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次教科書事件。

  第二次教科書事件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其背景之一仍然是政界攻擊「愛國心教育」不足。1980年7月23日，法務大臣奧野誠亮在記者招待會上稱「現在的教科書（迴避了愛國一詞）問題很大」[91]。同年10月15日，自民黨議員三塚博在眾議院文教委員會上對教科書提出非難：中學學習指導要領中要求「指導、記述愛國心」，但即將使用的中學社會科教科書中卻沒有愛國心的記述。「愛國」是「國家存立的基礎」，同時「是對祖國的自發的熱愛之情，國家的存在是靠國民對國家的愛來支撐的」。並強烈要求政府委員回答，對於這樣的教科書「（文部省）是怎麼檢定的？」[92]在國會議員的發難下，自民黨於同年10月在其教育問題聯絡協議會內新設「教科書小委員會」[93]，要對「現行教科書中沒有『愛國』、『保衛國家』等記述的問題進行根本探討。

  與此同時，日本財界也開始批判當時的教科書。早在1980年8月初，日本貿易會及全日本GG聯盟便指責「公民」教科書中有關綜合商社及GG的記述有偏見。[94]同年11月，經團連的宣傳機構——日本經濟廣報中心在《經濟教育Ⅰ》與《經濟教育Ⅱ》上發表文章，批評社會科教科書中過於醜化現代大企業的形象。[95] 1981年5月15日，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會長大槻文平在「日經連」第34次例會上發言，指責教科書中尊重個人、偏重權利的教育理念使利己主義擴散，並遊說「國家的意義與重要性」，要求學校教育培養「保衛國家的氣概」和「愛國心」。[96]

  

  在上述政界、財界非難教科書的背景下，文部省在1981年檢定新設立的中學課程——「現代社會」的教科書時，要求大幅度修改批判現代大企業、批判現行國家政策的記述。此外，文部省於1982年6月25日公布的教科書檢定結果中，明確表示禁止使用「侵略」一詞，歷史教科書中將「侵略華北」改為「進出華北」，將「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改為「對中國的全面進攻」，進而在記述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時稱「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日軍的損失也很大，於是日軍群情激昂，殺害了眾多的中國軍人及平民」。[97]

  日本政府以「檢定」為名對教科書內容的干涉，不但遭到國內進步力量的反對，而且遭到中國、韓國、朝鮮、印尼等國家等亞洲國家的強烈抗議。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1982年11月24日，文部大臣發表「關於歷史教科書的談話」，表示將在教科書檢定標準中追加新的規定：「在處理與亞洲鄰國的近現代的歷史事件時，從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的觀點出發給予必要的考慮」[98]，即所謂的「近鄰諸國條款」。1983年6月30日，文部省公布了1982年下半年審定的社會科教科書的部分內容，其中有關中國、韓國關係的記述中，對「侵略」「三一獨立運動」「創氏改名」「抓勞工」等記述，文部省沒有附加檢定意見。從80年代後期開始，教科書中關於侵略亞洲的事實的記述大幅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