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
2024-10-10 19:52:21
作者: 王夫之
一
《集注》言「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乃棄不取」;又雲「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於義明甚。金仁山徒費筆舌,止欲斡旋太王無翦商之志,乃謂泰伯之讓天下,讓於王季。不知太王而非有翦商之事,則泰伯又何處得天下讓之王季耶?
小儒以淺識遙斷古人,樂引異說以自證,乃不知所引者之適以自攻。《吳越春秋》一書,漢人所撰,誕誣不足信,不可與《左傳》參觀異同。且彼書記太王之言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則太王之不忘翦商,亦可見矣。夫子稱泰伯為「至德」,而於太王未施一讚詞,仁山乃苦欲曲美太王,而不知其以抑泰伯也殊甚,何其矛盾聖言而不之恤也!
使泰伯而逆計王季、文王之有天下,因順太王之志而讓之季歷,如所云遂父志而成其遠大,若雲周有天下,繇泰伯之逃;則是泰伯以此一讓,陽辭陰取,而兄弟協合以成奪商之事,是與曹操所云「吾其為周文王」者,同為僭詐。而夫子稱之曰「至德」,不已僭與!
古者封建之天下,易侯而王,亦甚尋常事;既非若後世亂賊,起自寒微,資君之祿位靈寵,欺孤寡而攘奪之。商之歷祀已六百,而失道之主相仍。太王以后稷之裔,奕世君公,則於以代商而王,顯然有其志事,而抑何損?若夫泰伯懷必得之心,擇弟與從子之賢,使可固有而不失,則其為諼也甚矣。此辨太王無翦商之志者,不足以伸太王,而唯以抑泰伯,叛聖言也。
本文雲「三以天下讓」,是天下其所固有也。若因後日之有天下而大為之名,則使文、武終不有天下,而泰伯遂無所讓邪?唯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則即使文、武不有天下,而泰伯之讓天下也固然。特所云讓者,謙遜不居之辭,非必讓之人而後謂之讓也。《書》曰「舜讓於德弗嗣」,謂己德之不足嗣,則不敢受,非以讓之四岳群牧也。子曰「其言不讓」,謂己可有之而即自任之,非謂不讓之求、赤與點也。知此,則俗儒讓周、讓商之說,兩無容相攻擊,而不得謂商固有天下,無待於泰伯之讓,以破泰伯不從之說矣。
蓋以德、以時,天下本泰伯之所有,今以君臣之大義,不從父命而不居,至他日之或為季歷子孫所有,或商之子孫仍無失墜,總以聽之天,而己不與焉。盡道於己,而為仁不繇乎人,此其得於心者已極,而非人之所能喻也。使泰伯從大王而代商,則人知其躬任天下矣。今無其事,是以民不知而弗得稱也。藉雲以讓之王季、文王,則昭然於天下後世,而何「無得而稱」哉?拘儒多忌,不足達聖人之旨,自當以《集注》為正。
二
後人釋書,於字句上作奇特纖新之解,薄古人為未審,不知先儒固嘗作此解,已知其非而舍之。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為存省之驗者,朱子蓋嘗作此解矣。然而《集注》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見之光輝,乃生知安行、化不可為之事,既非曾子言「所貴乎道」、言「遠」、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為化跡,而道之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鉤三寸,別有金鱗耶?此正聖學、異端一大界限。聖賢學問,縱教聖不可知,亦只是一實。舍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別求根本;抑踐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唯釋氏為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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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而以授之子思、孟子。所授者為何事,但與他一個可依可據者而已。故其臨終之言,亦別無付囑,止此身之為體為用者,即為道之所貴;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即是「君子所貴乎道」。其後子思之言中和,則曰「喜怒哀樂」,不離乎身之用也。容貌、顏色、辭氣者,喜怒哀樂之所現也。鄙之與雅,倍之與順,正之與邪,信之與偽,暴之與和,慢之與莊,中節不中節之分也。孟子言天性,曰「形色」。容貌、顏色、辭氣者,形色也。暴慢、鄙倍之遠,信之近,踐形者也。
靜而存養於心,凝以其身之靜也。動而省察於意,慎以其身之動也。所存者,即此不暴慢、不鄙倍、近信之實,故曰「儼若思」。所察者,即此暴慢、鄙倍、不信之幾,故曰「無不敬」。不然,則理於何存?欲於何辨?非此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者,亦孰為天理顯仁藏用之真?非其剛為暴、柔為慢、淫於鄙、辟於倍、飾情為不信者,何以見所欲之為私也?曾子吃緊為人,只在此身著力,而以微見天心,顯征王道者,率莫不在此。若但以為效驗而用力不系乎此,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
三
顏子所至,與聖人相去遠近,固非易知,然以「犯而不校」想之,則亦可仿佛其端。
上蔡云:「幾於無我。」所謂無我者,聖人也。朱子謂:「卻尚有個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知人我都無了。」此話不加審別,則已與釋氏「無我相、無人相」之說相亂。所以於此,須求一實際在。
聖人所謂「無我」者,豈其於人我而無之!於人我而無之,則是本有人我,而銷之於空,是所謂「空諸所有」也。抑謂人我本無,而我不實之以有,是所謂「慎勿實諸所無」也。夫聖人之無人我,豈其然哉!
一理而已矣。人我有異,而理則同。同則無異,故曰無也。無欲害人者,理也。在我無欲害人,在人無欲害我,其理同也。無欲受爾汝者,理也。我無欲受,人無欲受,其理同也。同乎理,則一理而已矣,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
乃理則有等殺矣,均而同之,而尚非理也。因其尊而尊之,因其卑而卑之;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尊,我之處卑與人之處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我尊人卑,而抑我以就卑也。因其親而親之,因其疏而疏之;我之所親與人之親我,我之所疏與人之疏我,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忘親忘疏,而引疏者以為親也。因其曲而曲之,因其直而直之;直在我之必伸,猶在人之不可屈,曲在我之必屈,猶在人之不可伸,同也。同此而已矣,非必屈己伸物,而恆以曲自予,以直予人也。
故「犯而不校」,能忘乎人,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蓋於克己有餘,而於復禮未能合符,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故人之以非禮相干者,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斯以為始事之始功,而未入於化也。
聖人只是天理渾成,逢原取給,遇順逆之兩境,一破兩分,皆以合符不爽,更無所謂己私者而克之。顏子則去一分私,顯一分公,除彼己之轍跡,而顯其和平。先儒謂孟子為有圭角,竊意顏子亦然。用力克去己私,即此便是英氣。有英氣,便有圭角矣。
要以有生之後,為天理之蔽者,唯此以己勝人之心為最烈。故顏子雖未入化,而作聖之功,莫有過焉。蓋己私已淨,但不墮教空去,則天理之發見,自不容已。如磨古鏡,去一分垢,則顯一分光,自有不能遏抑者矣。迨其垢盡光生,而不但作鏡中之影,渾然於天理一致之中,則無階可升,而為道義之門。此顏子所謂「欲從末繇」者也。觀聖賢無我之深淺,當於此思之,庶不婪入釋氏「歌利截體」之妄。
四
慶源因有周公之才者,尚當以驕吝為戒,遂疑才為可善可惡之具,而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竊以知慶源說書,多出億度,而非能豁然見理者。
德有性之德,有行道有得之德,皆涵於心者也。心固統性,而不可即以心為性。以心為性,則心、性之名,不必互立,心不出於性,德不出於理矣。如行道而有得,則得自學後。得自學後,非恃所性之理也。今不可雲周公質非生安,而亦不可謂周公之德不繇學得,則亦不必出於性者之為德,而何得對氣而言之,理為德之所自出也?
凡言理者有二:一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一則健順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而「德出於理」,將凡有德者,一因乎天理之自然而人不與哉?抑慶源之意,或淺之乎其為言,若曰:出於理者為德,未出於理而僅出於氣者為才。則是拒諫飾非,工書畫、穿寶鞍之才耳,而豈周公之才哉?是雲「德出於理」,業已不可,而況雲「才出於氣」乎?
一動一靜,皆氣任之。氣之妙者,斯即為理。氣以成形,而理即在焉。兩間無離氣之理,則安得別為一宗,而各有所出?氣凝為形,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為理。夫才,非有形者也;氣之足以勝之,亦理之足以善之也。不勝則無才,不善抑不足以為才。是亦理氣均焉,審矣。寂然不動,性著而才藏;感而遂通,則性成才以效用。故才雖居性後,而實與性為體。性者,有是氣以凝是理者也。其可雲「才出於氣」而非理乎?
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盡,則人皆可以為堯、舜矣。雖雲氣原無過,氣失其理則有過;才原無過,才失其用則有過。然而氣失其理,猶然氣也;才失其用,則不可謂才。且此既雲「才之美」矣,則盡之而無不善矣,則才無過而有功矣,豈遂為召驕致吝之媒乎?
程子云:「有周公之德,自無驕吝。」此據已然而言爾,非謂有周公之才者,能致驕吝也。驕者氣盈,吝者氣歉。驕吝者,則氣之過也。不驕不吝者,能善其氣者也。氣有盈歉,則為驕,為吝。故夫天下之驕吝者,不必皆有才,而且以不盡其才。故聖人於此言才,又言驕吝,正是教人以人輔天、以道養性,善其氣以不害其性之意。使天以此理此氣授之人而為才者,得盡其用而成其能,其為功在學,而不恃所性之理。何居乎慶源之孤恃一理,以彈壓夫才,廢人工而不講也!
耳聰、目明、言從、動善、心睿,所謂才也,則皆理也,而僅氣乎哉?氣只是能生,氣只是不詘,氣只是能勝;過此以往,氣之有功者皆理也。德固理也,而德之能生、不詘而能勝者,亦氣也。才非不資乎氣也,而其美者即理也。理氣無分體,而德才有合用。不驕、不吝,所以善吾才,即所以成吾德,曾何歧出溝分之有!
五
慶源雲「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此乃未成德者文飾迂疏之語,聖賢從不於此說。德到優時,橫天際地,左宜右有,更何短之有哉!
假令一人有孝德以事親,而無事親之才,則必將欲順而反得忤。申生之所以僅為恭,而許世子且不免於大惡,其可謂孝德之優乎?必能如大舜、文王,方可雲優於孝德。而草野倨侮、呴呴咻咻者,一短則蔑不短也。
優者,綽有餘裕之謂。短於才,正是德之不優處。誠優於德矣,則凡為道義之所出,事物之待治,何一不有自然之條理?凡周公之才,固即以行周公之德,而實周公之德優裕不窮所必發之光輝。德者得其理,才者善其用。必理之得,而後用以善;亦必善其用,而後理無不得也。故短於才者,不可謂無德,而德要不優。必如周公平禍亂,制禮樂,以成其純忠達孝之德,而後為德之優,為才之美。若馬鈞、何稠、楊修、劉晏之流,亦奚足以雲才,而況得見美於聖人!
驕吝之不可有,固善才之用,而亦居德之方。然則有曾、閔之孝,龍、比之忠,而驕且吝焉,則亦為居德之忌,而不但為才言也。特以驕吝於用處發見,而才者德之用,故專言才以統德;而鮑焦、申屠狄、李膺、范滂之以驕吝居德者,亦自不乏。然則有德而短於才者,無亦驕吝之使然;正不得以才短為無損於德而自恣也。如雲德不憂驕吝,而有才者則然,則非但病才,而且以賊德,固儒者之大患也。
六
聖人於「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後,必須說「危邦不入」以下一段文字,叮嚀嚴切,語下自見。若以效言,則成德以後,內以成身,外以成物,不可勝數,而何但於出處上序績不一詞而足哉?此唯晁氏數語,說得簡要精通。雖去就出處之較學守,以體用而分本末,然總系之曰「然後為君子之全德」,則「去就義潔,出處分明」,亦非坐致之效可知。
聖賢學問,內外標本,無一不用全力。若學守功深,而去就出處,一聽其自善,則用力於此,而收功於彼,如農耕之、耘之而不獲稼,亦豈其稼哉?所以靜而存養者,必動而省察。君子之法天,唯是「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夕惕若」,何嘗靠著一二十年學守工夫,便東沖西撞去,如王安石之所為者!
安石之博聞深思,廉潔自好,亦可謂有主矣,向後卻成一無忌憚之小人。此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說,以誤學人不小。所以《文言》說「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學守之盡詞也;而又雲「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不驕不憂,亦必有知幾存義之功焉。
故夫子悅漆雕開之未信,則以開之可仕者,學守有得,而不能自信者,現前應用之物理也。物之理本非性外之理。性外之物理,則隔嶺孤松,前溪危石,固已付之度外;而經心即目,切諸己者,自無非吾率性之事。則豈有成功之一日,望危邦而必不入,亂邦而必不居,有道則必不後時,無道則必無滯跡也哉?
唯佛氏有直截頓悟之一說,故云「知有大事便休」,而酒肆淫坊,無非覺位,但一按指,海印發光。緣他欲壞一切,而無可壞之實,則但壞自心,即無不壞,故孤守自性,總棄外緣。
聖人於下梢處,一倍精神,欲成一切,而此物之成,不能速成彼物,故理自相通,而功無偏廢。是以終之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以見學之已明,守之已至,到臨幾應物上,一失其幾,則雖期許無慚,而俯仰天人,已不能自免於恥。所以見天理流行,初無間斷,不容有精粗、內外之別,而以精蒙粗,以內忘外,貽亢龍之悔,以一眚累全德也。斯聖功之極至,成德之終事,其慎其難,日慎一日,亦不知老之將至矣。
朱子云「此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語自蘊藉。言必能乎彼,而後能乎此,以著本末相生一致之理,非謂能乎彼,則即能乎此,恃本而遺末,舉一而廢百也。慶源遽以效言,不但昧於聖言,亦以病其師說矣。
七
鄭氏以許行、陳相為篤信而不好學,大屬孟浪。篤信者,若不問其何所信,則信佛、老以至於信師巫邪說者,至死迷而不悟,亦可許之篤信耶?且陳相學許行之學,許行學神農之言,豈其不學,而抑豈其不好?
乃鄭氏之失,總緣誤將「信」字作虛位說。朱子云「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亦自有病。但云信得深固,其所信者果為何事?朱子意中、言外,有一「道」字在,而鄭氏且未之察。乃夫子豈隱一「道」字於臆中,而姑為歇後語耶?
熟繹本文八字,下四字俱事實,上四字俱工夫。若雲「信道」,則「信」字亦屬工夫,連下兩工夫字而無落處,豈不令痴人迷其所往?逢著一說,便爾不疑,此信如何得篤?且如陳相之事陳良,已數十年,一見許行,遂盡棄其學,正唯不能疑者之信不篤也,而病不在於好學之不誠。事陳良而信陳良,見許行而信許行,如柳絮因風,逢蛛網而即掛,亦何足道哉!
但言信而不得所信,則其弊必至於此。以實求之,則此所謂信者,有實位,而非用工之虛詞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正此謂矣,故皆與「好學」相資,而著其功。特彼之言信,以德之性諸天者言,此之言信,以德之據於己者言,為小異耳。
「篤信」,猶《中庸》言「敦厚」也。「好學」,猶《中庸》言「崇禮」也。蓋君子於古今之聖教,天下之顯道,固所深信,而疑之與信,以相反而相成,信者以堅其志,疑者亦欲以研其微,故曰「信而好古」,亦曰「疑思問」。此不容步步趨趨,漫然無擇,惟事深厚牢固之區區也,審矣。
唯夫吾心固有之誠,喻諸己而無妄者,即此是道之真體效於人心而資深、居安者,於此而加之培植壅護之功,則良能不喪,而長養益弘,所謂「敦篤其所已能」者,正此謂已。
此心分明不昧,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言則可言,行則可行者,是曰信。而量之未充,體之未極,益加念焉,使已能者不忘,可能者不詘,是曰篤。如此則仁為誠仁,義為誠義,而體之或偽,猶恐用之或窮,則好學之功,所繇並進而不可缺也。
彼陳相一流,心無真理,蒙蒙瞀瞀,乘俄頃之信而陷溺不反,雖好其所好而學其所學,曾何益哉?使陳相者,能於己之性、物之理,於痛癢之關心,固有而誠喻之,則雖其學未至,亦何悖謬之若此耶?
聖人言為學之本基,只一「信」字為四德之統宗,故曰「主忠信」,曰「忠信以得之」,而先儒釋之曰「以實」,曰「循物無違」。「以實」者,實有此仁義禮智之天德於心,而可以也。以,用也。「循物無違」者,事物之則,曉了洞悉於吾心,如信夏之熱,信冬之寒,非但聽歷官之推測,吾之所通,與彼之所感,自然而不忒也。
道自在天下,而以喻諸吾心者,為靜可為體、動可為用之實;即其發之不妄,以揆諸心而與千聖合符,則繇一念之不忒,以敦篤而固執之。雖學之未至,而本已不失,雖有異端窮工極巧以誘吾之信而終不亂,豈徒恃所學以立門庭而折之耶?
乃至父子君臣之際,苟非恩義之根於性者有信在心,而徒聞見是資,則將有信伯禽東征之為孝,而成李賢、楊嗣昌之忘親;信譙周勸降之為忠,而成吳堅、賈餘慶之賣國;信之益以牢固,而為惡益大。聖人何以切切然以「篤信」冠於「學、守、善道」之上,為成德之始基也?彼鄭氏者,惡足以知之!
八
古樂既無可考,其見之《儀禮》者,朱子業信而征之,以定笙詩之次第。蓋繇今以知古樂之略者,唯恃此耳。《關雎》為合樂之首,居《葛覃》《卷耳》《鵲巢》《采繁》《采苹》之先,既後有五篇,則不可雲「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陳新安雲「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其說與《儀禮》合。
合樂六詩,每篇當為一終。合樂者,歌與眾樂合作,而當其歌,則必不雜奏眾樂使掩人聲,一篇已闋,始備奏群音以寫其餘,故曰「洋洋乎盈耳」。言《關雎》,則《葛覃》以下五詩放此矣。
九
若琴張、曾晳、牧皮之流,豈復有不直之憂?蓋彼已成乎其為狂,則資稟既然,而志之所就,學之所至,蔑不然也。此雲「狂而不直」,則專以資稟言。潛室之論,較朱子「要做聖賢」之說為是。
十
「猶恐失之」,唯陳新安末一說為有分別。朱子將合上句一氣讀下,意味新巧。然二句之義,用心共在一時,而致力則各有方,不可作夾帶解。「失」者,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若心有所期得而不能獲,則但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且有所期而不能獲,即「不及」之謂爾。若雲如不及矣,而猶恐不能得,則文句復而無義。且輕說上句,勢急趨下,於理尤礙。既以「如不及」之心力為學,而猶以不得為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
此二句,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進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前而不我親,如追前人而不之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己所有而失之也。看書須詳分眉目,令字字有落,若貪於求巧,而捷取於形聲之似,則於大義有害矣。
十一
先須識取一「天」字。豈夐絕在上,清虛曠杳,去人間遼闊之宇而別有一天哉?且如此以為大,則亦無與於人,而何以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君,則天之為天。天之為天,非僅有空曠之體。「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則天也。
《集注》言德,德者君德也,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德之蕩蕩者也。天之於物,有長、有養,有收、有藏,有利用、有厚生、有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養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如天子之富,固不可以多金粟、多泉貨言之,則堯之不可以一德稱者,亦如此矣。
且天之所以長養、收藏乎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利厚而正之,故物受功於不可見,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為之名。則堯之非此明俊德,彼親九族,既平百姓,旋和萬邦者,民亦不能於政教之已及未及、先後遠近間,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
乃其所及於民者,豈無事哉?其事可久,故不於斷續而見新;其事可大,故不以推與而見至。則其「成功」「文章」之可大可久者,即「無能名」之實也。「成功」非「巍巍」則可名,湯之「割正」、武之「清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意黃、頊以上之天下,別有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為君者,一皆祖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考耳。若以心德言之,則既與夫子「大哉為君」之言相背,而以准之天,則將謂天有「巍巍」之體段,其亦陋矣。
先儒說天如水晶相似,透亮通明,結一蓋殼子在上。以實思之,良同兒戲語。其或不然,以心德比天之主宰,則亦老子「橐籥」之說。蕩蕩兩閒,何所置其橐,而又誰為鼓其籥哉?夫子只一直說下,後人死拈「無名」作主,惹下許多疵病,而竟以道家之餘沈,所謂清淨幽玄者當之。噫,亦誣矣!
十二
異色成采之謂文,一色昭著之謂章。文以異色,顯條理之別;章以一色,見遠而不雜。乃合文以成章,而所合之文各成其章,則曰文章。文合異而統同,章統同而合異。以文全、章偏言之,則文該章;以章括始終、文為條理言之,則章該文。凡禮樂法度之分析、等殺、差別、厚薄者文;始末具舉、先後咸宜者章。文以分,分於合顯。章以合,合令分成。而分不妨合,合不昧分,異以通於同,同以昭所異,相得而成,相涵而不亂,斯文章之謂也。舊注未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