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靈頓先生的送洗衣物（上）

  阿申頓走到甲板上，看著眼前一道低平的海岸線和一座白色的小城，心中頓時湧起一陣欣喜。清晨，太陽剛剛升起，海水如鏡，天空湛藍；氣溫已經有些升高，誰都知道這又是酷熱難耐的一天。船快到海參崴了。這個地方的確讓人感覺像是世界的盡頭。阿申頓這一程走得夠遠的：從紐約到舊金山，再坐一艘日本船橫跨太平洋來到橫濱，接著又從鶴見乘坐俄國人的船航行在日本海上——船上只有他一個英國人。到了海參崴後，他要再坐火車橫穿西伯利亞大陸去彼得格勒。他從未承擔過這麼重要的任務，很喜歡這種重任在肩的感覺。外出辦事沒有人再發號施令了，而且資金充足（他貼身的腰帶里就夾著巨額的匯票，想起來都會暈頭暈腦），雖然他接受的這個任務是超越人類能力的，可他並不知道，還信心十足地準備好要去一試身手。他相信自己有隨機應變的能力。他敬重並欽佩人類的情感，但他不太看得起人類的智力：要一個人學會背誦乘法口訣總是比要他犧牲自己的性命更難。

  要一連坐十天俄羅斯火車，阿申頓並不怎麼期待，而且在橫濱他曾聽到傳言說，有幾個地方的橋被炸毀了，鐵軌也斷了幾處。他還聽說，士兵都失控了，他們會把乘客的東西搶光，把人扔到草原上去讓他們自生自滅。這聽起來可真讓人嚮往。不過那趟火車肯定會出發的，不管之後發生什麼事（阿申頓始終有一種感覺：事情不會像預料的那麼糟糕），他還是決意要坐上那趟火車。他目前的打算是一上岸就去找英國領事館，問問他們替自己做了哪些安排。可是船快要靠岸的時候，他看清了前方是一個髒亂不堪的小鎮子，心裡頓感失落。他只會說寥寥幾句俄語。船上會說英語的只有那個事務長，雖然他拍著胸脯答應過阿申頓，有什麼事要幫忙可以儘管找他，但阿申頓總覺得這人不太可靠。好在船剛靠岸，就有一個年輕人上來問他是不是叫阿申頓，這讓他如釋重負。此人個子不高，有一頭髒乎乎的蓬亂頭髮，明顯是個猶太人。

  「我叫本尼迪克特，是英國領事館的譯員。他們派我來照顧你。我們已經安排好你今晚可以坐上火車了。」

  阿申頓又打起精神來。兩人上了岸。小個子猶太人幫他拿好行李，在入境處查驗了護照，然後一起鑽進了來接他們的汽車，朝領事館駛去。

  「我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要我為你提供一切幫助。」英國領事說，「你需要什麼告訴我就行。今晚的火車票我已經幫你安排好了，不過能不能到達彼得格勒，那就天曉得了。哦，對了，我還給你找了個旅伴，是個美國人，叫哈靈頓。他代表一家費城的公司到彼得格勒去和臨時政府洽談一筆交易。」

  「他人怎麼樣？」阿申頓問。

  

  「啊，人不錯吧！我本想約他和美國領事一起過來共用午餐的，但他們去鄉下郊遊了。你得提前幾個小時到火車站，這趟火車特別擁擠，不提前到那兒，你的座位會被人搶去的。」

  火車要午夜出發。阿申頓和本尼迪克特到車站的餐廳去吃飯；在這個髒亂的小鎮上，看來也只有在這個餐廳還能吃上一頓像樣的晚餐。餐廳里擠滿了人。服務慢得叫人難以忍受。吃完飯他們來到了站台上，雖然離開車還有兩個小時，但站台上已經人流如潮。有的一家老小坐在成堆的行李上，似乎要在這裡安營紮寨；有的在站台上匆匆奔來奔去，有的三三兩兩站在那裡大聲爭吵；女人有的尖叫，有的默默流淚。不遠處有兩個男人在吵架，眼看要動手打起來了。如此混亂的場面令人難以置信。火車站上的燈光暗淡陰冷，燈光下一張張蒼白的臉，耐心或焦躁，煩惱或痛悔，都像是在等待末日審判的死人的臉。火車馬上就要開了，幾乎每節車廂都已擠得水泄不通。當本尼迪克特終於找到了阿申頓的座位時，一個男人從位子上激動地跳了起來。

  「趕快過來坐下。」他說，「我幫你占住這個座位真是太不容易了。剛剛有個傢伙帶著老婆和兩個孩子拼命擠進來要坐這個位子。領事先生跟我一起來的，他帶著那人去見站長了。」

  「這位就是哈靈頓先生。」本尼迪克特說。

  阿申頓好歹擠進了有兩排長椅鋪位的車廂。行李員幫他把行李放到鋪位下面。阿申頓跟他的旅伴握了握手。

  約翰·昆西·哈靈頓先生很瘦，不到中等身高。臉色發黃，顴骨很高，有一雙淺藍色的大眼睛。因剛才為了占座而擔驚受怕，他的額頭上都是汗，他摘下帽子擦汗時，露出了一個禿頂的大腦殼。腦袋上的骨頭也很大，凸起的稜角格外醒目，看著令人不安。他頭戴圓頂禮帽，身穿黑色外套和背心，條紋褲子；白襯衫的領子很高，整齊地繫著一條素色領帶。要坐十天火車穿越西伯利亞，旅途中該如何著裝，阿申頓也說不準，但他還是覺得哈靈頓先生的這身打扮有些不倫不類。他說話音調很高，字斟句酌，阿申頓聽出了這是新英格蘭的口音。

  沒過一會兒站長就來了，身邊跟著一個大鬍子俄國人，看得出來他憋了一肚子的委屈，他的身後還跟著一個女人，手裡抱著兩個孩子。那個俄國人在跟站長說著什麼，他滿臉淚水，嘴唇不停顫抖；他的妻子抽抽搭搭地絮叨個不停，仿佛是要把她的一生遭遇講給站長聽。他們擠到車廂門口時，車廂里的吵鬧聲更凶了，本尼迪克特操著流利的俄語也加入了爭吵。哈靈頓先生一句俄語也不會說，但顯然他也按捺不住激動的情緒了，插話說了一大段英語，大意是這樣的：他們的座位是英國和美國的領事分別預訂的，雖然他並不認識英國的國王，但他可以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美國總統絕不會容忍一位美國公民沒少花一分錢買的火車上的座位被別人搶走。除非有人動武，否則他不會讓步；可要是有人敢碰他一下，他就會立刻向領事正式提出抗議。他囉里囉唆地對站長說了一大通，站長當然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但他也衝著哈靈頓先生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用了很多強調的語氣，還連說帶比畫。這就讓哈靈頓先生怒火中燒，忍無可忍。他氣得臉色煞白，伸出拳頭對著站長的臉揮舞起來，聲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告訴這個人他說的話我一個字都聽不懂，而且我也壓根兒不想聽懂。如果俄國人想要我們把他們看作一個文明民族的話，他們為什麼不能用文明的語言說話？告訴他，我是約翰·昆西·哈靈頓先生，我奉費城的克魯和亞當斯公司的指派到貴國公幹，我身上帶有一封專呈克倫斯基先生的介紹信，如果你們不讓我安心地坐在這個座位上，克魯先生一定會到華盛頓向政府交涉的。」

  哈靈頓先生面目兇狠，氣勢洶洶地比比畫畫，嚇得站長再也沒有脾氣，一聲不吭，轉身就氣呼呼地走了。那個大鬍子俄國人和他的妻子跟在他的身後，一路跟站長激烈申辯，那兩個孩子也懵懵懂懂地跟著走了。哈靈頓先生一個躍步跳回到那個座位上。

  「我沒能給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女士讓座，心裡也特別不好受。」他說，「我比誰都懂得應該如何尊重一位女士，一位母親，但是我必須坐這趟火車及時趕到彼得格勒，才能不丟掉那份很重要的訂單。再說我也不能為了照顧所有的俄國母親而自己在火車過道里站十天吧。」

  「這的確不能怪你。」阿申頓說。

  「我自己也結婚了，也有兩個孩子，我知道跟家人一起旅行很不容易，但我想不出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在家裡好好待著。」

  不管跟誰同坐一列火車，在同一個車廂里悶上十天，你很難不對這個人的事情差不多無所不知。整整十天（細算起來有十一天），阿申頓同哈靈頓先生朝夕相處，一天二十四小時在一起。的確，他們每天三次同去餐車吃飯，但也總是相對而坐；的確，火車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會停一小時，讓乘客可以到站台上散散步，他們倆依然並肩而行。阿申頓結識了幾個同行的乘客，這些人有時也會到他的車廂來聊天，但凡他們只說法語或德語，哈靈頓先生就會冷眼瞪著他們，表示不滿；要是他們說英文，他會讓他們一個字都插不進。因為哈靈頓先生十分健談。他說話滔滔不絕，仿佛言談是跟呼吸和消化食物一樣的人類本能，不需要用大腦思考；他說話不是因為他有什麼意思要表達，而是因為他沒法不說話。他說話帶有鼻音，音調很高，沒有高低起伏，始終是同一個僵硬的調門兒。他選詞準確，詞彙量大得驚人，每一個句子都是精心組織的，能用大詞的時候絕對不用小詞。他說話從不停頓，只是不停地說下去。那不是洪流，因為完全沒有奔騰的氣勢，更像是一股岩漿從火山口流淌下來，沒有驚天動地的轟鳴，卻有源源不斷的力量，能沖走擋在路上的一切障礙。

  阿申頓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了解哈靈頓先生這樣對一個人幾乎無所不知，他不但了解了這個人，了解了他的看法、個人習慣和生活狀況，還了解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家庭，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同學們，他的歷任僱主，以及這些僱主祖祖輩輩與費城最顯赫的家族結下的人脈淵源。哈靈頓先生自己的家族早在十八世紀初就是德文郡的名門望族，他還去過老家的村莊，在村裡的教會墓地至今仍能見到他先人的墳墓。他為自己的英國血脈深感驕傲，同時也為自己出生於美國而自豪，只是在他眼裡，美國只不過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小片土地，美國人只是為數不多的一些英格蘭人或荷蘭人的後裔，他們的血統始終沒有被混雜的外族血統所玷污。他認為過去一百年來到美國的日耳曼人、瑞典人、愛爾蘭人及中歐和東歐的居民，統統都是闖入別人家園的不速之客。他對這些人總是扭頭不予理會，就像一個隱居在自己莊園裡的老姑娘，見到自己的隱居之地聳立起了工廠的煙筒，也會轉身不看一樣。

  阿申頓提到了一個很有錢的人，收藏了一些全美國最有價值的名畫，哈靈頓先生立刻說道：

  「這人我沒見過。不過我的姑婆瑪麗亞·佩恩·沃明頓一直說這人的祖母廚藝很好。我的瑪麗亞姑婆出嫁時不得不離開她，心裡可難受了。她說她從來不知道還有誰能做出那麼好吃的蘋果餡兒餅。」

  哈靈頓先生很愛自己的妻子，他長篇大論地向阿申頓描述他的妻子是個多麼有教養的女人，又是一個多麼完美的母親，講得那麼詳盡無遺，簡直難以置信。他的妻子身體不太好，做了無數次手術，每一個手術他都詳細描述。他自己也做過兩次手術，一次是扁桃體手術，一次是切除闌尾，他每天不厭其煩地給阿申頓講述他的經歷。他的所有朋友都做過手術，所以他對外科手術的知識簡直像百科全書。他有兩個兒子，都在上學。他一直在嚴肅地考慮是否應該給兩個兒子也做做手術。說怪也怪，他的一個兒子扁桃體有點兒偏大，而另一個兒子的闌尾也讓父親不太放心。兄弟倆感情深得不行，他還從沒見過感情這麼深厚的兄弟。他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是費城最有名的外科醫生，他主動提出可以給他們兄弟一起做手術，這樣兄弟倆就可以不分開了。他給阿申頓看了兩個兒子和他們母親的相片。這次去俄國是哈靈頓先生平生第一次離開他們母子，他每天早上都要給妻子寫一封長信，告訴她過去一天自己的所有經歷，還寫下很多他在那一天裡說過的話。阿申頓看著他用清晰可辨的工整字體寫滿一頁又一頁的信紙。

  哈靈頓先生讀過所有關於會話的書，對於會話技巧他無所不知。他有個小本子，在那裡面他記下了很多他聽來的故事，他告訴阿申頓，他每次出門吃飯之前，總要查閱五六個故事熟悉一遍，免得席間找不到話說。這些故事他都做了標記，適合跟大伙兒說的，就標一個「G[1]」，適合男人聽的粗俗一些的，就標一個「M[2]」。他最擅長一種特別的逸聞趣事，先要正經八百地講上長長一段來龍去脈，堆上一個又一個細節，最後才抖出笑料。他從來不略過一個細節，阿申頓雖然早就猜出了最後的笑料是什麼，卻還要握緊雙拳、雙眉緊鎖，拼命掩飾住自己的不耐煩，聽到最後再勉為其難地咧嘴擠出一聲空洞的乾笑。要是故事講到一半時有誰走進車廂來，哈靈頓先生會親切相迎。

  「快進來坐會兒。我正跟我的朋友講故事呢，你也一定要聽聽，你一輩子都沒聽到過這麼好笑的故事。」

  然後他又會從頭開始，一字不落地重講一遍這個故事，每一個俏皮的詞兒都沒有變化，一直講到最後的幽默結局。有一次，阿申頓建議在火車上再找兩個人來打橋牌消磨時間，可是哈靈頓先生說他從來不碰紙牌，阿申頓無奈只好自己一個人玩起了接龍，這時哈靈頓先生又露出一副嘲諷的表情。

  「我真不明白一個有頭腦的人怎麼可以浪費時間去玩兒紙牌，而在我所見過的所有不需要智力的興趣當中，我覺得接龍是最沒勁的。這種遊戲讓人聊不起來。人是社交動物，只有在參與社交活動時才能表現出最高貴的天性。」

  「浪費時間多少也是一種優雅的行為。」阿申頓說，「浪費錢財是隨便哪個笨蛋都會的，可要是浪費的是時間，那就等於是浪費無價的東西。再說了，」他沒好氣地加了一句，「你還可以接著聊你的。」

  「可是你一門心思都在關注會不會有一張黑七來接上紅八，你叫我怎麼聊啊？聊天需要運用極強大的心智力量，如果跟你聊天的是一個認真研究過聊天的人，要你全神貫注聽他說話不算過分吧。」

  他說這話的語氣並不尖刻，而是心平氣和，非常有耐心，顯然是在這件事上久經考驗，練出來了。他只是陳述了一個事實，阿申頓可以接受，也可以當作耳旁風，就像一個藝術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嚴肅看待一樣。

  哈靈頓先生常常讀書，總是手握鉛筆，讀到引起他注意的段落就會在下面畫線，還會在頁邊用他工整的字體寫下閱讀心得。他很喜歡討論自己的心得，有時阿申頓自己也在看書，突然感覺到一手拿書、一手握筆的哈靈頓先生在用那雙淡藍色的大眼睛看著他，他便感到心裡發慌。他不敢抬頭，甚至不敢翻頁，因為他知道哈靈頓先生會抓住他翻頁的機會心安理得地挑起話頭，又大聊起來。他只好目不轉睛地死死盯住某一個單詞上，活像一隻小雞把嘴尖對準了粉筆畫出的線。直到他確信哈靈頓先生已經放棄努力，重新讀起書來，他才敢松出一口氣。

  那時哈靈頓先生正在專心研讀兩卷本的《美國憲法史》，中間為了換換腦子，他也會隨便翻閱一本據稱囊括了古往今來所有偉大演說的皇皇巨著。因為哈靈頓先生經常會在晚餐後發表演說，他讀過所有關於演講技巧的好書。他太知道如何贏得聽眾的好感了，能準確把握好在哪裡插進一兩句可以打動聽眾的格言警句，怎樣穿插幾個輕鬆俏皮的小故事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最後根據現場的氣氛拿捏好雄辯的分寸，圓滿結束自己的演說。

  哈靈頓先生非常喜歡看書時讀出聲來。阿申頓留意到不少美國人都有這種煩人的癖好。他時常看到，在酒店套房的會客廳里，用過晚餐後，某位父親坐在一個角落裡，身邊圍坐著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聽他朗讀。在穿越大西洋的客輪上，有時他會滿懷敬畏地看著一位又高又瘦、無比威嚴的先生坐在十五位已不再年輕的女士中間，用雄渾洪亮的聲音給她們讀藝術史。在輪船的甲板上來回溜達的時候，他會時不時地經過正在度蜜月的小兩口躺著的甲板椅，聽見新娘在不緊不慢地給她的年輕丈夫一頁一頁讀一本暢銷小說。阿申頓一向覺得這種表達愛意的方式不免怪異。他有一些朋友經常主動提議要讀書給他聽，他也認識一些女士常說喜歡有人讀書給她們聽，但他總是禮貌拒絕此類邀請，也會鐵下心對她們的言外之音置之不理。他既不喜歡看書時讀出聲來，也不喜歡別人讀書給他聽。他在內心深處認為，對這種娛樂形式的全民嗜好是完美的美國民族性格中的唯一瑕疵。但永生的諸神總愛以捉弄人為樂，現在他們把他送到了大祭司的刀下，而他身不由己，無處可遁。哈靈頓先生當仁不讓地自詡精通朗讀藝術，接著就給阿申頓詳細講解了這門藝術的理論和實踐。阿申頓終於了解到朗讀藝術分為兩個流派：戲劇派和自然派。戲劇派要模仿書中人物的腔調（如果讀的是小說），女主人公號啕，你也得號啕，如果她悲傷哽咽，你也得堵住嗓子眼兒說話；而自然派就要讀得一點兒感情都沒有，就像是在讀芝加哥郵購公司的價目表一樣。哈靈頓先生屬於後一個流派。他結婚十七年來，一直在給妻子讀書，等兩個兒子到了懂事的年齡，他也給兒子讀，讀的是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簡·奧斯丁、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薩克雷、喬治·艾略特、納撒尼爾·霍桑、威廉·迪恩·豪威爾斯等名家的小說。阿申頓由此得出了結論，大聲讀書已是哈靈頓先生的第二天性，要是不讓他這樣做，他會難受得像菸鬼斷了煙一樣。而且他會弄得你猝不及防。

  「聽聽這段，」他會冷不防說，「你一定要聽聽這段。」他好像是突然被一句經典的格言或精彩的妙語深深打動了，「你就告訴我吧，這句是不是寫得特棒。就三行。」

  他大聲讀了起來，阿申頓本來也願意專心聽他讀上一句兩句的，但是他讀完了那三行後，連一口氣都沒有換，就直接讀了下去。他不停地讀下去，聲調還是那麼高，沒有輕重節奏，也沒有情感起伏，只是一頁接著一頁往下讀。阿申頓坐不住了，把腿蹺起來又放下去，抽了好幾支煙，還換了幾種坐姿。哈靈頓先生繼續不停地讀著。火車慢悠悠地行駛在西伯利亞綿延不絕的原野上，經過了一個個村莊，越過了一條條河流。哈靈頓先生還在不停地讀啊讀啊。讀完了埃德蒙·伯克的一篇精彩演說之後，他得意揚揚地把書放下。

  「以我的見解，我剛讀完的那篇是最精彩的英語演說。這當然也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一份遺產，我們可以真正為之感到自豪。」

  「你不覺得這樣說有點兒不祥嗎，好像聽埃德蒙·伯克這個演說的人全都死了？」阿申頓陰沉沉地問。

  哈靈頓先生剛要回答說，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這個演說是在十八世紀做的，可他愣了一下突然領悟到阿申頓是在開玩笑（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都不可能否認，阿申頓忍受苦難的耐心真的堪稱不屈不撓了）。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哈哈大笑。

  「啊哈，這個玩笑太好了。」他說，「我要記到我的小本子裡，我知道下次我在午餐俱樂部講話時就可以用到的。」

  哈靈頓先生以「高雅之士」自居，只不過這個稱號常被普通百姓用來譏嘲別人，而他卻像聖徒見到殉難的刑具一樣，比方說聖勞倫斯的火刑架，或者聖凱薩琳的荊棘輪，他欣然接受這個稱號，還以為這是個讚譽，為此沾沾自喜。

  「愛默生是『高雅之士』，」他說，「朗費羅是『高雅之士』。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是『高雅之士』。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是『高雅之士』。」

  哈靈頓先生對美國文學的研究只到這幾位作家為止，這些作家在他們的鼎盛時期的確聲名卓著，卻也實在沒有那麼驚天動地的成就。

  哈靈頓先生實在煩人。阿申頓被他煩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簡直要被他逼瘋了。但是阿申頓一點兒都不討厭他。他的自我感覺好得沒邊兒，但又是很率真，讓你憎恨不起來；他的自負表現得像孩童般天真，你只能報之以微笑。他是那麼一片好心，那麼細心周到，那麼恭恭敬敬，又彬彬有禮，雖然阿申頓有時恨不得殺了他，卻不得不承認，相處短短几日，他已對哈靈頓先生產生了某種好感，幾乎可以說是喜愛了。他的行為舉止也無可挑剔，中規中矩，或許略有一絲做作（這也沒什麼害處，禮儀本來就是人為的社交產物，所以男人戴個假頭套或女人穿個花邊裙，沒有人會受不了），不過他的行為舉止雖然是在良好的家教下自然養成的，但他發自內心地使這些個人習慣有了某種值得珍惜的意義。他隨時樂意幫助別人，只要能為朋友效勞。沒有什麼事會讓他覺得麻煩。他是典型的法語中的「serviable（熱心腸）」，這個詞也許很難貼切地翻譯成英語，因為其中所蘊含的美好品質在我們這個看重實用的民族中並不常見。阿申頓在火車上病了兩天，哈靈頓先生對他悉心照料，那樣無微不至地噓寒問暖，讓阿申頓不免尷尬。他雖然病得渾身酸痛，但是看到哈靈頓先生那樣像煞有介事地給他測體溫，從一絲不亂的旅行箱裡取出各種各樣的藥片，執意要他一一服下，他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他還不辭辛勞地從餐車取來他覺得阿申頓可以吃的東西，讓阿申頓不禁感動。無論什麼他都替阿申頓做了，就是不肯停止說話。

  哈靈頓先生只有在換衣服的時候不說話，因為那時他少女般的心思就只關心一個問題：怎樣在阿申頓面前換衣服可以避免顯得不雅。哈靈頓先生極為靦腆。他每天都換襯衣褲，總是麻利地從行李箱中取出乾淨的，又麻利地把換下的髒的衣褲整整齊齊放回行李箱中；可是在整個過程中，他的動作靈巧得不可思議，可以不露出一寸皮膚。火車上很不乾淨，每節車廂只有一個洗手間，過了一兩天，阿申頓就放棄了努力，不再費勁兒讓自己保持乾淨，很快就跟所有乘客一樣邋遢了，但是哈靈頓先生拒絕向困難低頭。他每天早晨都要在洗手間裡精心洗漱，毫不理會外面有等不及的人在猛搖門把手，等他從洗手間出來時，他已洗得乾乾淨淨，容光煥發，身上散發著香皂味兒。等他穿好黑色上衣、條紋褲子和擦得鋥亮的皮鞋後，他已打扮得很像是剛從他在費城居住的那棟整潔的紅磚小屋走出來，準備坐上有軌電車去城裡上班。火車行駛到某個地方時，聽到廣播說前方有人想要炸橋，下一個車站就在河邊，那裡會不太平，火車可能會被阻攔，乘客可能會被扔到河裡，或者送進監牢。阿申頓生怕再也拿不到自己的行李，特意換上了最厚的衣服，萬一要在西伯利亞過冬，也好少受些寒凍之苦。但是哈靈頓先生聽不進道理，根本不為可能要面對的遭遇做任何準備，而阿申頓相信，即使把哈靈頓先生關在俄國的監獄裡三個月，他也一定仍能保持他那光鮮的外表。一隊哥薩克士兵登上了火車，荷槍實彈地站在每個車廂的門口。火車呼哧呼哧駛過了那座被炸壞的大橋，接近了廣播中說有危險的那個車站，火車加速，直接開過了車站。哈靈頓先生看到阿申頓又換回輕便夏裝的時候，冷言冷語地奚落了他幾句。

  哈靈頓先生有精明的生意頭腦，一般對手顯然很難斗得過他，阿申頓有把握相信他的僱主派他出這趟差是很明智的。哈靈頓先生一定會竭盡全力保護僱主的利益，要是他能成功和俄國人談成一筆好生意，那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他對公司的忠誠要求他去完成這個使命。說到他公司的合伙人，他的語氣中充滿由衷的敬重。他對自己的老闆敬愛有加，為他們感到驕傲，但他從不妒忌他們的巨額財富。他很滿足於為一份薪水工作，而且覺得自己拿到的薪水已經夠多；只要付得起孩子的學費，在自己離開人世時能給遺孀留下足夠維持生活的財產，錢對他來說又算得了什麼呢？他覺得追求錢財多少有些太粗俗；他認為文化比金錢更重要。他花錢特別謹慎，每頓飯吃完都會在他的小本子裡分毫不差地記下花了多少錢。他的公司可以放心，他出差的花費一分錢都不會多報。不過，當他發現火車停靠的站頭有窮人在乞討，看到戰爭的確逼得窮人難以度日的時候，他會很用心地在每次停車前儲備好足夠的零錢，到時滿臉羞愧地把口袋裡的所有零錢都散發給乞討的人，一邊還自嘲怎又被這些假乞丐矇騙了。

  「我當然知道不該給他們錢。」他說，「我這樣做不是為了他們，完全是為了我自己心裡能過得去。要是想到真有個窮人沒飯吃，而我卻不肯給他一頓飯錢，我會特別難受的。」

  哈靈頓先生是個莫名其妙的怪人，但是挺可愛的。很難想像有人會對他動粗，那會像打一個小孩子一樣可怕。阿申頓雖然心裡罵個不停，但表面上始終裝得和和氣氣，溫順地承受著這位老兄和藹而不由分說的好意陪伴，就像真正的基督徒承受磨難一樣。從海參崴到彼得格勒要坐十一天火車，阿申頓覺得哪怕再多一天他也絕對承受不了了。如果是十二天的車程，他絕對會親手殺了哈靈頓先生。

  他們終於抵達了彼得格勒的市郊（這時阿申頓已經疲憊不堪，渾身髒得不行，而哈靈頓先生則一身整潔，精神抖擻，喋喋不休），他們站在車窗口看著這座城市裡密密麻麻的房屋時，哈靈頓先生轉身對阿申頓說：

  「嘿，我沒想到在火車上過十一天這麼快啊。我們過得特別快樂吧。跟你交往我挺開心的，我知道你也喜歡跟我交往。我不想假裝不知道自己是個聊天的高手。既然你我有這樣的緣分，我們一定不要疏遠了。趁我還在彼得格勒的這幾天，我們要儘量多見面啊！」

  「我有很多事要做。」阿申頓說，「恐怕我的時間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控。」

  「我知道。」哈靈頓先生親切地說，「估計我自己也會挺忙的，不過我們好歹可以一起吃早飯，晚上再碰頭交流一下。要是我們從此各奔東西，那就太可惜啦！」

  「是太可惜了。」阿申頓嘆息道。

  阿申頓終於獨自一人待在酒店房間裡了，他坐下，環顧四周。真像是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他一時沒有精力馬上打開行李。戰爭爆發以來，他已經住過多少酒店房間？有的氣派，有的簡陋，不停地換地方，四處漂泊，今天在這個鎮子，明天又到了另一片大陸！他似乎都記不清自己有多久都是這樣提著旅行箱生活了。他已疲憊不堪。他問自己接下來該如何去完成上頭指派的任務。俄羅斯這麼大，他感覺自己迷失了，太孤單了。當他被選中去完成這個任務時，他推辭過，這個任務太大了，難以勝任，可是沒人理睬他的意見。他被選中並不是因為上頭認為他是特別合適的人選，而是因為找不到比他更合適的人。忽然有人敲門，阿申頓喜悅地用他剛學會的幾個俄語詞兒大聲應門。門開了。他猛地站了起來。

  「請進，請進。」他大聲說道，「見到你們太高興了。」

  走進來三個男人，阿申頓認得出他們，因為從舊金山到橫濱他們坐的是同一艘船，只是遵照上頭的指令，阿申頓沒有同他們交流。他們是捷克人，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流放，在美國生活了很長時間，這次他們奉命到俄羅斯來協助阿申頓完成任務，要幫助他與一位Z教授接上頭，這位教授對僑居在俄羅斯的捷克人有絕對的權威。這三個人當中領頭的是一位埃貢·奧斯博士，這人又高又瘦，有一個小腦袋，頭髮花白。他是美國中西部某個教堂的牧師，一位神學博士；不過他已放棄神職投身於祖國的解放事業。阿申頓覺得他是個很聰明的人，而且不太拘泥於考慮良心之類的事。一個牧師有自己的主見，就會比常人更有優勢，他們無論做什麼都可以說服自己相信是在奉行上帝的旨意。奧斯博士總是笑眼盈盈，帶著含而不露的幽默感。

  阿申頓在橫濱跟他秘密接觸過兩次，了解到Z教授雖然渴望自己的國家儘快擺脫奧匈帝國的統治，但他明白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推翻同盟國，全身心支持協約國，然而他又不無顧慮。他不願做有違良心的事，一切行動都必須做得光明正大，所以有些必須做的事大家就只能背著他去做。他的影響力太大，他的意願是不能忽視的，不過有時候大家還是覺得不要讓他知道太多為好。

  奧斯博士比阿申頓早一個星期到彼得格勒，此刻他向阿申頓介紹了他所了解到的當下局勢。阿申頓覺得局勢相當危急，如果要採取行動，就必須當機立斷了。軍隊日益不滿，有譁變的危險，軟弱的克倫斯基掌控的政府搖搖欲墜，這個政府尚未倒台只是因為沒有別的政客有勇氣來接管。全國面臨饑荒，而且德國人很可能會開進彼得格勒，令人擔憂。阿申頓這次到來，英美兩國的大使都已得到通知，不過他的任務甚至對他們都是保密的，阿申頓不能求助於他們是有特殊原因的。他要奧斯博士安排他跟Z教授見面，他要聽聽Z教授的想法，並且要當面告訴他，協約國預見到俄國可能會另簽求和協定，他有資金來源可以資助任何可能阻止這個災難性局面的行動。但是他必須與各個階層有影響力的人物取得聯繫。

  哈靈頓先生帶著他的生意提案和寫給幾位政府部長的信，必然會有機會見到政府要員，他需要一個譯員。奧斯博士俄語說得跟母語一樣流利，阿申頓靈機一動，想到推薦他去做這個譯員再合適不過了。他把情況給奧斯博士講了一番，兩人約定，在阿申頓和哈靈頓先生一起吃午飯的時候，奧斯博士會走進來，假裝是同他不期而遇那樣打招呼，然後阿申頓會介紹他認識哈靈頓先生，並且引起話頭，找機會向哈靈頓先生暗示，他正缺奧斯博士這樣一個譯員，簡直是老天爺讓他心想事成。

  不過阿申頓又想到了另一個人可能對他有用，這時他說道：

  「你有沒有聽說過一位叫阿納斯塔西婭·亞歷山德羅芙娜·萊奧尼多夫的女人？她的父親叫亞歷山大·德尼謝夫。」

  「她的父親我當然很了解的。」

  「我有理由相信她此時正在彼得格勒。你能不能查一下她住在哪裡，最近在做什麼？」

  「當然可以。」

  奧斯博士用捷克語對跟他同來的其中一人說了幾句。那兩人都一副幹練的樣子，一個高個子，皮膚很白，一個矮些，皮膚偏黑，但他們都比奧斯博士要年輕，阿申頓明白，他們是聽奧斯博士發號施令的。那個人點點頭，站起身，跟阿申頓握了握手，就出去了。

  「今天下午你就可以聽到調查結果。」

  「就這樣吧，眼下也沒別的事可做了。」阿申頓說，「實不相瞞，我已經十一天沒有洗澡了，現在要趕快去洗個澡。」

  阿申頓從來都不太能說得准，到底是在火車上還是在浴缸里更能享受沉思默想的樂趣。就創造性的思考而言，他更傾向於在一列平穩行駛卻開得不太快的火車上思考，他的許多最好的點子就是他坐在這樣的火車上跨越法蘭西平原時想到的；不過要回味這種思考過程的快樂，或者要像繡花一樣把一個已在腦子裡形成的主題一針一線繡出來，那麼他確信無疑，泡在熱水浴缸里是最佳選擇。此刻，他美美地躺在滿是肥皂泡的熱水浴缸里，活像一頭犀牛在泥水潭裡打滾，心裡回味著他與阿納斯塔西婭·亞歷山德羅芙娜·萊奧尼多夫之間讓他感到五味雜陳的交往。

  從這些往事中絲毫看不出阿申頓也偶爾有柔情——其實男女之情往往被人稱作柔情也是挺荒謬的。在哲學家看來，兩情相悅只不過是一時衝動而已，但是這方面的專家，也就是那些專門靠研究這種事為生的很有魅力的傢伙，卻言之鑿鑿地宣稱，作家、畫家和音樂家——簡而言之就是一切跟藝術沾上邊兒的人——在情場上往往無所建樹。他們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他們要麼大唱讚歌，要麼長吁短嘆，時而編造美妙詞語，時而渲染浪漫情調，到頭來還是搞不清究竟是更愛藝術或自己（他們認為這是一回事）還是更愛自己的感情依戀對象，只是當這個對象出於女性特有的實際考慮提出實質性的要求時，他們往往只會給一些虛幻的東西。也許他們說的是事實，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女人從靈魂深處對藝術深惡痛絕的原因（這個原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這些暫且不論，反正阿申頓在過去二十年裡就因為一個又一個的尤物而屢屢怦然心動。他有過很多心花怒放的時光，也為此付出了太多慘痛的代價，但即使是在因情場失意而最苦不堪言的時候，他也總能對自己說——雖然滿臉苦笑——沒事的，只要有一分耕耘就會有一分收穫。

  （未完，接下冊）

  [1] General，普通的、大眾的。——編者注

  [2] Men，男人。——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