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科書「國定製」的實施背景

  1903年，日本政府正式立法確立了初等教育的教科書「國定製」，翌年開始實施。教科書「國定製」經歷了一個醞釀的過程。早在確立「國定製」的10多年前，日本政府便多次在帝國議會上討論過教科書問題。1892年12月，日本帝國議會首次討論了教科書問題，主要是針對修身教科書的延期使用問題。1896—1901年，日本帝國議會曾四次專門提出有關教科書「國定製」的議案，而且均獲得帝國議會批准。[2]

  日本帝國議會之所以屢次建議採用教科書「國定製」，其理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杜絕教科書賄賂現象。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積極普及基礎教育，小學就學率不斷提高（1873年為28.13%，1902年為91.57%），在校生人數激增（1873年130餘萬人，1902年500餘萬人）[3]，教科書的需求量大增。1886年開始實行教科書檢定製時，出版的檢定教科書約400種，1892—1895年間急增到600多種。[4]教科書的供給最初由各地方出版社承擔，後來不斷集中到東京的金港堂、文學社、普及舍、集英堂等幾家大出版社。1902年前後，每年2500多萬冊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大部分集中到中央的教科書出版社手中。作為教育普及的副產品，一個新興的產業——教科書產業應運而生。

  各教科書出版社為了不斷擴大市場、增加利潤，紛紛採取賄賂等手段，展開激烈的銷售競爭。1892年前後，樞密院議長、前任文部大臣大木喬任因干預某縣採用其編纂的修身教科書而被迫辭職，文部次官辻新次因參與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的醜聞而被罷官，負責檢定教科書的文部省圖書課課長澤柳政太郎因教科書檢定結果泄密而引咎辭職。另外，各地為了選用教科書，每個府縣都設立由府縣官吏、府縣參事會員、普通師範學校校長、普通師範學校教師、小學教師等組成的府縣教科書審查會。「書商奸曲之輩……動輒致力於使（審查委員）採用自家銷售之圖書，施以種種手段干擾審查委員之視聽判斷。」[5]當時的教科書賄賂行情是：「府縣知事一人1萬—3萬日元，師範學校校長一人3000—5000日元，師範學校的教諭或附屬主事2000日元。」[6] 1902年秋，當時較大的教科書出版社「普及舍」行賄的官員姓名、金額等被曝光，導致143名官吏被捕[7]，其中包括宮城縣知事宗像政、高級官僚、國會議員、督學官、督學、師範學校校長、中學校長等。

  日本政府推行教科書「國定製」，正是為了杜絕上述教科書賄賂事件。時任文部大臣菊池大麓闡述「國定製」的首要理由，便是「為了杜絕教科書賄賂事件」。他指出：「1887年實施教科書檢定製不久，便耳聞種種醜聞。歷代文部大臣常苦慮於此，非國定而無其他良制」；「當局已無法忍受全國數萬小學校長及職員被教科書出版社活動者惡魔般引誘。此次教科書賄賂事件中，最為可嘆可怕者，乃由於學生喪失對校長及教員之信仰與敬服，致使教育效果大大減小。若此醜聞擴至全國小學，則其害極為可怕。」[8]

  

  第二，培養「忠君愛國」的統一意識。

  1890年，日本政府頒布《教育敕語》，確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克忠克孝」、「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臣民。1891年11月，文部大臣大木喬任要求「小學……尤其應發揚尊王愛國之志氣」。[9]然而，當時採用的檢定製教科書，無法保證「忠君愛國」的教育目的貫徹到全國所有學校。日本政界保守勢力對此表示不滿，1894年6月，有眾議院議員批評道：「不以培養天然無窮、無以類比之國體、所謂忠君愛國之心為根本，若像普通教育所用教科書中取外國、支那（中國——筆者注）之博愛主義、個人主義，則我2500餘年皇統連綿之日本帝國、如玉之帝國，人心將缺乏統一」，指責檢定教科書存在歐美的「個人主義之弊」「博愛主義之弊」「利益交換主義」「利己主義」，「並非基於我2500餘年忠君愛國之教，違反了敕語之宗旨」。[10] 1899年3月，第13次帝國議會再次建議小學修身教科書採用「國定製」時指出：「德育之要，在於編纂善良之修身教科書，在同一標準下教導全國學生，啟發忠孝愛國之精神，以推進國家之文明，實現富強。現今各小學修身教科書各異、授課方針不同之弊，實非（合乎）德育歸一之宗旨。故望政府速編纂修身教科書並在全國小學普及使用，進而確立陶冶德性之適當方法。」[11]

  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強調：「小學教科書在性質上應該採取國定。特別是修身教科書，無論如何必須國定，對此，貴族院及眾議院均提出過建議，乃輿論一致之所在。此外，（國語）讀本、地理及日本歷史也與之相關，此類教科書皆與國體有關，此點不必喋喋贅述。」[12]所謂「國體」，即指「萬世一系之天皇」。可見，日本政府推行教科書「國定製」，意在加強「忠君愛國」的「皇國主義」教育。

  正因如此，日本帝國議會於1896年2月首次提出小學修身教科書「國定製」時，文部省普通學務局長答辯稱：原則上贊成修身教科書的國定化，只是時機尚不成熟。[13]於是，文部省一邊等待時機成熟，一邊開始為「國定製」做準備。1900年4月，文部省設立修身教科書調查委員會，著手編纂統一的國定修身教科書。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追述道：1902年春曾「特別敦促編輯委員，不斷要求委員增加開會時日，下令1904年4月前務必全部完成（修身教科書）」；「從1902年夏天開始，命令圖書課暫緩編纂其他圖書，將其經費用於編纂國語讀本，恰好於去年年末先完成兩冊」；1902年，文部省向議會提出了增加3000萬日元編纂費的預算，計劃「在一、二年之內編纂教科書，並希望就此實行國定之議」[14]。同年12月發生「教科書賄賂事件」後，菊池大麓公開承認這是一個「大好時機」，稱「我此前就主張必須實行的國定之議此時已刻不容緩，即向內閣提出教科書國定之議，並獲得批准。」[15]

  可見，日本政府推行教科書「國定製」，有經濟、政治兩方面的背景。關於兩者孰主孰次的問題，筆者認為，杜絕經濟賄賂有諸多良策，不惟「國定製」一途；而通過統一的教科書「啟發忠孝愛國之精神」，才是日本政府統一政治、發展經濟乃至對外戰爭之「急需」。也就是說，政治統治目的是教科書「國定製」確立的最主要根源，經濟賄賂則是其直接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