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日本構建低碳社會的約束條件

  人類自20世紀中期「流體能源（石油）」取代「固體能源（煤炭）」成為人類第三代主體能源後，石油價格的波動、石油地緣政治格局的衍變以及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與世界經濟產生了黏著性關聯。尤其是1970年代先後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把世界經濟拉進了「能源約束」型時代。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資本具有追利的本質屬性，人類在努力發展並享受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能源也被大量的消耗和利用，「廢棄」「廢物」「廢水」等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日益嚴重，可持續性發展遭遇「環境約束」的梗阻。

  一、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結構

  能源是國民經濟的血液，發展經濟需靠能源作支撐，但位居世界第三經濟體[16]的日本卻是能源極其貧乏的國家。日本的一次性能源自給率僅為16%[17]，幾乎100%的天然氣和石油需要進口，1973、1979、2000年能源自給率（包括核能）分別為11%、13%、18%（參見圖4-2）。

  圖4-2 日本一次性能源的推移及國內能源自給率

  註：1.在數據計算過程中，部分數據進行了四捨五入處理；2.1pj相當於原油25800kl的 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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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分析日本的一次性能源供應結構可看出，1950年以來，以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在其結構中一直維持在很高的比例（見圖4-3）。具體而言，1945—1955年間，支撐日本經濟恢復的主要能源是煤炭和水利，從1955—1973年間，支撐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能源是石油。[18]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期間，石油在日本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重超過70%，總需求量比1955年增長近24倍，煤炭的比重為16.4%。[19]石油危機的爆發，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為確保能源安全，規避進口能源依存度過高所帶來的風險，日本制定了能源科技發展規劃、促進節能的法律法規，到1980年代初，其成效已見端倪。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日本一次能源供應的總量雖然在不斷加大，但在一次能源供應中的石油供應量卻並未發生大幅增長[20]，相反，煤炭、天然氣、原子能以及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供應中的比重卻有明顯上升。

  圖4-3 日本一次性能源供應結構的推移圖

  出處：日本經濟能源研究所計量分析部（編）:《能源·經濟統計要覽2007年版》，《節能中心》，2007年，第290—295頁。

  換言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石油雖然在日本能源結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從化石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而言，仍然占有70%以上。特別是在「福島核危機」後，日本由於關停了國內54座核電站，相應增加了化石能源發電的比重，致使化石能源在能源結構的比重又進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從日本的能源需求和經濟增長關係看，經濟增長也帶來了能源消耗的增加。如圖4-4所示，日本的經濟規模（GDP）不大時，總體上能源供給和需求也小，反之則會增大。在196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結束期間，一次性能源總供應曲線和最終能源消費曲線比實際GDP曲線的上揚角度要大，表明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費才能維繫。

  圖4-4 日本能源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總體趨勢圖

  資料來源：根據資源能源廳《綜合能源統計》，內閤府《國民經濟計算年報》中相關數據統計算出。

  註：1965年—1979年的實際GDP是以1990年為標準，1980—1993年度是以1995年為標準，1994年—2004年是以2000年為標準。

  綜上而言，由於傳統化石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氣等）具有高污染、高排放等缺點，加之日本又是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結構。而這種能源結構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改觀，這就構成了日本構建低碳型社會的「約束條件」之一。

  二、「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模式

  傳統能源的開採、生產以及消費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源約束瓶頸等一系列問題，讓今天的人類無法繼續承受巨額代價。特別是化石能源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造成了酸雨問題、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導致了全球變暖海平面升高，整個能源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同時陷入惡性循環。20世紀中葉以來，與世界經濟增長相伴隨的還有地球溫暖化趨勢日益凸顯、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公害事件頻繁發生等現象，這使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自己處於一種不安全、不健康的生活環境中，隨之「環境危機」這一新的概念也「誕生」了。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環境問題從某一個地區擴展到另一個區域，80年代中期後，則從區域擴展到了全球。20世紀80年代初，在發達國家經歷並深刻反思經濟蕭條和能源危機後，各國進一步認識到了環境污染的原因[21]，並為了協調能源、經濟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迅速地制定了經濟增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長期政策。

  儘管人類開始對環境問題越來越重視；儘管科學已發現並佐證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80%的污染物排放來自能源消費這一事實；儘管世界上已有20餘個國家制定了綜合性能源法；儘管世界民間環保運動相繼開展了宣傳、遊行、示威和抗議等活動[22]；儘管人類漸次確定了「能源效率既是能源安全的保證，也是環境保護的前提」這一命題，但是，環境污染和資源生態惡化卻仍然呈現出積重難返之勢。地球溫暖化、酸雨、海平面上升已成為世界性課題，造成這種局勢的主要原因就是人類自產業革命後過度地消耗化石燃料，導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出。[23]世界消費化石能源所排放的CO2以及大氣中CO2濃度的具體變化，參見圖4-5。

  圖4-5 世界消費化石能源所排放的CO2以及大氣中CO2濃度的變化

  資料來源：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1AC、OANL）—HP。

  「環境約束」是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化石能源的過度消費，所釋放出的廢水、廢氣、廢物，超出環境受容量，這不僅導致工業生產無法持續進行，而且破壞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從日本國內環境情況看，日本在完成戰後經濟復興之後，大約經歷了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然而該種經濟增長一味追求經濟利益和速度，忽視環境的承受能力，導致了大規模公害的爆發。其後，日本漸次地認識到了環境問題與能源問題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需要同時加以解決。「環境約束」風險迫使日本「負外部性非清潔」能源結構亟須向「清潔型」轉型。事實上，日本作為後進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進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24]

  日本在高速經濟增長中「摒棄了『形而上』的陳腐觀念，接受了『形而下』的『實學思想』」，這使日本忽視了環境資源及其自淨能力的有限性。1960年代，「公害」概念在日本廣泛流傳，街頭巷尾竟然還出現了「該死的GNP」「見鬼去吧，GNP」等帶有怨恨的口號。1970年發生了全國規模的反對公害運動。日本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導致的環境狀況惡化主要集中體現在水污染、廢物污染和大氣污染三個層面。可見，能源消費量的增大和公害事件的發生呈現出很強的關聯性（參見圖4-6）。四日市大氣污染、熊本縣和新澙縣的水俁病、「痛痛病」是日本公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圖4-6 能源消費與公害、工礦業的變化推移（日本和世界比較）

  資料來源：此圖是依據聯合國編《世界統計年鑑1971—1975年版》，日本資源能源廳編：《綜合能源統計》，日銀統計局編：《以日本經濟為中心的國際比較》等相關資料製作而成。

  日本的「能源約束」和「環境約束」，既有「內生」型約束，亦有「外壓」型約束。換言之，日本構建低碳型社會受制於「雙約束」的深層原因則源於化石能源的過度消費及其消費結構的過度單一性。因此，在「雙約束」[25]條件下要想取得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構建低碳型社會，亟須加快「驅動」能源結構轉型。選擇「日本應對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經驗」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於1970年代的日本在能源環境領域與當前的中國有著很大的關聯度。

  （1）在發展困境上的「能源環境雙約束」。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使日本經濟受到能源價格波動、能源地緣政治格局的衍變以及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等風險約束的同時，經濟可持續性發展也遭遇「廢氣、廢水、廢物」等「環境污染」的梗阻。當時，日本經濟面臨著能源環境「雙約束」的困境。同樣，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被迫進入到「能源約束」型時代。而且，由於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國內自然環境也日趨惡化，並呈積重難返之勢。

  （2）在發展道路上的「先污染後治理」。日本作為後進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進程中，走的是「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同樣，中國基本上重蹈了日本的道路，現在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深刻反思，並明確提出了「綠色經濟戰略」。在反思的同時，當前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也與1970—80年代的日本頗為相似。

  （3）在發展方式上的「調結構轉方式」。如何通過「調結構轉方式」規避和舒緩能源環境雙約束、踐行「節能減排」、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則是當前中國的重大課題。事實上，1970年代初的日本已經認識到高速經濟增長受制於「雙約束」的深層原因，則源於化石能源的過度消費及其消費結構的過度單一性。然而，「調結構轉方式」是一個複雜而系統的工程，為了通過抓住核心問題做到綱舉目張，當時日本通過深度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能源科技創新[26]是能源結構轉型和改變增長方式的核心驅動力，是實現節能減排的關鍵環節。

  綜上所述，中日間在能源環境領域上的約束條件、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式具有很大相似性的特點，因此，日本在推進能源科技創新過程中的經驗，對中國當前通過科技創新促進「節能減排」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