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科書「國定製」的影響及危害

  教科書「國定製」導致了教科書業界的利益壟斷，加強了日本政府對國民意識形態的統治，培養了「忠君愛國」的臣民，扼殺了教育的自由發展。國定教科書成為戰前日本政府推行皇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有力武器」。

  第一，導致教科書產業界的利益壟斷。

  早在小學教科書「國定製」確立之前，教科書出版社就對政府決策頗具影響力。1896年，帝國議會首次建議修身教科書採用「國定製」時，有議員擔心該議案「與出版社利益密切相關，如果出版社稍加活動，此案將即刻崩潰」。[20]實行「國定製」之後，文部省制定並多次修改了《小學教科書翻刻發行規則》，通過逐步指定國定教科書的翻刻發行商，來確保教科書出版界的利益壟斷。1903年4月，文部省批准的小學教科書翻刻發行商共19家，其中14家的發行份額又全部授予「日本書籍株式會社」（1903年9月成立於東京），同年12月另外2家的發行份額亦加入其中。於是，「日本書籍株式會社」擁有16家翻刻發行商的份額，該社1904年共製造銷售教科書1973萬9940冊，占當時19個發行商總份額的89%。[21] 1905年5月，文部省批准的翻刻發行商減至10家。[22] 1909年10月，文部省進一步減少了翻刻發行商的數量，將國定教科書的翻刻發行委託給「日本書籍」「東京書籍」「大阪書籍」三家出版公司，其翻刻發行圖書的比例分別為40%、40%、20%，教科書的銷售交由「株式會社國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23] 1930年5月，文部省取消了「共同販賣所」，要求三家出版社將圖書直接發行給文部大臣指定的區域，即「日本書籍」供給北海道廳等15個縣，「東京書籍」供給埼玉縣等20個縣，「大阪書籍」供給大阪府等12個府縣。[24]可見，伴隨著教科書「國定製」的進一步推行，教科書產業的壟斷日益加劇，甚至早在1909年的《教育時論》上便刊文稱：「傳聞當今小學教科書的印刷出版應成立一大出版社托拉斯」。[25]

  教科書業界的利益壟斷，產生了諸多弊端。1909年3月，有議員在帝國議會上批判道：翻刻發行商以「幾乎專賣的權利」，壟斷著對全國500萬小學生的教科書供給，產生了教科書價格高、供給不足等「諸多弊害」，翻刻發行商幾乎獲得了30%以上的利益，教科書使用方卻不得不支付40%的暴利。[26]

  第二，加強了國家對國民意識形態的統治。

  

  眾所周知，1890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教育敕語》，要求全體國民都具備「克忠克孝」「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皇國主義」意識形態。加強這一意識形態的主要途徑之一，便是推行教科書的「國定製」。日本政府通過國定修身、歷史、國語等教科書，將大量「皇國」意識從小便灌輸到日本人的頭腦中，使其成為日本人的「第二天性」。例如，在五期國定小學修身教科書中，均全文刊載了《教育敕語》全文，第一期刊於卷末，第二期以後刊於卷首，並在小學六年級最後三課單獨講授，要求全體學生反覆背誦並默寫全文。在戰前的國定歷史教科書中，各期均刊登了歷代「天皇在位表」及記錄皇室主要事件的「御歷代表」，「旨在使學生學習天皇名」。[27]國定歷史、修身教科書還極力宣揚「神國」意識。前三期的國定歷史教科書均以「天照大神」為日本歷史之開端，第五期以後的修身、歷史教科書則進一步強調「神生日本」「日本是神國」[28]。「神國」意識是「皇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意在強調天皇的「君權神授」，第五期五年級修身教科書中更直接稱天皇為「現人神」。[29]國定教科書中所描繪的歷史上或現實中的日本人，從小便自發地為了「現人神」天皇而獻身，認為日本國民負有對外武力擴張的「神聖使命」，相信日本自古便受到「神佑」。於是，「接受如此教育的國民，手持竹槍向現代兵器挑戰，在門柱上張貼防彈護身符，相信神風會帶來最後勝利等。」[30]「國定製」教科書下走出來的日本人，心甘情願地充當了日本對外侵略的「炮灰」。

  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夠將國民引向到對外侵略戰爭，正是「得益」於上述「皇國主義」意識形態，而形成這一意識形態的最主要途徑，便是教科書「國定製」。日本學者也承認：「小學教科書的國定製，與天皇制國家相適應，……對於其統治性意識形態的教育而言，是唯一的、最堅固且有效的措施」。[31]

  第三，扼殺了教育的自由發展。

  各期國定教科書均由日本文部省組織編寫、出版，全國各地必均須使用相同的教科書。於是，作為教育者的學校、教師，無法根據當地及學生的具體情況，選擇相應的教科書。身處教育第一線的教師更無權批判國定教科書，只能「照本宣科」地講授國家規定的內容。日本政府仍嫌不足，1935年2月，文部省規定中學入學考試的考題不得超出小學教科書的範圍，變相禁止教育者向學生講授超出教科書範圍的內容。作為受教育者的學生更無權、也無意識自由選擇符合真理的教科書，甚至不得不無條件接受被歪曲的事實。除了前述虛構日本歷史起源的「神國」內容外，最顯著的事例是1910年的「南北朝正統論爭」。當時的國定歷史教科書中以「南北朝的並立」為題，記述了日本歷史上同時存在兩個天皇的史實，這與皇國主義意識形態中的「萬世一系」思想相矛盾，於是，日本政府特別修改了國定歷史教科書，將「南北朝」從國定歷史教科書中抹掉，改記為尊承皇統的「吉野朝」。可見，在教科書「國定製」下，教育已經喪失了「追求真理」的自由。

  日本朝野也曾尖銳地批判過教科書「國定製」的弊端。1903年5月，有議員在帝國議會上公開質問：「官撰教科書豈不損害國運之進步？」[32]翌年12月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有議員批判道：「僅小學教科書中就有270餘處謬誤」，甚至連天皇即位的年號、憲法頒布的年代也搞錯，國定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令人驚訝，稱國定教科書「實乃出於非立憲道德原則」。[33]民間也展開了對教科書「國定製」的批判。1908年11月，《教育時論》上刊文道：「現行小學教科書國定製度，與此前制度相比，除了定價便宜外，對於小學教育無一利處……自採取國定以來，教科書的進步改良即告停止，不僅如此，以不符合時勢之圖書教育數百萬小國民，其當前之弊害，稍有志於教育者即可看透。」[34]翌年2月，《新教育》刊發專刊《反對教科書特集》，其中列舉了大日本教育團揭露的「現行教科書國定製度之弊害」，包括「杜絕著者及出版者的競爭，妨礙了教科書的改良進步」、「教科書官撰僅有一種，使教育者的批評眼光鈍化」等。[35]然而，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個別政治家或民間學者，畢竟無法阻止教科書「國定製」的推行，更無法阻止日本走向皇國主義、軍國主義泥沼的步伐。

  綜上所述，日本戰前教科書「國定製」的確立，並非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根源、經濟動因。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機構教科書「國定製」的確立，分別在日俄戰爭、日美戰爭前後，足見「在國家與教育的關係中，權力統治的程度同教科書與國家間的距離成正比」，[36]教科書制度與日本的國家走向密切相關。因此，考察日本戰前教科書「國定製」的背景、過程及影響危害，有利於加深對日本教科書制度的認識，也有助於了解教育在日本戰前對外侵略擴張中發揮的作用。另外，考察日本戰前教科書制度的政治、經濟要素，也有助於深入觀察日本當今的歷史教科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