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歷史教育的作用及危害

  日本戰前的歷史教育，既發揮過統合國民的積極作用，又不斷淪為統治者發動對外戰爭的工具，其遺毒甚至一定程度上仍然影響著當代日本國民的歷史認識。

  第一，統合國民的手段。

  在日本近代國家的創建過程中，歷史教育發揮了統合國民的重要作用。戰前日本政府歷次教育改革，必先強調「忠君愛國」，「歷史」教育則為首要實現途徑之一。例如，明治天皇1879年在《教學聖旨》中首次確立「仁義忠孝」的教育宗旨時，首列「揭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首先使其腦髓感覺忠孝之大義。」[54]即欲以歷史人物培養現時之「忠孝」。1890年日本政府頒布《教育敕語》後，文部大臣大木喬任強調：「（小學）尤應發揚尊王愛國之志氣……主要以修身、日本地理、日本歷史及日常必須之事為素材……。」[55] 1917年首相寺內正毅要求改革教育，以「培養富於護國精神之忠良臣民」，[56]「臨時教育會議」首先建議「要更加重視國史課」。1934年，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浸潤貫徹尊皇愛國之日本精神」時，其措施為「須先獎勵依據國史、國學及漢學之精神教育」。[57]「歷史」教育成為統治者培養國民「忠君愛國」意識的首要手段。

  那麼，日本政府為何如此強調「忠君愛國」？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1886—1889年）在給政府的建議中闡述道：「蓋國民篤忠君愛國之氣……則精神所向、萬派一注，可耐久忍難，同心協力，以興事業。……庶幾將忠君愛國之意普及於全國，……必多益於鞏固國本、維持國勢。」[58] 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在主持建立近代立憲制國家時亦認識到：「國家體制」包括「國家意志」，其中特別強調「歷史之緊要」，「須知振奮國家精神之第一方策，在於明曉歷史。何為國家精神？乃國人目的一致、並銳意實現此目的之活潑團結氣象。欲達此目的，須以國家既往之經歷推定將來之方向，非此無他。」故「應改良日本歷史教育」，「須（使日本人）知曉日本自身之特有文化。」[59]

  也就是說，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統治者便確立了從「歷史教育」到「國家精神」，再到「鞏固國本」的基本路徑。歷史教育可謂「國家體制」之精神「軟體」，統合國民之必須手段，對於日本近代國家的建立與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當上述路徑的終點不是「鞏固國本」，而是「對外侵略」時，歷史教育的作用便發生了質的變化。

  第二，對外戰爭的工具。

  在近代立憲制國家初步建立之後，日本政府就已將歷史教育與對外侵略聯繫起來。1890年3月，時任首相山縣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論》中提出：「我國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保護上述利益線之外政，必不可缺者，一曰兵備，二曰教育。……國之強弱，須以國民忠愛之風為元質。……觀歐洲各國，通過普通教育，根據其國語、其國家之歷史及其他教學方法，在智力發展之初薰陶愛國之念，使之油然而成第二天性。……國家之成為國家者，唯依此一大本質。」[60]「保護利益線」即侵占朝鮮，歷史教育開始被納入對外侵略的軌道。

  從日本政府對外侵略擴張與改革歷史教育的時間關係上來看，在甲午戰爭（1894—1895年）前後，先後修改了小學（1890年）、師範（1892年）、中學（1901年）的歷史教育；在日俄戰爭（1904—1905年）前後，實施了小學歷史教科書「國定製」（1903年）、小學歷史課「義務制」（1907年）；在日本吞併朝鮮（1910年）之後，相繼改革了師範（1910年）、中學（1911年）的歷史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之後，第三期國定歷史教科書大幅度加入了「神」「軍」的內容（1920年）；在侵占中國東北（1931年9月）之前，改革了中學、師範的歷史課（1931年1月）；在全面侵華（1937年7月）之前，再次改革中學、師範的歷史課（1937年3月）；在對英美開戰（1941年）前後，改革了小學（1941年）、中學（1943年）的歷史教育。歷史教育的所謂「改革」始終與日本的對外擴張相伴左右。

  在上述歷次改革中，日本政府不斷強化「神國」內容，使國民相信對外戰爭的「神命」與「神佑」；不斷加入「保護韓國」「保全中國」「大東亞共榮」以及「歐美之東亞侵略」等內容，使國民相信對外戰爭的「正義」性；而批判西洋歷史、篡改東亞歷史的內容，則使國民喪失了比較判斷的能力。日本政府正是通過這樣的歷史教育，使國民自發、積極地投入對外戰爭。歷史教育成為日本不斷推進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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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否認侵略的根源。

  反動的戰前歷史教育，在日本戰敗之初曾受到美國占領當局、日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批判。然而，當被占領狀態結束後，日本政府在歷史教育問題上復趨保守，開始不斷否認戰前的侵略歷史。其突出表現為三次由日本政府主導的「歷史教科書事件」，即1955年文部省審定歷史教科書時禁止使用「侵略」，1982年審定時要求將「侵略」改為「進入」，2001年審定時要求刪除「從軍慰安婦」的記述，並批准了否認侵略戰爭的右翼歷史教科書。[61]

  之所以出現上述否認侵略歷史的「逆流」，學界一般認為，主要是因為接受戰前歷史教育的右翼政治家們重返或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們在歷史教育問題上並未真正深刻反省。但本文認為，其更深刻的根源在於，日本戰後的執政者仍然認同戰前歷史教育的「國民統合」功能，將其作為培養國民「愛國心」的重要手段，以獲得國民對其推行右傾化政策的支持，最終實現政治軍事大國目的。例如，在第一次事件之前，首相吉田茂1952年曾公開強調「歷史教育」、「愛國心」與「重新武裝」的密切關係。他指出：「日本的重新武裝……須從精神與物質兩方面計議。在精神方面，我國的教育並未講授日本的歷史與地理，因而無法培養愛國心。只有向青年徹底講授日本歷史冠於萬國、日本國土世界最美，方能培養愛國心。」[62]在第二次事件之前，眾議院議員三塚博1980年在眾議院上責難歷史教科書中沒有記述愛國心時強調：「為了使日本成為美麗的宜居國家，首要的是應教育日本人熱愛國家，為日本而認真工作。」[63]通過歷史教育培養「愛國心」本無可厚非，然而，其與戰前一脈相承的抹殺歷史事實、否認侵略歷史的做法，仍然違背了歷史教育的客觀性和正義性。

  總之，日本戰前的歷史教育，固然有利於國家統治。然而，其「神國主義」特徵造成了歷史教育的「虛構性」，違背了歷史的「科學性」；其「皇國主義」特徵造成了歷史教育的「君主性」，與世界歷史發展的「民主性」趨勢背道而馳；其「排他主義」特徵造成了歷史教育的「片面性」，違背了歷史的「客觀性」；其「軍國主義」特徵造成了歷史教育的「侵略性」，喪失了其本應伸張的「正義性」。這種反科學、反民主、非客觀、非正義的歷史教育，必然隨著對外侵略的失敗而最終宣告終結。在日本戰前歷史教育的遺毒尚存的今天，總結其教訓及危害，當有益於促使日本反省歷史、亞洲受害國家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