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初期歷史教育的定位

  近代之初，日本政要便極為重視歷史教育，並從政治意義上、軍事意義上對其做了如下兩方面的定位：

  第一，培養「忠君愛國」的手段。

  1879年，明治天皇在《教學聖旨》中明確要求小學教育「揭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以培養「忠孝之大義」，時任太政官參議、法制局局長的伊藤博文就此回應稱：「政府唯應深刻留意，歷史、文學、習慣、語言乃組成國體之元素，宜應愛護之，不可混亂之、殘破之。」[113]也就是說，日本最高首腦將「歷史」定位為「忠孝」「國體」的首要元素。隨後，日本文部省便予以貫徹實施，如1881年規定小學「知曉教授本邦歷史之宗旨，培養學生尊王愛國之志氣」，[114] 1886年規定歷史教科書的檢定標準為「使學生了解本邦國體之大要」「奮起忠君愛國之志氣」，[115] 1890年要求「（小學）尤應發揚尊王愛國之志氣……主要以修身、日本地理、日本歷史及日常必須之事為素材……」[116]

  日本政府為何如此強調「忠君愛國」？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1886—1889年）在給政府的建議中寫道：「蓋國民篤忠君愛國之氣……則精神所向、萬派一注，可耐久忍難，同心協力，以興事業……庶幾將忠君愛國之意普及於全國……必多益於鞏固國本、維持國勢。」[117]換言之，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統治者便將歷史教育視為統合國民、鞏固國本的手段。

  第二，發動對外戰爭的工具。

  1890年3月，時任首相山縣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論》中提出：「我國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保護上述利益線之外政，必不可缺者，一曰兵備，二曰教育……國之強弱，須以國民忠愛之風為元質……觀歐洲各國，通過普通教育，根據其國語、其國家之歷史及其他教學方法，在智力發展之初薰陶愛國之念，使之油然而成第二天性……國家之成為國家者，唯依此一大本質。」[118]所謂「保護利益線」即侵占朝鮮，山縣的邏輯即是：要占領朝鮮，須以「國家之歷史」培養國民的「愛國之念」，歷史教育開始被納入對外侵略的軌道。

  通過歷史教育培養國民的「愛國之念」、鞏固國家發展，這固然無可厚非，但將其視為對外侵略的工具，便是非正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