小說時，他就會打開這座細心收集的信息庫。閱讀契訶夫的日記就會看到有些段落顯然是預備日後創作用的，他的朋友在回憶錄中也經常提到某某就是某些人物的原型。看來這是普遍做法。我要說，這種做法少不得、免不了。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方便。有了原型，就更容易塑造一個性格鮮明的可信人物。想像不能無中生有，而是需要感官的刺激。一個人身上某種與眾不同的東西（也許只有作家覺得與眾不同）激發了作家的創造力，但如果不去據實描述，就偏離了初衷。性格要能自圓其說，如果糊弄讀者，比如說把矮子寫成高個子（就好像身材不影響性格似的），或者綜合種種特點，人物明明性情平和，卻說他脾氣暴躁，這就破壞了似真之和諧（這是巴爾塔沙·葛拉西安[5]的絕妙之語）。要是不用顧忌人物原型的感受，那么小說創作就簡單了。但作家不得不考慮人類的虛榮，還有最普遍也是最可惡的幸災樂禍心理。有人在某部作品中認出了自己的朋友會很高興，並指出這活脫脫的就是他本人，特別是關於此人的缺點，雖然作者可能根本沒見過這個人。也經常有人認出小說里描寫的就是自己的特徵，或者是自己居住的地方，馬上信以為真，斷定書里寫的就是自己。《駐地行署》中的行政長官就是一例。這個形象來自我在西班牙認識的一位英國領事，我寫這篇小說時，他已經去世十年了，但我聽說沙撈越某區的行政長官異常惱怒，因為他以為我寫的是他。我在小說里描述了沙撈越，但這兩個人毫無共同之處。我想沒有一個作家會原封不動地照搬，把現實生活中的人一筆一畫地勾勒出來放到虛構作品中，這是最不明智的。這樣的人物價值觀完全不對，並且很奇怪，其他人物不會顯得假，假的只有這一個人。這個人不能叫人信服。已故的諾思克利夫勳爵[6]個與眾不同的厲害角色，許多作家為之著迷，卻始終呈現不出一個可信的人物形象，就是這個原因。作家是以自己的性情來觀察和選擇的，只要有一點創見，那麼他所觀察到的就不必符合事實。他可能把高個子看成矮個子，把慷慨的人看成吝嗇鬼。我要再說一遍，要是他看到的是高個子，那就要寫高個子。作家只把原型中他所需要的保留下來。就好比是一個衣鉤，掛上去的是自己的想像。要達到這個目的（也就是很難憑自然產生的似真之和諧），作家會把原型所沒有的特徵賦予人物。要讓人物邏輯連貫、飽滿充實。創造出來的人物，是想像之於事實的結果，是藝術，而現實生活只不過是素材。奇怪的是，每當有人指出一個作家照搬了生活中的某個人，他們強調的總是不那麼光鮮的品格。要是你說一個人孝順母親，但是打老婆，大家就異口同聲：哎呀，這不是布朗嗎，打老婆太可惡了，沒有一個人會想到瓊斯和羅賓遜這兩個出了名的孝子。由此我得出了一個有些驚人的結論，我們了解的是朋友的惡習，而不是美德。我曾說過，我和《雨》中的湯普森小姐甚至都沒說過話。不過普遍認為這個人物鮮活生動。在眾多作家中，我的做法無疑十分普遍，所以我不妨再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應約去和一對夫婦吃飯，他們的情況我了解得不多，讀者一會兒一讀便知。我好像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總之，要是在路上遇見，我肯定認不出來。下面是我當時的筆記：「五十歲上下的男人，身材結實，頗愛擺架子，戴著夾鼻眼鏡，頭髮灰白，面色紅潤，藍眼睛，留著精心修剪的小鬍子。言談間充滿自信。他是偏遠地區的行政長官，不知怎的自認為身居要職。他瞧不起有些人在那種氣候和條件下放任自流。他利用在東方的短暫假期走了很多地方，去過爪哇、菲律賓、中國沿海和馬來半島。他十分英國化，十分愛國，經常鍛鍊。他原先喝酒喝得厲害，總是帶一瓶威士忌上床。他太太把他徹底治好了，如今他除了水什麼都不喝。他太太是個不起眼的小個子，輪廓鮮明，瘦，皮膚像泥土一樣發黃，平胸。穿著很糟糕。大家對英國女人的偏見她一應俱全。她家裡幾代人都出身二流軍團。要是不知道她幫丈夫戒了酒癮，準會認為她平庸乏味，不值一提。」《赴宴之前》就是根據這些素材創作出來的。我想，任何一個坦誠的人都不會因為這對夫妻被平白利用而為他們鳴不平。不錯，要是沒見過他們，我就寫不出這篇小說，但是只要耐心讀過就知道，激發小說創作的細節（帶一瓶威士忌上床）根本微不足道，相比對原型的簡短描述，兩個主要人物的最終形象也截然不同。

  契訶夫說：「批評家就像馬蠅，害得馬沒法犁地。我讀了二十多年的批評，不記得有一句評論、一個建議有價值。只有斯卡比切夫斯基[7]的一句話讓我記住了。他說我會死在水溝里，醉死的。」在契訶夫二十五年的寫作生涯中，他不斷受到抨擊。不知道是不是當今的批評家天性沒那麼兇狠，我得承認，本書中的故事時不時地成書出版，獲得的評價總體來說是肯定的。不過，有一句評語讓我大惑不解，「合格」這個詞頻繁出現，令我著實不安。表面看來像是讚美，因為合格當然比不合格值得稱讚，可這個形容詞帶著貶義，我一心向學，也有意進步，所以苦苦思索這麼說的批評家心裡是怎麼想的。當然了，誰都不是人見人愛，既然作品揭示的是作者的內心，那麼討厭他的人自然也會仇視他的作品。對此作者可以泰然處之。但是，如果普遍認為一個作家的作品有種令人反感的東西，那麼就應該注意了。顯然，我的短篇小說中有什麼讓一部分人不喜歡，所以用似是而非的稱讚來表達這種情緒。我的想法是小說結構固定。我冒昧地提出這個看法（也許是我高看自己了），是因為法國的批評家從來沒有這個說法，相比英國，法國的評論家和公眾更加認可我的短篇小說。古典美學和嚴謹思維讓法國人要求明確的結構，他們受不了結尾不了了之，主題出現卻不清不楚，高潮做了鋪墊卻戛然而止。但英國人總有點反感這種精確。我們偉大的小說總是無形無狀，讀者對此非但不覺失落，反而覺得安全。他們想，這才像真實的生活，充滿偶然和矛盾。二加二等於四這種惱人的東西，還是別去想了。要是我猜得不錯，那麼我就無能為力，只能接受一輩子被人評價為合格了。我的藝術品位偏向於律法嚴明，我喜歡故事滴水不漏。我開始認真地創作短篇小說時，已經積累了很多寫話劇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我，凡是和戲劇性價值無關的都要捨棄，並且一樁樁事件串聯起來是要把故事推向高潮。這種手法也有不足，我不是不知道。環環相扣的效果有時令人不安。你會覺得生活不會這樣規規矩矩、嚴絲合縫。現實生活中，故事千頭萬緒，不知所起，也不知所終。這大概就是契訶夫所說的小說應該無頭無尾吧。誠然，人物的行為完全符合性格，每件事都發生得恰到好處，有時候你會覺得憋悶。這一類作家不僅要表達他對生活的感悟，也要呈現一種形式之美。他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安排生活。他遵循心中的設計，做出捨棄和變動；他衡量優劣、按照計劃扭曲事實；他達到了目的，也創造出一件藝術品。也許他沒有把握住生活，他失敗了；也許他有時候顯得太做作，讓你無法相信，而要是你不相信一個小說家，那麼他就完了。要是他成功了，那麼他就讓你暫時認可了他的宇宙觀，讓你沿著他在混沌上描繪的圖樣走到最後，並收穫了樂趣。但他並不想證明什麼，就好像他畫了一幅畫，然後擺在你面前，要不要都隨你。

  （王林園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