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各界對教育決策的參與

  該時期，經濟界、政界均積極參與並主導著教育行政，而以日教組為代表的民間教育力量卻逐漸分化、衰弱。

  一是經濟界對教育行政的干預。1985年3月，經濟界的教育政策調查研究機構——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被稱為「財界教育改革委員會」）發表了教育改革建議報告《面向21世紀思考教育》，提出了經濟界關於全面改革教育制度的要求。經濟界還通過參加政府的教育政策審議機構——臨時教育審議會，使其要求反映到教育政策中。例如，臨教審會長岡本道雄（原京都大學校長）、代理會長石川忠雄（慶應大學校長）均為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綜合委員，並參與制定了該協議會上述報告《面向21世紀思考教育》。臨教審的25名委員、20名專門委員中，7人是經濟調查協議會「面向21世紀思考教育」專門調查委員會成員，另外還有財界7人。[231]可以說，臨教審制定的教育國策是經濟界主導的，它反映了經濟界對教育的根本要求。教育行政與經濟界結合遂產生腐敗，在1988年被揭露的日本戰後最大的政治資金醜聞——「利庫路特案」中，原文部次官高石邦男、原文部大臣森喜朗等教育行政官員涉嫌該案，1989年3月，高石邦男被捕，同年4月，文部省因利庫路特案而更換官房長官、終身學習局局長、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長。

  90年代後期，教育開始被納入經濟改革、財政改革中。日本內閣會議於1996年12月制定了《經濟結構變革與創造項目》、1997年5月制定了《經濟結構變革與創造行動計劃》，開始推行經濟結構改革，其中與教育有關的部分是要求改革大學教育，促進學術研究，通過培養人才與完善研究開發環境來創造新產業，從而促進經濟結構改革。[232] 199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又制定了財政改革方案《關於推進財政結構改革》，其中與教育有關的是對文教預算的改革，計劃由教育受益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三方共同負擔費用，教育經費的改革範圍涉及義務教育、國立學校、私立學校等方面。[233]

  二是教育改革成為政治及行政改革的重要一環。一方面，教育受到日本首相的高度重視。1983年12月，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鹿兒島發表演說時，提出了包括學制改革的《教育改革的七大構想》，進而於1984年2月的第101次通常國會上，將「教育改革」列為政府的三大改革之一（第一是行政改革，第二是財政改革）[234]，在1985年1月的第102次通常國會上提出：「我相信，教育改革的實現，在處於歷史轉折的今天，是重要的政治使命。」[235] 1997年1月，橋本龍太郎內閣將教育改革列為「六大改革」之一（前五項改革為行政改革、金融改革、經濟結構改革、財政結構改革、社會保障改革）。

  90年代末，教育也成為行政改革的一環。日本政府1997年3月修改的《規制緩和推進計劃》（1995年3月內閣會議制定）中，在原有的10個領域之外首次單獨列出了教育領域，具體的教育規制緩和項目包括放寬學校選擇、放寬初中畢業程度認定考試報考資格、放寬對課程編制的限制、擴大高中階段校外活動的學分認定、促進錄用社會人教師、高等教育運用多媒體、明確大學的占地面積標準等。[236]教育領域的「規制緩和」，即要改變「行政官廳與學校間的各種制度關係」。[237]

  三是民間教育力量的分裂與削弱。「日教組」作為民間最大的教師組織，在日本戰後的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該時期，「日教組」主要通過研究制定教育政策、組織遊行集會等方式，反抗日本政府改變戰後初期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的各項措施。例如，日教組先後設立了第2次教育制度研究委員會（1981.12）、「教育改革研究委員會」（1985.2），提出了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報告《現代日本的教育改革》（1983.7）、《如何改革日本的教育》（1987.6），提出了與日本政府的改革方案相反的教育改革建議。此外，日教組1984年6月在東京明治公園召開「反對『教育臨調』、將教育置於國民手中的中央集會」（5萬人參加），1988年5月組織了反對臨教審相關6法案的29分鐘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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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日教組開始分裂並發生轉變。1986年9月，日教組主流派（社會黨派系）與非主流派（共產黨派系）圍繞著下屆委員長的人選問題而鬥爭激化，非主流派1989年11月另成立「全日本教職員工會協議會」，日教組分裂。分裂後的「日教組」改變了原活動方針與立場，在1990年6月的定期大會上，將原來的「反對、粉碎、阻止」路線，改為「參與、建議、改革」口號，1992年刪除了其章程中「罷工行為」的表述。1995年4月，日教組的「21世紀構想委員會」最終報告中提出，要和「文部省、教育委員會共同作為社會性夥伴發揮作用。」[238] 1995年定期大會後，日教組與財界四團體共同主辦「思考21世紀的社會與教育」等教育改革論壇。1997年3月7日，日教組正式取得法人資格，由戰後一貫反對政府教育政策的民間團體，轉變為附和政府及財界教育政策的「合法」組織。

  原日教組非主流派1989年11月成立「全日本教職員工會協議會」後，1991年3月成立新的教師工會組織——全日本教職員工會（簡稱「全教」），該組織在31個縣設有支部，於1991年4月1日正式開展活動。「全教」秉承了日教組原來反對政府教育政策的宗旨，成為民間與文部省對抗的最大組織。「全教」1997年6月召開的第11次定期大會上仍然寫著：反對不要教育和福利、犧牲勞動者和國民、為大企業服務、追隨美國的「一切由執政黨決定」的政治；為紀念憲法公布50周年，「不再把學生送上戰場」，反對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撤銷軍事基地，廢除安全條約，等等。[239] 90年代末期，「全教」通過靜坐、遊行等方式，反對政府「削減教育預算」、篡改教科書、修改《教育基本法》等。

  經濟界、政界對教育行政干預程度的加強，以及民間教育界反對力量的削弱，都導致日本教育日益向著經濟界、政界所要求的方向發展。